从感性对象到感性活动

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批判的主要是费尔巴哈哲学。如果说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在这里，马克思则认为，不仅鲍威尔等人没有脱离黑格尔哲学的基地，就连费尔巴哈也仍然停留在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甚至没有吸收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性成果，这是其走向实践人道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源泉。为什么费尔巴哈所提供的自然和人的原则竟没有产生预期结果呢？马克思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和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一样，局限于对自然界的直观而缺乏能动的原则。被费尔巴哈当作出发点的人，仅仅是一种具有抽象的理性和欲望而又为宗教感情所笼罩的人，这种人一被放进历史，他的局限性就立刻暴露出来了。如果说，在自然领域中，千百年来人们似乎还察觉不出多少明显的变化，一切好像都在按照既定的方式重复出现着，而在历史领域则不同了。在这里，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表现为产生、发展与灭亡。这就要求对社会历史进行现实的能动的考察。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都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同自然界的运动发展等量齐观，仿佛它们都只能在直观中被给予、被把握。既然费尔巴哈从自己的哲学前提中排除了能动原则，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必然是个未知的领域。所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说，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那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它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和直观唯物主义一样，唯心主义同样不理解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

黑格尔是第一个自觉表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的人，但是他所描述的不是现实的人类历史，而是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历史，是思辨哲学家想像中的历史。他在《历史哲学》中坦率地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黑格尔把世界转变为一种逻辑过程，在他看来，绝对精神是实体又是主体，它自我设定、自我异化、自我综合，所以那能动的方面既不属于现实的自然界，也不属于现实的人，而是属于抽象的绝对精神，它扮演着历史创造者的角色。而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中，通过颠倒原则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也抛弃了从事物自身出发的能动性原则。他从直观角度理解的人，有时是个体的、经验的、当下的人，有时又是超验的“类存在”、“类本质”。这样，他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必然会违背自己的唯物主义前提，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要克服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当然不是要重新肯定脱离人类的抽象精神和思维的能动性，而是要把能动的原则归之于物质的自然界和人，这在历史领域中体现为人的实践，即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和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一样，只是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有别于思维的存在，有别于主体的客体，即当作直观的对象来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对象来理解，不是从主体所加于客体的作用以及两者的辩证转化来理解。这就是说，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主体的能动作用被忽视了。费尔巴哈也讲实践，但他所讲的实践或是指消费的实践（他常援引这种实践来证明感性客体的存在），或者是指一种卑污的商贩式的活动。因此他推崇理论而贬低实践，把实践看成是主观的、为私利所玷污的“直观”，因为在这种直观中，人完全以自私的态度来对待事物，而并非是在自身之中得到理论上的满足的直观，在这里，人并不把对象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与此相反，理论的直观却是充满喜悦的、在自身之中得到满足的、快乐的直观。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完全不了解实践的革命批判活动的意义，他不懂得，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并不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生产活动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相承的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人都在前一代人所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改变和发展着他们的生产和交往方式，并且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同时也就改变着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秘密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自然科学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 (12)

因此重要的不是把感性的人作为对象，而是对这个感性对象进行辩证的、动态的社会历史分析，追溯他的生成与发展的过程。这个辩证的、历史性的视角才是对直观唯物主义的根本改造。人的形成过程不是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异化过程，而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人的活动中进行的，因此对人的考察就不能单单把人当作感性对象，而是要把他当作感性活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 (13) 这个转换不只是视角的转换，而是根本的哲学方法论的转换。费尔巴哈只从感性对象出发，说明他仍然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上，而马克思则从感性活动出发，追溯人和世界的历史性生成，这意味着对“给定性”的破除，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永恒神话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也是从生存论角度对人的存在进行追问，但他并不像存在主义者那样，从人的根本情绪出发去描述人的孤独而绝望的生存状态，而是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探讨人的现实而非臆造的实际生活过程，揭示这种实际生活过程的起源和历史地形成的现实本质。马克思对人的追问不是旨在追求一种永恒的人之本质，也不是为了探求人的精神的根本归属，而是专注于对社会生活的具体的历史考察，以期从根本上改造现存社会。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不是联结单个人的抽象物，而是在特定社会中历史地形成的人的现实规定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关于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离开实践的观点是不能解决的。一旦站在实践的立场上，这些问题就都成为一目了然的了。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用鲍威尔的话说就是“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就是人和环境的二律背反。在哲学家眼里，自然和历史好像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像人们面前出现的不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好像只有把人和自然都变成精神的实体之后，才能在思辨的想像之中把它们统一起来，“然而如果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14) 。

由于费尔巴哈对感性现实只是从直观的即不同于主体的单纯客体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方面去理解，他只看到自然界（客体）对人的制约性，看不到自然界也正是由人的活动来改造和改变的，因此，他的哲学便只能局限于“直观世界”、“解释世界”，可是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哲学的基础必须实现从感性对象到感性实践的转换，这是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