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步的抽象理解和辩证理解

有人试图单纯从数量的扩张上来理解历史进步，例如马尔科维奇认为：“进步不过是创造一种广泛的可能性，不过是增进人的自由。” (1) 他认为进步是不能在合理性的意义上被估价的。他的证据在于道德的退步和艺术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以可能性的数量为标准的进步指向却显得很可疑，它很难与空洞的形式自由主义观点划清界限。

所谓历史进步必须是一种实质性的进步。对这种实质性进步的说明是不能离开历史辩证法的运用的。对于历史进步的说明，立即就会涉及到评价问题，即具有什么特征的历史事件可以被合理地称为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但在评价问题上，在现代哲学的范围内，有一个带有倾向性的矛盾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符号的支配功能与对历史的进步性评价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说，用什么来描述我们所向往的历史进步呢？对这种矛盾的描述在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中都十分普遍。这个矛盾简单说来是这样的：我们以为一种反抗或一种历史行动是进步的，但是有时这种反抗恰恰不是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种新的异化；有时这种历史行动恰恰也不是真正的进步，而是一种与现存社会的同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所提出的“黑即是美”这样一种口号，实际上正反映了黑人对这种基本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认同，这样一种直接的反抗往往不能实现真实的历史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必须强调中介概念，这些人对于解决矛盾还抱有乐观的态度；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却因此抹煞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并进一步取消为解决这种矛盾所作的现实努力的权力，他们对能否建立起从符号到本质的辩证道路失去了信心。

评价手段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反差现象是必须加以反思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历史辩证法评价历史行为的能力。特别是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是沟通文化或符号与历史现实的惟一马克思主义的途径。

反对符号统治与反对历史目的论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虽然所有历史目的论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文化的或符号的统治，但是，反对符号统治却不能升级为对所有以客观规律为依据的严肃的科学研究的否定。一种符号即使有着某种意识形态的特征，规律却仍可以在这种意识形态背后得以科学地确立起来。规律本身并不自在地就是为统治服务的。如果把所有规律性的认识都看成是意识形态，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无法成为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目的论的批判是不能被化简为对符号统治的批判的。它实际上包含着更深的历史内涵。这种历史内涵就在于，废除历史目的论之后生成的是历史过程论，而不是从文化或符号中退回到“身体现象学”中来，就像布迪厄这个社会学家所做的那样。他通过其习惯与场域概念退回到了以身体为基础的“实践感的模糊逻辑” (2) 。反对历史目的论并不是要在所有的概念中抽去一切实在的内容，只是在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发生关系时才把这种内容还给概念。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正是历史目的论的意识形态特征。经过这种批判，概念并不是变得空洞了，而是变得实在了，不仅在具体、特殊的环境中是这样，而且在普遍的意义上也变得更具体更充实了。这同样是马克思所讲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的意义。

因此，对历史进步必须作一种辩证理解，这种辩证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就是坚持实质性的历史进步。这种进步是通过一定的历史中介来完成的。现实地来讲，这种中介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存在及其对这种经济存在的反抗。这种反抗不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所困扰，它不是反对某种抽象的历史目的，而是真实地反对他自身所遭受到的经济剥削。正是在这种反抗过程中，他们把握了评价历史进步的科学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