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一种符号幻觉

在现代，研究历史的意义与规律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从语言学发端的结构主义的相关观点的。结构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最重要的观点就在于，他们认为意义只存在于一定符号结构的形式关系之中。这种结构关系是形成一切意义的基础，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即它并不是对客观存在的物的规律的反映，而是自在地存在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就是强调脱离“所指”的“能指”，“把能指和它所指的东西分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有能指互相组织的地方才谈得上有结构” (19) 。结构主义者们正是借助于语言结构系统的这种指意特征，将意义及与意义相关的一切文化内涵消解在一种任意组合的符号系统中。所指或客观存在的东西（包括客观的历史过程）都成了一堆无意义的材料。詹姆逊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他说：“最好把结构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上的形式主义，是现代哲学中无处不在的那种脱离具体内容、脱离各种能指理论的普遍趋势的极点。” (20) 这就造成了结构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根本的缺陷：它有“某种近乎不可思议的任意性，因为否定任何特定的内容等于可以滥用任何方法” (21) 。

结构主义者们对结构方法的这种过分关注在认识论上的动机原是为了反对一种形而上的观察方法，这种观察方法（主要指历史比较语言学）把观察者看成是外在于一定社会历史关系的直观的观察者。直观的观察方法从不对自身的立场作任何考察，而只是从某种既定的逻辑顺序对历史关系作因果性的安排。结构主义反过来要求对观察者的立论根据进行考察和研究，要求指出观察者在作出结论时所接受的前提的结构关系，即对观察者与被观察物之间的关系从结构上作出说明。这种要求原本并不过分，过分的地方在于他们为了这种方法论上的要求而彻底放弃了对内容本身的关注。这样规律就不再是用来表示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术语而成了应被结构模式加以消解的一种形而上的实体对象，而意义也就彻底丧失了与客观规律的任何固有的联系，甚至固有的联系这种提法本身也被看成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形而上观点的体现。这样，内容或规律就成了一个应被悬置起来（或用括号括起来）的一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

显然，这可以看作是康德主义的某种复活，因为这种形式主义观点同样对客观历史作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化解。詹姆逊指出，在结构主义者们看来，“真正的历史是我们头脑外的一种不可直接获得的‘事物自身’，时间成为一种不可知的东西” (22) 。这样，历史就成了一种概念，一种在语言的形式中加以表达的东西。有了这个前提，结构主义者们便可以从共时结构中推论出历时性来了。因此，在阿尔都塞那里，历史观就成了一种思维方法，成了一种“时间的时间”，“它必须由我们从生产本身的结构中构建出来” (23) 。结构主义者的原意是为了反对形而上地脱离人的作为实体而存在的历史或历史规律，但是，最终他们却把历史弄成了一种彻底与人相分离的东西，留下的只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假设或认识模式。

詹姆逊指出，这也导致了对传统真理观的消解：“思想活动如果最终不是跟实物或实际的指涉物相联系，而是和调整所指以适应能指相联系的话（索绪尔提出的符号这一概念本身就暗含了这一倾向），那么‘真理’的传统观念就变得过时了。” (24) 产生这种疑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符号系统或意义系统与对象之间的真实关系能否被把握这一点失去了信心，这在理论上表现为他们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失去了信心。“如果主体是一个与人无关的系统或者是语言结构的一个功能的话，那么这个主体提出的各种自觉的问题和哲学上的答案也都因此而贬值。特别要指出的是结构主义意味着彻底否定笛卡尔和萨特的我思的各种意义。” (25) 对传统真理观的消解是与其必然导致的一种相对历史主义的结局一致的：“对共时性的肯定便化成落入相对历史主义的痛苦，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种模式理论不瓦解它立足的那些前提是不可能把自己当作一种模式的。” (26)

如果严格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待这里的问题，那么所表明的正是理论家们对现代社会错综复杂关系的一种困惑。就方法论而言，这种困惑在存在主义那里表现为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他们以阐明一种“效果历史”为满足；而在结构主义这里则表现为对“能指”的强调和对所指的消解，“我们之所以能够谈论所指，要么是因为它仍然带有被能指组织在一起的痕迹，要么是分析者本人把它暂时组织到了一个新的符号系统中，为的是让我们看到它” (27) 。人被越来越深地组织到了这个社会关系体系中去了，他的所有对象都不再是自在地存在着的，它们都已被社会和历史深刻地改变过了。因此，结构主义的这种倾向可以说是对社会关系的复杂状况从反面所作的一种精彩说明。用詹姆逊的话说，这就是一种误解，是“对初见端倪的生活的集体性的一种误解”，这种集体性来自于“大生产化的商业网早已存在的集体结构”。 (28) 在现代先进国家中，“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而各种各样的信息却达到了饱和的程度；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商品网络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在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方法和把我们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场有规律的、虚妄的噩梦之间存在着非常和谐的关系” (29) 。用马克思的话说，这里仍然是一种被颠倒了的虚幻的东西，即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克服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