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存在的历史性与结构性

根据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系统，马克思得出两个重要的认识论结论。第一，“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 (47) 。相反，“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48) 第二，“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49)

显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现时存在和系统结构，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因为它是先前历史发展的总结、总计，在解剖学上具有对“过去”的显现、引导功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瞬间都曾经是“现在”，都存在一个“结构”，但是否每一个“现在”、“结构”都具有这种优先性和导引功能呢？马克思没有明确的答案，但阿尔都塞却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阿尔都塞认为，如果说黑格尔主义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种历史主义，毋宁说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 (50) ，因为对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来说，历史的发展就意味着存在一个终点，只有在作为终点的绝对知识这样一个具有优先性的“现在”中，总体性才能够变得清楚可见。相反，在马克思的“绝对的历史主义”中，历史没有终点，它总是向着未来敞开；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现在”都是同质的，从它们的共时性结构中都可以获得对历史的科学认识。这就是阿尔杜塞的与“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一样著名的“理论的反历史主义”。

作为一个较早地被介绍到国内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人们实际上对阿尔杜塞的思想误解颇多。他反对理论的历史主义，是因为他意识到历史主义将可能导致理论的人道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类似黑格尔主义的历史主义，那么，历史就会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要么是无人身的主体即理念的自我实现，要么就是人自身的实现，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被伦理化了。因此，他在坚决反对说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同时又认为，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的思想。阿尔杜塞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历史主义，准确地讲，他对马克思的理解接近于一种社会结构转变的思想，而把历史理解为社会结构合规律地转变的历史，不过在方法论上，共时性被赋予了高于历时性的优先地位。这样，他就从一个新的视角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进行了一次追问：当马克思要求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棱镜中去透视资产阶级社会赖以产生的历史时，历史唯物主义是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主义原则？

阿尔杜塞的观点受到法兰克福学派施密特的坚决抵制。 (51)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首先不是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确切地说，他是从它的已生成的结构的观点，即从已达到的“纯粹的和一般的价值存在”的观点出发来研究的，因此，资本的历史与资本的结构对于马克思的研究并不具有相同的意义。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所由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对资本产生的决定作用，但是他同时认为，已经被他彻底研究过的、充分发展的资本的一切前提条件只是“资本生成”的前提条件，它们在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已消失了。它们“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 (52) 。马克思是在严格的演绎意义上而不是在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论及资本的体系，因为体系所展示的资本的这种形式再生产它自己的存在条件，这种条件不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那些先于它的各种结构形式已处于体系的彼岸，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 (53) 。

我们知道，在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中，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其所设定的绝对理念的实现、历史发展的终结，因此它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虽然马克思根本否定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但他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也充分认识到，作为“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资产阶级社会无疑是私有财产制度发展的最后一个社会形式。只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才认为，不论是正确地理解过去，还是科学地展望未来，都依赖于“对现代的正确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对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批判分析，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 (54) 。丰富多彩、发音清晰的系统是规定系统的历史能借此显示出来的基础，而不是相反。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被理解。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理解先于它的一些社会生活形式的“钥匙”。这就是说，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标志着一个制高点。一旦呈现为一个功能系统，它在理论上可用作为解释其过去以及未来发展的一条原则，并因此也可确切地解释潜藏在其系统性之下的那些推动力” (55) 。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建构是充分地以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唯物主义改造为基础的。但遗憾的是，对于这种改造或马克思自己说的唯物主义“颠倒”，施密特并没能提供出什么新东西。我们以为，这种“颠倒”首先表现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实体论（历史目的论）思维方式的扬弃。马克思在1845年前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已经看到：人类历史中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本质不是物质实体性的生产要素，而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由生产关系所制约的社会历史实践。因此，历史的发展决不是什么绝对精神或人的不变本性的异化及其回归，而只是人类实践功能度的扩大和生产关系与之相对应地向世界性关系的发展；生产和交换以及由它所决定的交往关系的扩大和结构性转换在时间中的投影就表现为“历史”；历史没有最终的目的或终点，始终向着未来开放。只有当历史摆脱了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幻想，实现了经济力量的赤裸裸的统治，即进入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即“历史科学”才真正成为可能。其次，“颠倒”表现为对绝对精神及其统治的真相的揭示：由于交换价值的物化和实体化，由于资本作为统治一切的社会权力表现为抽象对人的统治，因此哲学家们就误以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受抽象观念的统治。这一切在黑格尔哲学中就变成“绝对精神的自我建构及其统治”。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幻想，唯物主义地再现了资本的形成历史及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