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要求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生活，其方法论前提是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其现实基础和理论源泉则是人类历史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实践。因此，在从“解释”世界进而走向“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是构造体系的工具而是实际地研究和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对抗的指南。
正是在实践立场上，我们会理性地看到，由于任何一种既定的理论体系都只能是对现实社会历史进程的“事后”反映，而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则总是遇到前人所未曾经历的新事物，因此遵循实践的要求也必定是对既定理论的突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必定是一切凝固和僵化教条的对立物。
事实上，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切旧哲学，当它们用概念构造出的“真理体系”画出“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的时候，它们也就将历史本身视为“概念的自身运动”，从而历史变成了抽象的公式，人变成了意识的符号。正由于这样的原因，马克思总是谨慎地把自己的研究同“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明确地区分开来。他告诫人们，如果把他关于西欧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一般结论当作某种“历史哲学”而套用到西欧以外的地区，这与其说给了他过多的荣誉，不如说给了他过多的侮辱。
当然，从系统性的角度看，马克思哲学并非不可以归纳出一个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试图为建立这种体系作过一定的努力，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意图，而把他所获得的新观点、新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中去。在以后的二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马克思一直致力于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解剖，并最终发现：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历史考察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完整再现了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在《资本论》这部旷世杰作中，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从理论上作出了详尽无遗的描述，形成了一个系统严整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体现为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对这一方法的自觉阐发，首先是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这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而写的《哲学的贫困》的提纲。接受了黑格尔思辨方法影响的蒲鲁东，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生硬地以黑格尔的神秘理性为前提，把反映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经济范畴变成了神秘理性的先验结构（范畴体系）。针对经济学研究中的这种黑格尔主义残余，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53)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一定的”，其含义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看作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这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征，它打碎了一切形而上学永恒性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现实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反而是虚假的，只有那永恒不变的概念和规律才是真实的东西。这种理论的着眼点就像蒲鲁东的哲学一样，虽然意在批判现存社会秩序，而最终还是落入了现实的怀抱，再也不能挣脱出来。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历史地、暂时地存在着的，或迟或早都将走向灭亡，都将受到批判与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永恒地存在着的，而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为此，我们应当以一种现实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它，任何非历史的理解都是必须抛弃的。
社会生活的暂时性、历史性，源于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 (54)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生活的矛盾只能通过现实历史的发展和由此准备起来的一定社会力量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解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后期著作的中心课题。马克思的分析便是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入手，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必然性与必要性的。这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首要的已不是对它进行外在的价值批判，而是对包含在这个制度自身中的内在矛盾进行深入的揭示和全方位的研究，意在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由于其自身中的矛盾的不断发展而必然地要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可见，任何彻底的唯物主义必然是彻底的辩证法。彻底的唯物主义并不是要无批判地肯定历史中某种不变的事实，而是要运用辩证的历史主义的考察方法真实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矛盾，从一定的有时限的具体现实出发，通过发现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而达到对现实社会矛盾的科学认识和有效解决途径的真正把握。同样，彻底的辩证法也必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只有坚持历史运动的辩证性，才能引出最深刻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拉布里奥拉说得对：“对社会的真正批判是社会本身。社会由于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在本身内部就产生矛盾，然后通过向新的形式过渡来克服矛盾。这个矛盾注定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不管无产阶级本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正像他们的贫困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生存的明显的条件一样，无产阶级本身和他们的贫困则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过渡中，即从主观思想的批判（这是从外部考察事物并以为批判本身能够对事物进行纠正的批判）到对自我批判（这是社会在本身的内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进行的）理解的过渡中，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唯物主义者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吸取的历史辩证法。” (55) 这种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具体表现。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普及和通俗化的需要，人们往往只通过教科书体系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内容逐步凝固为一种教条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对马克思个别结论的照搬照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深刻内涵和实际意义却在实践中被逐渐遗忘。但是，在今天，当人们普遍地质疑旧教科书的时候，却又企图用一种教条体系来代替另一种教条体系，大肆兜售早已过时的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残余观念，陷入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用一种意识反对另一种意识的怪圈。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在终极真理体系的意义上称黑格尔哲学为体系哲学。黑格尔虽然批评了“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但他自己也把他的哲学称为近代乃至全部哲学发展的“顶点”。事实上，在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方面，它与“形而上学”、“批判哲学”以及提倡“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的学说并无二致。黑格尔基本沿袭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分类标准来建立自己的哲学全书体系，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差异主要体现为思想方法即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方法的对立，这种对立只不过是：源于“客观思想”自身发展的辩证的有机的理性范畴取代了“从外面拾取而来的”主观的知性概念，成为体系发生、发展的尺度和动力。这就是说，按照恩格斯的提示，除了黑格尔哲学之外，体系哲学起码还包括“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研究一下整个西方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以知性的体系哲学为出发点，整个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经过“经验主义”和“批判哲学”、“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哲学，最终在黑格尔理性的体系哲学中完成了。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的基本构成。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体系哲学的关系问题就此转化为它和全部旧哲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是针对全部旧哲学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体系哲学的，这样说并不过分。
现实地看，在特定的时代水平下，任何一种体系哲学的问题都不在于它的表面结论；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看，它们都可能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问题是任何体系哲学一旦越出了理论地思考世界的范围，它就在实践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马克思早就指出了以解释世界为己任的旧哲学的保守性和辩护性。因此，若从体系哲学的自身圆满的角度来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背离了它的实践本性的。
从根本上说，我们对旧教科书体系的反思旨在恢复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方法，把它作为研究的指南，而不是要指出和补充它在体系上的缺陷或不完整性，重新建构一种让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完整体系”。有人把旧教科书体系简单地指认为斯大林体系，这是不准确的。我们如果仅仅从斯大林身上去寻找旧哲学解释框架的教条主义根源，这是远远不够的。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固然具有教条主义的一面，但那些这样那样地“重新改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诠释者们，却一古脑儿把马克思的正确结论一并抛弃，或者，从被马克思当作过时东西的旧哲学残余拾取片言只语来建构所谓最新的哲学体系，这是一种更恶劣的教条主义。在目前的研究中，一些人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试图把它理解为一种自满自足的抽象理论，整合出诸如“人学”、“实践哲学”、“交往哲学”等完整体系。
由于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些学者也紧紧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他所摒弃的抽象人道主义。然而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做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被证明是不足取的。从理论方面说，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和阿多尔诺已从不同方面证明了，以人学为主导本质来解释马克思是向前马克思主义的旧哲学的一种倒退。阿多尔诺指出，体系正是资产阶级启蒙以来的理性神话，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从实践方面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融入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潮，终于酿成了90年代的社会巨变。特别是在所谓马克思主义名义下嫁接出来的人道主义哲学体系，直接影响了80年代后期苏联东欧改革的性质，产生了戈尔巴乔夫胎死腹中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因此，在今天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上述事件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我们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的意义，在“改造世界”的前提下，拒绝把它变成独立于历史之外的“理性工具”和“概念体系”。
也许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从体系出发，怎么能清晰、明白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虽然具有表面的合理性，但细细推敲却是有问题的。因为，体系的观点不能回避这样的困境：如果仅仅根据马克思的文本结论决不能回答当前的问题，而如果不从“本本”出发，“新”的体系的架构又会缺乏文本的根据，因而无法使多数人认同。如果只从当代凸显出来的问题依据所谓时代精神（流行社会思潮）来构造体系，结果就会像目前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把本不属于马克思的东西强加在他的头上，这和我们所批判的教科书体系相比，不是又等而下之了吗？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不是不变的体系而是活的方法，所以萨特所说的“马克思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地平线”才是准确的。这也意味着，真正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每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它的最后解决，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方法论，其目标在于为这些现实的研究提供指南，而不是构造自满自足的概念体系。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2) 卢卡奇对这一点进行了集中的批评。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之“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7页。
(7)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3页。
(9)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7页。
(10) 同上书上卷，第169页。
(11)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3页。
(12) 同上书，第1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5页。
(14) 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页。
(16)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7—37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22) 同上书第1卷，第73页。
(23) 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24) 参见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25) 由于本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因此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逻辑分析不是重点。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双重逻辑及其复杂变化，参见孙伯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2页。
(27) 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1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29)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22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76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4—245页。
(32) 事实上，经济学的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出发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他并没有真正理解斯密特别是李嘉图经济学的社会历史意义。在今天，我们也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最后形成恰恰是在完成劳动价值论之后的事情。这也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经济过程而以一个抽象的逻辑体系存在的。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1页。
(34) 同上书第1卷，第29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页。
(37) 同上书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7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注②。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0页注①。
(41) 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151页。
(42) 同上书第55卷，第157页。
(43) 参见同上书第55卷，第181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
(45)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4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7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50) 马尔科维奇等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郑一明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7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54) 同上书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55)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满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