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中介性作用

所谓实践的中介性作用，主要是强调了历史辩证法的认识论不同于实证主义或旧唯物主义的直观、静止的认识论。萨特在这一问题上也有着自己的见解。

萨特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坚持存在主义的目的，在理论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愿望：使实践成为感知（认识）的中介。他反对直接性的感知，而要求一种间接的感知。“这种感知是间接的，因为它是人类学的所有概念——不管它们是怎样的——的前提，同时又不是概念的客体。” (15) 这种感知所以是一种间接的认识，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在具体实践中发生的、以整体为指向的超越性的理解行为。这种理解行为，不是一种以直接对象为客体（自然的或概念的客体）的认识行为，而是以整体化为目标的理解活动，在萨特看来，这就是实践本身。因此，他反对理智化的直接认识，而强调必须经过实践的辩证中介。因此他认为：“辩证法不会成为概念的客体，因为它的运动产生并分解一切概念，它只有在存在的基础上才能作为历史和历史理性出现，因为辩证法自身是实践的发展，而实践如没有需要、超验性和计划，在自身中是无法理解的。” (16)

萨特认为，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一种“实践贫血”现象。要恢复历史辩证法的真正的人类学意义就必须克服这种实践贫血现象，在对具体实践的理解中再现历史辩证法的人类学含义。然而，萨特虽然也把实践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来看待，强调实践的中介作用，强调“实践的概念和辩证法的概念不可分隔地联系在一起，同对感知的理智主义观点相矛盾” (17) ，但他对实践的理解却主要是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完成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生存的意识形态”。

萨特明确说道：“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作为历史的和结构的人类学，就是研究人本身，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对人类的理解是不可分离的。” (18) 而马克思所揭示出的物质的实践结构所起的作用，对他来说只是对生存本身的一种理解方式，或者说只是为这种理解提供了一个背景。现存的实践结构及其异化特征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背景，而不是决定人的生存状况的关键和基础。因此，他说：“它（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引者）也想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出发把人定位在他的阶级之中和他同其他阶级的对立的冲突之中。但是，它想从生存即理解出发来尝试这种‘情景’；它由提问者变成被提问者和问题；它不是像把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对立起来那样，把个人的非理性特殊性和普通性的感知对立起来。但是，它想要在感知之中和在概念的普遍性之中重新引入人类命运的不可超越的特殊性。” (19) 诸如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种物质的实践结构，只是一种“具体的、个人的生存”的背景而已，通过真正的即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实践，所要达到的仍然是生存，但却是一种“与理解同义的生存”。可见，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主旨是要置人的生存的社会历史“背景”于不顾，只求达到在现存制度下“与理解同义的生存”。这与他早期对“自为”的强调是相通的。所谓“自为”也就是对生存的一种理解和选择。因此，对于他来说，强调的就不是实践的社会制度背景和客观物质结构，而是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他把实践在历史辩证法中的中介作用看成是联结人的生存的真实普遍的先验意义与具体个人的生存状况的一个方便渠道。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实践的特殊性与概念的普遍性之间的中介关系虽然对于说明历史辩证法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它却不能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真实的情形是，历史辩证法的基础只能存在于实践的客观物质结构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它的主观结构即体验之中。萨特的主观主义错误是他采用现象学方法所必然带来的结果。

实践的中介作用仅仅在于：它是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个体与类发生联系的现实途径。正是通过实践（生产和交换）才使人超越自身，达到与社会、历史以及日益走向整体化的人类之间的联系，从而使人不是离群索居，而是生存于现实的社会历史关系之中。但是，这种超越本身却不是基于任何先验的设定，不是实践本身先验地具有某种超越性，更不能仅仅就超越本身来引申出任何关于意义或价值的结论。要说明实践的这种革命变革的意义和价值，还必须回到对实践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基础作用的分析中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得出主观主义的结论。

这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谈论历史辩证法是否有权要求辩证理性的先验性。 (20) 我们的意见是，这种要求对于历史辩证法来说是非法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所摒弃的正是这种先验性。

马克思对实践中介作用的强调是与对社会的整体分析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本身具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内涵。在这一点上，卢卡奇远比萨特高明。卢卡奇指出：“那些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意识到这种直接性，使赤裸的直接现实性对两个阶级说来能成为真正的客观现实性的特殊中介范畴，由于这两个阶级在‘同样的’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必然是根本不同的。” (21) 对这种中介性的说明正是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确定。要把握这种中介性，正像卢卡奇指出的那样，必须要以对这个社会总体的认识为前提。只有以这个社会总体为基础，才能认识各种特殊中介。历史中的个别变化，正是以这个社会总体变化为前提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历史起源时就这样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22) 马克思首先认为，奴隶和农奴向雇佣工人的转化，不是一种直接的转化，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要完成这一转化就必须经过一定的中介，这个中介便是在实践中发生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只有在“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时，劳动者才转化为无产者。 (23)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辩证的特征，因为这种发展并非如在现象表面上所直观到的那样是线性的、直接的，而是互动的、曲折的，是经过一定的中介环节完成的。但这个作为中介的实践决不是指单个人的实践，而是社会地联结在一起的综合的实践，在历史上发生的生产方式的变更是这种综合的社会实践发展的结果。

因此，实践对历史的辩证发展的中介性作用必须通过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动态分析才得以澄明。不能对中介本身抱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幻想，也不能仅仅从实践的主观结构出发来说明这个中介。辩证法是在历史运动中体现其力量的，但这种运动只能是社会实践的现实发展，而不能是从抽象人类学意义上所设想出来的主体的“理解”或“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