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意识的最切近的现实基础
在对物质生产的诸多方面作了考察之后，我们再回到意识问题上来，这一考察顺序首先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制定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及社会关系的生产——引者）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 (19)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 (20) 。接着，他马上补充说，不是从头脑中产生思维和意识，而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影像，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影像的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所限制。恩格斯在这里道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主体的现实规定性：意识的主体是现实生活中历史的、具体的人。
随着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进步，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确定，意识与思维是人脑的机能：人们对现实存在的各种感觉通过人脑中先前经由实践的中介积淀而成的认知和意识结构而产生新的意识与思维。应该加以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主体和主体感觉是现实历史中的具体的个人及其意识：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 (21) 他们强调说：出发点只能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符合现实生活的观察方法应该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要具体地进一步分析意识主体的现实历史性必须弄清楚意识的实践基础性。无论从意识的最初起源上，还是意识产生的认知机制上，历史唯物主义都认为，实践是意识最切近的基础。列宁把人和人类历史的实践看成认识与客体的“交错点” (22) 。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像、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语言和意识都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精神从一开始就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马克思主义坚持一种科学的意识观，即由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所制约的人类独有的反映着现实历史内容的具体的意识，并不存在任何离开现实历史而与抽象物质相对立的抽象意识。这种意识观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新视野中，对意识分析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意识的最初形成和本质。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分析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后才提及了意识。这清楚说明了：意识不是历史的前提，也不能用意识来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最根本之点。从功能关系上说，也许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从因果关系上来说，意识不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任何时候，意识都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的，它在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中不能不处于从属的被制约的地位。马克思强调指出了意识对物质存在的直接依存性：“‘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 (23)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强调意识对物质的直接依存性，并没有先去讲意识对人脑的依存，而是首先抓住人与动物的不同质点即语言和意识的不可分离性：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意识对物质的直接依存表现在语言传递中。马克思还用一个边注标明人的意识也“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即人的意识对脑的依存性。语言意识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交往的迫切需要，意识只有通过语言并和语言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中实际地起作用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马克思的这段话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意识观的那种直观同一性。在费尔巴哈那里，意识仅仅是对外部对象的直接认知，他认为无论是感性意识还是理论思维都应当与外部对象保持直接的同一性，而实践的介入则会使这种纯粹直观遭到偏狭利益的玷污。然而，离开人和他人的交往以及他和他物的关系就不可能有意识，而任何这种关系都是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而存在的。正是这种奠基于实践之上的“关系”才构成人的不同于动物的意识内容。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 (24) 这是马克思关于意识本质的最重要的规定之一。初看起来，马克思似乎是借用了黑格尔的逻辑规定。在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中，关系常常有着一种过渡性中介的意义，它往往是两个概念在新的基础上的统一。而马克思在这里赋予了关系以明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 (25)
马克思认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来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与动物的区别包含着一种中介性关系，但这不是黑格尔的意识中介，也不是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而是具体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生产实践。这个实践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人们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正是这种生产既改变着他们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通过人的实践一齐折射到人们的意识中来，并通过语言而发挥其巨大的社会功能。据此马克思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 (26)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唯心主义抽象主体的能动性。马克思认为，意识不是对纯粹客体的直观反映，而是通过实践，即通过历史地形成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折射而实现的人对外部世界的能动的反映。意识的主体是“我”，但这个“我”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才能对他的周围世界即环境作出反映。这是马克思所持的意识观的核心。
马克思没有费尔巴哈那样把物质与意识僵硬地对立起来，而是紧紧地联系人的生产和社会实践来确定意识与人的现实生活的关系。从意识产生的机制看，“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 (27) 。人不是直观外部世界，而是通过实践来透视现实世界。这一点，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中，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关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之后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还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得以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够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在自然界中发生的运动；我们能够给这些运动预先规定方面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意识、思维是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已获得的认知结构（它是反复不断的实践在逻辑格式中的固定化）对现实事物及其联系的反映。因此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马克思得出的总的原则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28)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人的现实实践，如果人类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那么人类现今的自然环境、他周围的世界以及费尔巴哈的直观，以至人本身的存在都会面目全非，荡然无存。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曾专门界定说，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如果说实践是意识的源泉和本质，那么这里所说的实践决不是指离开现实物质基础的抽象主体活动。在马克思的哲学新视野中，实践从来就是指历史的、具体的人类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通常用表述人们实际生活过程的具体历史形式——物质生产方式或社会关系总和——来涵盖这一概念的内容。他们认为，只有从人类特有的“生产生活”的实际过程出发才能科学地确定人类意识的内容和结构。
马克思认为，正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的需要和进程，造成了意识这种人类生存中特有的主体认知现象。意识最初是物质生产活动中的特殊产物，它不是单纯的人脑组织的天然机能，而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制造和使用工具、设定劳动目的、选择劳动对象以及彼此进行交往的活动的“必然升华物”。意识不是自然进化过程的一般产物，而是由人类自身活动所引出的新的物质层系中的特有现象，包括人脑和人的感官在内的全部意识活动机制都不过是人的历史活动的产物。“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2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认定：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