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中的历史联系

无论我们怎样批判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们坚持了在社会发展中存在规律性联系的基本立场。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激烈抨击第二国际，反对经济决定论，但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倒社会规律的存在，而是这样那样地承认生产方式对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他们只不过要求恢复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这一过程中的合法地位罢了。与此相比，以波普尔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则完全否认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联系、客观规律的存在。

从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波普尔竭力否定历史中客观规律性的存在，认为规律性的历史联系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产物，因此，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历史知识并不是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反映，相反，“没有观点就没有历史”。这样，在波普尔看来，历史既没有客观的本质、线索和意义，也没有所谓“整体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和人类史。由此，他着重批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说：“‘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 (13) 历史决定论包括“反自然的历史主义”和“泛自然的历史主义”两种类型。虽然波普尔对这两种决定论的评价有一定的差异，但他认为它们都把历史神化了，以为人类历史包藏一个秘密计划，如果我们能够成功揭示这个计划，我们将掌握未来的钥匙。而在波普尔看来，人类历史的行程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知识的未来增长，因此我们也就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摒弃一种可以相当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科学的可能性；不可能有历史发展的任何理论可以构成历史预告的基础，历史主义方法的基本目的是一个错误的构想。也就是说，尽管历史发展有一定的趋势，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规律；尽管在特定条件下我们可以作出局部预测，但从逻辑上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波普尔由此得出结论：从柏拉图、黑格尔到马克思，都主张历史决定论的观点，相信可以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来预测未来，从而建立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革命，这会且已经给人类的历史进步带来灾难，应当用一种“渐进工程学”的方法，对社会进行逐步的改良。

在一定程度上，波普尔的评价是有针对性的。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把社会看作如同实际物体那样，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沿着一定的道路、按着一定的方向运动的这种想法，纯属集体主义的胡思乱想” (14) 。但是，这决不意味社会发展不存在客观的历史联系和规律。当波普尔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现代迷信，极力以社会改良取代革命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何以能历史地取得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经济规律何以能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已揭示的那样，“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也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垄断统治？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社会发展是否存在历史联系和规律，而在于这些联系和规律是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作用并获得实现的。马克思在19世纪的研究已经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客观的历史联系和规律，这一点已经由近一个多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所证明，尽管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遭到空前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正面临挑战和考验，但这一切世界历史性事件的发生却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所确认的基本历史规律的作用下出现的。这只是证明，任何对历史发展的预测和革命前景的期待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内在进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15)

规律就是必然性。我们通过认识必然、掌握规律，就能够获得定在中的自由。这一点是马克思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贯立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重点研究和发展了的不是能够普适于人类历史发展全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而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除了一般历史规律所具有的特征外，还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人相异在的异己性、主宰主体意志的纯经济的外在强制性、经济运动的盲目性和自身发展进程的破坏性，因此，他在转义的意义上称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为“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类似于自然规律那样发挥作用，但这并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鼓吹的那样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自身的矛盾运动必然会导致它的自我灭亡，而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之。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联合起来的个人将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运用已经掌握的社会发展规律，使之以符合人的方式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