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分流及其非理性的命运
海德格尔的这些方法表明了他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分流。他认为方法在现代科学中已异化了：“尤其是在现当代科学中，方法并不是一种为科学服务的单纯工具；毋宁说，方法倒是使科学为它服务。” (78) 与方法（主要指经验科学方法）的这种分流，使得海德格尔在为获得对语言本质的一种自明性的表述时，不得不选择了诗作为走向这种语言（存在论意义上的语言）的道路。这种选择也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却是他绕开宗教的惟一选择。因为，如果不采取宗教的信仰，那么对这种先于言说的语言的表述，剩下来的惟一的现世的选择只能是诗的直观洞察了。
但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方法由此却保留了一种通向非理性主义的道路，因为对大道的自言的倾听只能采取一种非理性的方法。这一点也表明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方法与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差别。
胡塞尔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与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分流。对于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者来说，经验是人对客体的一种不能论证的反映，却具有有效性。但对于胡塞尔来说，有效性是不够的，他要求绝对可靠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绝对的明晰性，这种明晰性不能通过心理学的论证来加以说明，他直接去研究意识本身的绝对有效的规律，即一种先天规律。这种先天规律又不同于康德的先验规律。这种规律是先天的，但却不像康德那样只是一种认识形式。它本身还直接就是内容。这种规律的运作就构成了意识的实在内容。这样，胡塞尔就把康德的本体论从他的哲学中赶了出去。
如此，这种有内容的先天规律，就既不同于实证主义者所认同的自然科学的规律，也不同于康德的纯粹作为认识的规律。这种规律从意识本身获得了说明，同时也说明了意识和作为意识对象的客体。因此在胡塞尔那里，人本主义的内涵就转变为对意识经验的一种先天论证。这种论证是把意识经验中的实在内容纳入到了意识本身中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胡塞尔是把认识论提高到了本体论之上了。对于他来说，本体的存在就其本身而言是无法得到说明的，它只有在意识之中才能得到说明。这样，胡塞尔的现象学也就仅仅是关于意识的科学。对于这门科学来说，没有在它之外的本体的存在。
胡塞尔的本意是要把非理性主义从人本主义哲学中驱逐出去，但他努力的结果在海德格尔那里却把意识或语言弄成了不可说明的东西。意识如何切中物自身的本质，是胡塞尔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拒绝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如果在这种相对主义中丢弃逻辑规律，那么，这种观点所运用的那些认识，所考虑的那些可能性还有意义吗？” (79) 认识论或理论理性批判必须严厉谴责关于认识本质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怀疑主义的理论。为此，胡塞尔提出要有一种特殊的哲学的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这种哲学态度和方法就是他的现象学。因此，他所要求的也就是一种“科学的人本主义哲学”。
胡塞尔的目的就是要提出一种新的“科学的”哲学方法。这一点正是胡塞尔区别于海德格尔的高明之处。海德格尔一般地反对现代科学方法无疑是对他的老师的一种悲剧性的背叛。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海德格尔晚年对诗化哲学的过分美化。这种美化使得海德格尔在晚年丧失了胡塞尔哲学表面看起来还具有的那种明晰性。这种明晰性的丧失，还进一步导致了人本主义思潮后来向非理性主义的复归。这无疑是人本主义在现代遭受重创的一个根本原因。
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现象学的直观还原方法运用到了对存在的思上去，其结果就是：没有对存在的直接的思，任何关于存在者的考虑就都是形而上学的。他为现象学的直观方法找到了一个运作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存在本身。在这种方法中，存在者虽然正如我们刚才分析过的是被动的、是显现。但在这种方法中却又出现了一个虚假的主动者：存在本身。这种主动性既然不是存在者的主动性，它就是一种神秘的主动性。因此，对科学性的要求在海德格尔那里显然要不同于胡塞尔。
这样，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人道主义的任何一种从存在者角度所作的论说就都是形而上学的了。在他看来，这种人道主义不是对人性或人道的真正论说，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说。这种人道主义是不能说明人的真正本性的。“形而上学想人是从生物性方面想过来而不是想到人的人性或人道方面去。” (80)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现象学的方法仅仅在于使存在成为一种人的存在的澄明状态。这种状态排除了所有人的现实生存的基本状态。这样，现象学在认识论中的悬置方法就被海德格尔彻底用到了对人的生存的说明中来了。“我把处于存在的澄明状态中呼叫人的生存。” (81)
在海德格尔那里，对人的本质的说明放弃了传统的现实与潜能的对立说明方法，它成为一种存在本身的自由说明。“这是表示，现在‘本质’既不是由潜能，也不是由现实，而是由此在的出窍状态来规定了。” (82) 这种自由就表现在对本质的任何一种设定的否弃。在海德格尔看来，所有的设定都是对存在本身的一种忽视。因此，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谋划”不是一种主观的设定。所以，“如果把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谓的‘谋划’了解为意想的设定，那就是把此所谓‘谋划’看成是主观方面的成就，那就不是像‘存在的领会’只能在对‘在世’进行‘生存状态的分析’的范围之内来被思，也就是作为对存在的澄明的出窍的关系来被思的情形一样来思此所谓‘谋划’了” (83) 。就此，海德格尔反对传统的或萨特式的人道主义的定义。在他看来，人道主义这个词若有什么含义的话，那它也只能是指存在本身作为人道主义或者说存在使人道主义说出来。
海德格尔对体系哲学的排斥与胡塞尔是相同的。 (84) 这同样也表明了他对纯粹哲学方法的一种偏爱。但对方法本身的理解在海德格尔那里却是不同于胡塞尔的。这种不同就在于他们两人对本体的看法是不同的，或者也可以说他们两人对实事的理解是不同的。作为一种方法，现象学要求回到实事本身，但什么是这种实事对他们两人来说却是不同的。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实事就是指存在者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中，存在者并没有被他彻底地排除掉。这是海德格尔在方法论上比胡塞尔清醒的地方。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是隐蔽在存在者之中的东西：“在人们对存在者的所有把握中，就已包含着对存在的理解。” (85) 而存在只有通过去蔽才能被把握到。因此，海德格尔就把人的存在的获得转换为人在世中本真状态的重新获得。这样，现象学方法与存在者的关联就带来了这样一个好处：本真状态可以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而被获得。这表明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哲学人类学的传统中去了。这就与胡塞尔因为对心理主义的过度批评而带来的反人类学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区别。人的这种表现人的本真存在的生存状态就是人在世中的忧虑。这样，存在作为本体的一个主题获得了通向在世状态的途径：此在生存。
因此，海德格尔在方法论上对胡塞尔的背叛也并不是毫无建树的，其成果就表现在对生活世界的更进一步的关注，虽然这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丧失现象学的科学性要求为代价的，但只有在经历这种关注之后再来重建这种科学性要求才是更为合理的，科学性才能摆脱胡塞尔现象学所具有的那种抽象特征，当然这种摆脱不应以彻底丧失科学性而走向神秘主义为代价。从哲学发展的更高一层的意义来讲，这种摆脱与重建是一种必然的矛盾过程。只有在这种矛盾过程中，哲学才能有其自身的进一步的发展。
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分析表明了，把存在者的存在即此在作为哲学研究的首要课题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的。这种分析打通了本质与生活世界的联系。这样，现象学才有可能接通与历史的本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