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类与社会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给费尔巴哈写了一封充满敬意的信，在信中，马克思说：“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 (1) 这一引用率极高的语句，不仅被一些学者用来证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就是社会概念，而且用来证明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源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我们不得不说，这只是一种缺乏根据的流俗之见。
在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精神的世俗化进程中，费尔巴哈“现实的人类”概念是对黑格尔抽象的整体性概念（上帝、绝对精神）的直接否定，它不仅为青年黑格尔运动开辟了一条通向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而且提供了一种实证地进行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可能性。费尔巴哈非常杰出地指出，对人类来说最高本质不是存在着的个体的人，而是他们之间的共存和交往，即“你与我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在反对神学（包括黑格尔的“理性神学”）的过程中，费尔巴哈从来就没有真正摆脱宗教的束缚，因此他基本上是在导致宗教异化的思想异化中探寻人未被异化的本质，他所理解的人与人的关系便仅仅是指人们在爱情、友谊和宗教感性上的联系。在后来反对施蒂纳的论争（1845年）中，费尔巴哈宣称自己“把人的实体仅仅置放在社会性中——他是社会的人，是共产主义者” (2) ，从而直接指认了类和社会的同一性。在1843年的《未来哲学原理》中，他说：“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 (3) 从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和社会概念的同构性。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费尔巴哈的“我与你的统一”只有在性行为即种的延续的意义上才是可以直观到的，而他所理解的类关系只是“从人的概念、想像中的人、人的本质、一般人中”抽象出来的“永恒”规定性，本质上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自然关系。 (4) 这也就是说，虽然费尔巴哈在名词上把类概念和社会概念直接等同起来，但他的类概念却局限在自然的视域里，而从来没有达到对社会历史的真正理解，因此，它始终只是一种掩盖了真实社会关系内容的虚假的社会概念。在费尔巴哈还可能影响马克思的时候，他所说的类（类存在物、类意识）丝毫未涉及到对社会政治的批判，更不用说对经济关系的分析了。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第1版（1841年）中就提出了类概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些激进成员起先重视的主要是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批判异化的方法及进行政治批判的潜在可能性，如卢格就曾运用它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批判。 (5) 使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产生兴趣的是德国知识分子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赫斯。
在《人类的圣史》（1837年）中，赫斯宣扬了一种奇异的宗教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黑格尔哲学的自修者，赫斯对自己的处女作并不满意，因为他觉得社会主义还缺乏理论性和历史感。《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之后，赫斯就考虑如何用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去重塑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工作约在1842年5月得到了初步成果。在发表于《莱茵报》、题为《德国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问题》的政论文章中，赫斯指出，如果个人符合他的概念，换言之，如果人真正符合其本质，那么个人的自由和公共的自由是根本没有区别的，因为真正的人只过着类的生活，所谓类的生活就是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状态。从这时起到1844年上半年，赫斯就一直在谋求发展类哲学去论证社会主义。在著名的《论货币的本质》（1843年）一文中，赫斯充分肯定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历史功绩，但认为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揭露人的类本质在理论生活中的异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费尔巴哈开创的人本主义批判推进到社会生活中去，揭示并扬弃人的类本质在实践生活中的异化。赫斯明确地指出，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物质交往关系，是个体的现实的本质，是他们的现实的能力，只是在这种共同的交往活动中才产生了神秘的精神性的类本质。这就使类概念首次具有了确定的物质含义和真正的社会性质。赫斯还突破了费尔巴哈狭隘的资产阶级视界，把类概念和对社会主义的论证直接联系到了一起，指出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只是人类的形成史或自然史，在这个根本颠倒的世界中，人的本质生活和自然生活发生了异化，个体被提升为目的，类则被贬低为手段。但是，这种异化不再能够继续下去了，因为在意识到了自己的类本质的人们的力量和能力已经发展起来了的时候，如果不向共产主义过渡，觉醒了的人们就会和他们的对立面一起走向毁灭，社会的形成史已经结束而社会动物世界的丧钟很快就要敲响，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 (6) 把对社会主义的论证同类即某种理想社会形式相联系，并不能算作赫斯的独创，因为不少法国社会主义者都谈到了人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中才可能实现其本性的思想，尤其以蒲鲁东和勒鲁的分析最为详细。不过，还是赫斯第一个超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狭隘视界，把借助类概念的批判扩张到了对货币的分析上，从而把人本主义批判的理论锋芒首次指向了国民经济学这一“尘世的发财致富的科学”。 (7) 历史地看，赫斯的这一转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向意义。
关于赫斯及其“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大约在第二国际时代就被提上日程了。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在把类的异化理论运用到社会分析问题上，是赫斯影响了马克思还是马克思影响了赫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现在我们可以基本肯定地说，在此问题上，是赫斯影响了马克思。因此，如果仅仅局限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视域中，而不前进到由赫斯所提供的社会主义和经济学批判领域，要确切地理解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还只能是一个幻想。
马克思对类概念的接触当然要追溯到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的发表，不过很清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并没有对马克思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此时马克思还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寻觅自己的民主主义政治理想。情况因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3年）的发表而有所改变，因为《莱茵报》时期政治实践的失败已经沉重打击了马克思的政治理想尤其是他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正是在费尔巴哈的类概念所蕴含的主宾倒置的批判方法的启发下，马克思开始在法哲学领域批判了黑格尔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但此时马克思关注的还只是类概念所具有的批判性，至于什么是类概念的本质界定，马克思也还没有质疑费尔巴哈式的理解。但随着批判活动的展开，在不久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他对类概念内涵的分析便升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是马克思政治立场的转变。克罗茨纳赫时期，通过对以蒲鲁东和勒鲁为代表的法国社会主义著作的研读，以及在赫斯著作的影响下，马克思已经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这一转变在他于1843年八九月间为《德法年鉴》拟订的大纲中可以得到证明 (8) ，当然此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很模糊的。
《德法年鉴》时期，在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的影响下，马克思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社会主义和消灭经济异化联系到了一起。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写道：“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 (9) 金钱异化是世俗世界其他一切异化（政治异化和宗教异化等）的基础。法国革命只是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或消除了人的政治异化，但政治革命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的异化，而只能使这种异化更普遍、更彻底。只有当人类消灭了金钱异化，让“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10) ，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在创作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他指出：“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 (11)
由此可见，马克思一开始就是通过赫斯这个棱镜来理解费尔巴哈的类概念的，同时与赫斯相比，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更大的向经济学批判突进的需求。这一点和青年恩格斯的影响有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一“天才的大纲”里，恩格斯一方面像马克思一样，认识到只要消灭了私有制，人与人的分裂状态就会消失，“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解放”就会实现；另一方面，恩格斯也已经认识到，最新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不过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但对于经济学的前提即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却根本没有进行研究，因此它只是维护私有制的“私经济学”。 (12) 换言之，政治经济学就像基督教和黑格尔的法哲学一样，都是异化的即必须加以并且必须首先加以批判和颠倒的东西。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编辑，马克思从恩格斯的这篇论文中得到影响和启发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1844年初，马克思开始集中主要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从哲学和经济学上更全面地论证社会主义。通过对工资变动状况的考察，马克思得出了即使在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下工人也是痛苦的结论。他说：“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13) 可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的自我爆炸声中，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是不可能得到充分论证的。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理论困境的存在。于是，他“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对自己提了两个问题：
（1） 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 细节上的改良主义者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14)
通过对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马克思似乎找到了对上述问题深入思考的线索。在对原文中有关“交换的媒介”、“货币”的摘要中，马克思即兴发挥了一大段对货币异化的评论 (15) ，从中可以显明地看到赫斯的金钱异化学说的印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为什么会在此时突然联想到赫斯的学说？我们以为，这和马克思急于摆脱当时遇到的理论困境是相联系着的，从他当时所想运用的哲学武器中，只有人本学的异化逻辑才能打破政治经济学据以出发的“经济事实”的硬壳，才能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奠定最终的哲学基础。不过，这决不是对赫斯的简单模仿，而是又一次的创新，因为作为“谋生活动”的劳动已经是马克思必须思考的理论焦点。马克思是通过一个比较复杂的途径实现对“谋生活动”或现实条件下的劳动的人本主义吸纳的。首先，他指出，真正的社会联系固然是人的类本质，但这种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而是在人的劳动、活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其次，马克思证明，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所发生的社会交往实际上都是异化的，都是同社会的关系相对立的。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作为异化的交往关系的前提的“直接谋生的劳动”也只能是异化的，而这种异化又在四个方面得到了表征，即：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劳动主体同社会之间的异化；劳动主体的本质和存在之间的异化。 (16) 在一定意义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异化劳动”部分的内容都是这里所阐明的思想的发挥、完善和深化。
这也就是说，在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在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逻辑论证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概念和社会概念是完全等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