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镇压反革命

在大规模武装清剿股匪后，部分土匪慑于剿匪部队强大威力，采用分散的方式隐藏下来。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与当地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互相勾结，继续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他们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甚至组织骚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针对这种情况，中共防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及中共上思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于1950年11月分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作出有关清匪反霸、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改善群众生活的决定和决议。动员人民开展清匪反霸运动，肃清漏网匪特，进一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部署开展以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为重点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防城港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0年11月开始到1951年10月底结束。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防城港由于对党的镇反方针、政策掌握不够好，致使一段时间对匪特的镇压不够有力。有的重罪轻判，有的该押未押。因此，出现了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参匪的情况。结果，匪势蔓延，剿而不灭。于是土匪、特务利用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初建，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机会四处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欺骗、恫吓群众，以至进行各种破坏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中共防城县委、上思县委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狠狠打击。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制定处理反革命的原则和方法，为镇压反革命斗争提供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随后，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中共防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及中共上思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时转发上级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认真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和“稳、准、狠”的方针，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坚决依法镇压；对一般反革命分子，视其情节轻重，分别判处不同的徒刑；对投案自首、坦白交代、有立功表现的，免予刑事处分；对胁从的人员，只要坦白交代清楚问题，一律不予追究。由于政策界限分明、工作扎实稳妥，防城港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防城港共歼灭土匪2000余人，其中击毙54人、俘获505人；抓获残余匪特、逃亡地主554人，全县在运动期间共逮捕和斗争地主、土匪、恶霸1072人，收缴散匪、民间各类枪械562支，消除了危害社会治安的隐患。对其中怙恶不悛、民愤极大的人，斗争后公开审判处决，对160人判刑劳动改造，还有一部分经教育后在乡管制生产。在此期间，没收地主恶霸浮财折合稻谷235万千克，分给10余万贫苦民众。上思县在县城文岭山召开有1.5万人参加的反霸斗争大会，批斗地主164人、枪决恶霸2人。但在清匪收枪运动中，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认为清查不出土匪，就是同情、包庇土匪。于是出现了清匪扩大化问题，拘押了不少各种名堂的“土匪”。后经上级派人甄别纠正，绝大部分人无罪释放，只管制审查56人。这次运动出现的偏差，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由于纠正比较快，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https://www.daowen.com)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防城港按照中共中央和上级的统一部署，还组织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动会道门“同善社”“归根道”“先天大道”等几个组织在防城港的防城、东兴、企沙、大直等地活动比较猖獗。他们以念咒、扶乩、讲经传道、发展道徒等方式进行迷信活动，骗取群众钱财、奸淫妇女、造谣惑众、破坏生产、扰乱社会治安，甚至通匪、济匪、进行反革命活动。1950年，中共防城县委、县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反动会道门，县公安机关贯彻“区别对待，打击首要，安定多数”的方针，责令有参道行为的人坦白交代、退道和悔过自新。上半年，县委、县政府遵照上级指示，组织专门力量，集中一段时间，对县内的反动会道门进行调查、打击、取缔。逮捕道首1人，声明退道的道首3人、道徒31人，收缴道具、经书和会道门证件、刊物一批。此后，防城县的反动会道门活动基本绝迹。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残余势力，使防城港城乡社会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产情绪高涨，党的威信空前提高，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为防城港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民主改革运动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