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运动

周恩来领导开展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遭到江青集团的极力反对。毛泽东也认为，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存在一定的关联。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他极其关心将来人们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在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他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这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所谓法家主张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转发全党，并加批语，认为批孔可以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更主要的是借宣传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就在全国展开。1月30日，中共广西区委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要求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并要求各级领导站在斗争的前列，在全区立即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的新高潮。(https://www.daowen.com)

1974年2月至3月，中共东兴、上思县委分别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下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文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全县立即掀起“批林批孔”高潮。3月，东兴县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负责组织指导全县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组织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联系实际肃清“流毒”。工作组首先到江平公社山心大队搞“理论辅导”试点，然后组织全县干部参观，推广山心大队批林批孔的经验。传达中共中央文件，开展批判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批判“孔孟之道”。在农村批判“重钱轻粮”“重副轻农”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开展“评水浒，批宋江”，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此外，还派工作队到县办企业，搞社会主义教育和批林批孔运动。与此同时，两县县委分别在县委党校举办3—4期“批林、批孔”学习班，对本县各单位的领导和理论宣传干部进行培训，学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文件和有关文章，开展对林彪、孔子的批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大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接着搞“儒法斗争”，妄想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实现乱中夺权。在这种气候影响下，东兴县、上思县也一度出现了“三箭齐发”、上挂下联进行批判的情况。6月，上思县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深入学习所谓“儒法斗争史”，查“资本主义复辟”，批“资本主义倾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陷入混乱。同月，中共东兴县委又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分析和总结批林批孔及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对批林批孔和当前工作提出继续努力的方向，要求以批林批孔运动来推动当前工作。7月，东兴县、上思县分别将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学习“儒法斗争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回校后掀起“开门办学”热潮，让学生走出教室，以农村、厂场作课堂。针对两县开展“三箭齐发”上挂下联的做法，中共东兴县委、上思县委认为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放在一起揭、一起批，是不符合毛泽东指示的。因此，主动做说服工作，并层层加强了领导，发动基层领导和骨干自觉排除干扰，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林彪反革命集团。县委强调：在学习批判中，要以原来的行政单位为活动单位，不搞串联、不组织战斗队、不许大字报上街，坚持业余搞革命。对于违反这些规定的，要层层做工作，坚持正面教育；对煽风点火的要坚决抵制，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要敢批敢斗。由于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两县的内乱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