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开展
“大跃进”运动，是在批评反冒进和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1958年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提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系列任务、指标、口号和方法。经过这两次会议，中共中央领导层一致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之后，全国各地迅速刮起了超越客观实际可能的盲目蛮干、攀比赶超的“大跃进”之风。
（一）农业生产“大跃进”
防城港的“大跃进”运动同全国一样，首先从农业开始。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严厉批评“反冒进”的基础上，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决定当年冬天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的大讨论，以便掀起一个农业生产的“大跃进”高潮。防城港各级党委和政府紧跟全国步伐，组织开展了农业基础设施大建设，实施粮食生产“大跃进”。
1.粮食生产“大跃进”
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3到5年时间实现原定12年实现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奋斗目标。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肯定了河南省提出的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计划，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至多5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河南省计划的肯定，促使其他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提出和不断修改经济建设目标，中共广东、广西省委分别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彻底丢掉“右倾保守思想”，苦干3年，力争上游，做到农业方面提前5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并“力争赶超”，在相当程度上鼓励和助长了后来“大跃进”运动中防城港的“高指标”“浮夸风”。根据中共广东、广西省委的部署，2月中旬，中共防城县委、东兴县委分别提出“苦干三年，力争全面大跃进”的口号。5月中旬，中共上思县委制订《上思县农业生产规划25条》，提出从1958年起，二年内实现亩产400千克，三年实现亩产500千克，到1960年粮食总产达1.3亿千克的生产指标。规划下达一个月后，县委于6月召开的全县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又改为力争1958年实现粮食亩产400千克。9月上旬，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发出“学宁明、赶三江、赛孝感，今年实现万斤（亩产万斤）县”的口号，生产指标一次比一次拔高。通过打擂台，搞竞赛，把任务分派到公社。为实现指标要求，大搞“深耕改土”，把耕作层以下的生土翻上来，造成肥田变瘦田；把将要抽穗勾头的水稻并块作密植高产样板田；种红薯堆，搞木薯山、玉米山等，造成严重损失。防城县、东兴两县也同时修订总的“跃进”目标，提出了农业生产的具体“跃进”指标，层层召开动员大会，各乡镇、各农业社又层层加码，越往下越高，唯恐跟不上形势而被划为右倾。县、乡还摆设擂台，让各乡镇、农业社领导上台表决心，攀比增产指标。粮食单产从开始制定规划时的800斤（400千克）提到1600斤（800千克），甚至有的提出向亩产1万斤（5000千克）进军的口号。各级领导把各种脱离实际的口号当作激发干部群众激情大力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敢想、敢说、敢干者是英雄好汉”“十年规划五年实现”等成了当时时兴的口号。于是各种各样的生产措施相继出台，导致“浮夸风”越刮越猛。
按照农业发展纲要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要求，大部分的农村除在推广良种、增施肥料、提高复种指数较为切合实际外，其他措施基本上都是盲目蛮干。比如，有的地方为提高水稻密植，增加单位产量，叫农民把已抽穗灌浆的水稻移植并块，搞所谓的“高产卫星样板田”。防城、东兴县委先后提出要力争实现“两千一万”（即水稻亩产2000斤，红薯亩产1万斤），亩产达5000千克为“小卫星”，10000千克为“中卫星”，15000千克为“大卫星”。防城县的县直机关在城东村搞一块不到2亩的“高产卫星示范田”，调动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上千人参加劳动，既深翻改土又堆积肥料；还派车到城南、冲孔两个大队，把几十亩禾苗拔回，在这块“高产卫星示范田”中选株密植，禾苗密得不通风、不透光，才组织各地人来参观。在这种样板的影响下，许多干部群众违心接受他人或上级要求推广的“发明”和“样板”，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实现农业生产“高指标”，不少地方在“人定胜天”的口号鼓动下，采取“革命加拼命”的“人海战术”，延长工时，挑灯夜战，加大劳动强度，不顾生产规律、自然规律和人的承受能力，“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突击。在实行“八字宪法”时，不顾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盲目蛮干，大搞深翻改土、积肥堆肥、放高产“卫星”。如中共防城县委、东兴县委组织10万人包括中、小学生也入列的“劳动大军”，夜以继日地深翻改土，把地表黑土翻入底层、把底下黄土翻上表面，还采集大量树叶埋进土层作“肥料”，甚至拆除砌墙的泥砖砸碎作土肥下田。由于破坏了土地原有的结构，反而造成农作物减产。
为了粮食生产“大跃进”，防城港各地在生产劳动中，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纪律化。1958年9月，上思县成立了工农野战军司令部，并建立了“工农红旗师”，公社建民兵团，大队建民兵营，生产队建民兵连。在全县实现了退伍军人教员化、全民军事化，民兵总数达30741人。各地都实行军事化管理，有的把全村劳动力全部集中到一个地方睡觉，集中在大饭堂开饭。
在农业“大跃进”中还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农具改革运动。突出车子化（手推车）和滚珠轴承化（手工打制铁珠）这两项重要内容。新华社于1958年8月8日播发《一个以滚珠轴承化为中心的农具改革运动正在各地迅速展开》的消息后，防城县、东兴县、上思县立即行动，提出一周之内实现一户一车。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普通居民每人至少要完成2套轴承的生产任务。为了实现一户一车和轴承生产任务，各县专门成立了车子化和轴承化领导小组，各县人民委员会成立木工车间、铁工车间，甚至连中学生也要求参加进行车子和轴承生产。各社、队集中人力、物力日夜造手推车，防城县、东兴县、上思县干部及群众用手工砸制出滚珠轴承3.238万套，但因质量太差，未能发挥作用，结果不仅肩挑消灭不了，还白白耗费了大量人工、木材和钢材。
2.大力兴修水利工程
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三面红旗的推动下，防城县、东兴县、上思县掀起了水利建设“大跃进”高潮。为了尽快解决农业灌溉问题，推动农业生产更快发展，“大跃进”期间，国家把水利建设列为农村工作重点。中共防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中共东兴县委、县人民政府，以及中共上思县委、县人民政府响应上级的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组织群众运动，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潮。重点是建设水库工程、水电站工程和提水工程、引水工程。这期间，各级党委、政府组织群众自带伙食、自带工具，挖土用人锄，运土用人挑，填土用人工打夯，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大办水利的景象。新开工项目之多，上工地人数之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大跃进”时期，防城港兴建了一大批水利水电骨干工程。其中，建成大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6座，小型水库42座。1957年，防城县、东兴县委提出“大干一冬春，实现水利化”的口号，组织“水利大军”奔赴水利工地，日夜苦战。是年冬，开工建设长岐水坝、光坡官山辽水库。1958年，上思县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组织全县1345名团员、青年组成22个青年突击队、87个青年突击小组，参加停生水库和念伦水库的建设。1958年9月，动工建设江山乡茶山水库，设计容量275万立方米，灌溉面积4200亩，1959年10月建成。1959年10月，又动工兴建滩营三曲水库，设计容量963万立方米，灌溉面积6000亩，并于1960年建成黄淡水库电站，装机5台，总容量814千瓦。1958年底至1959年，东兴县（1958年12月1日后防城县并入东兴县）先后开工建设3座中型水库，即黄淡水库、三波水库和小陶水库。1958年至1959年，上思县开工建设了大型那板水库和凤凰水库。那板水库为全国45个限额以上大型工程，是广西九大水利工程之一。水库工程由广西省农林水利局勘测设计，南宁专署负责组织施工。工程于1959年10月正式开工。工程开工后，进场民工最高时达3.6万人，平常保持2万人左右。其中上思县1万人，宁明县、横县各5000人。在汛期大坝施工紧张阶段，驻桂某炮兵、柳铁南宁分局、自治区水电学校、南宁市郊区和修筑南宁至苏圩公路的民工等共16000多人，先后前来增援。那板水库是一座集发电、防洪和灌溉等综合利用的大（二）型水库，设计总库容8.32亿立方米，兴利库容2.64亿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6200公顷，有效灌溉面积3000公顷；设计防洪标准百年一遇洪水。经过艰苦奋战，水库大坝于1960年9月竣工，并于1965年建成水库第1号发电机组，装机容量3000千瓦。
这一时期，还建设了大量的引水工程和提水工程，维修加固了一批海河堤防工程。其中，较大的引水工程有长歧拦河坝、江平拦河坝等，提水工程共安装水轮泵164处170台，电灌站17处33台2080千瓦、柴油抽水机136台。这些重大工程的建设，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几年，国民经济出现困难，水利建设进行调整，新开工项目减少，大多是对原建设工程进行填平补齐，配套成龙。
（二）工业生产“大跃进”
在农业率先“跃进”的影响下，工业也搞“大跃进”。自1958年2月各地传达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和1958年4月广东省工业会议以及4月中共广西区党委柳州会议精神之后，防城县、东兴县和上思县兴办工业的高潮迅速形成。各乡镇都提出争取在两三年或五年使工业总产值超过农副业总产值。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全国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在“以钢为纲”的号召下，各县很快掀起“大炼钢铁”的高潮。(https://www.daowen.com)
1.大办工业
1958年，中共防城县委、东兴县委、上思县委执行中共中央“全党全民办工业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采取边筹、边建、边生产的方法，围绕当前农业生产环节，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仅仅几个月时间，防城港各地基本呈现“机器到处响，工厂建在乡村”的局面，“十五年赶上老英国”的豪言壮语，出现在各村屯的墙壁上。
中共防城县委、东兴县委、上思县委分别召开动员大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作动员报告。强调“总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指南，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敢说敢干的思想，乡乡社社都要立即上马大搞工业。并讨论制定1958年各县所谓的“工业大跃进”的规划。会后，各乡、社纷纷行动，大干快上，大办工业。到1959年，东兴县（防城县与东兴县1958年12月合并）、上思县大部分乡镇、合作社都建有农具、化肥、砖瓦、石灰、农副产品加工、竹木器、造纸、采矿等企业，各生产大队办季节性的竹器、石灰、砖瓦、陶瓷器等厂。
各县委、县政府除了大办村队企业、乡镇企业外，还举全县之力，大办县级工厂企业。到1960年，东兴县新建的工厂企业有：炼铁厂、建材厂、农械厂、造纸厂、松香厂、木材加工厂、水泥厂、生粉厂、化肥厂、锰矿队、建筑公司、国营盐场、陶瓷厂、印刷厂等工业企业；上思县建有炼油厂、水泥厂、炼钢厂、炼铁厂、肥皂厂、硫酸厂、农械厂、酒厂、印刷厂、陶瓷厂、火力发电厂（安装4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1959年12月起，上思县城实现电灯照明）等工业企业。应该说，当时东兴县、上思县的工业落后，在大力发展农业、渔业的同时适当地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加快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本地有资源、有技术、有市场的地方工业，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全民大办工业”的口号下，不管资源、资金、技术条件如何，要求“社社办工业，队队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各部门办工业”，则是脱离当时实际的。工业生产指标越定越高，浮夸的“新纪录”不断出现。各社、队、街道上报兴办的各类工厂，绝大多数都是无资金、无技术、无厂房的“三无厂”，充其量也只是些简陋的小作坊，生产出来的产品达不到质量要求。原有的县办厂矿，所定的“跃进”指标也由于浮夸而落空。
2.“大炼钢铁”
钢铁产量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工业是否现代化、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志。“大跃进”期间，为了在15年、7年、3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在钢铁等产品产量“超英赶美”，跻进世界强国之列，全国掀起了群众性的全民“大炼钢铁”热潮。
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针对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特别是钢铁生产与需求相差甚远的现状，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方针，要求突出发展钢铁生产，使钢铁产量在短时期内来一个跃进性的发展。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正式宣布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公报发表，于是，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6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指示》，采取分工负责的办法，将钢铁任务分配给各地。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9月21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发出《动员全党全民争取钢铁上游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动员全党全民，掀起一个广泛的大规模的全省性的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为力争钢铁上游而奋斗。并强调各级党委必须执行“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以土为主”的方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党动员，全民动手，遍地开花，“大炼钢铁”工业。强调必须更多地依靠发展小型的用土法冶炼的小高炉、土高炉来完成任务。1958年7月12日，中共广西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发出了《关于立即动员全党全民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明确以钢铁为纲，立即部署，采取措施，要求在短期内在钢铁生产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来……”并认为“只要我们真正贯彻以钢为纲来安排工业生产，执行全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动群众，遍地开花，全年全区生产钢锭、钢材20万吨以上，生铁40万吨以上，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指示要求各地（市）、县、乡各级党委和担负冶炼及机械制造的企业党委应立即动手，大力发动群众，全党全民大力兴办钢铁工业，组织开展一个以钢为纲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解放思想，动员广大群众突击建立小高炉、小转炉、上山开矿、采铁、挖煤，采用边勘探、边开采、边生产的办法，坚持小型为主、自力更生、土法上马、遍地开花的原则，做到“万座高炉平地起”。根据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和广西区委的指示要求，防城县、东兴县、上思县立即掀起群众性的“大炼钢铁”群众运动。中共防城县委、东兴县委分别召开动员大会，强调钢铁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要求全党全民要全力以赴，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挂帅。会后，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浪潮在防城、东兴城乡迅速掀起。来自机关、工厂、商店、部队、学校、农村、街道的劳动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炼钢炼铁的“前线”，上山砍木烧炭，大搞土高炉，开展全民性的土法炼钢炼铁运动。由于层层分指标定任务而且不断加码，各公社、大队完不成任务的就拆铁门窗、收集废铁甚至把江山白龙古炮台的大炮筒锯下凑数。为炼铁砍伐了大批木材。扶隆乡的平龙山是防城县最大的林区之一，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在“大炼钢铁”中因烧炭砍伐森林，原始水源林区遭到了严重破坏。组织“钢铁大军”浪费的人力物力及耽误工农业生产和各行各业正常工作的损失巨大。上思县受到全国“大炼钢铁”形势影响，也迅速掀起“大炼钢铁”的高潮。上思县为完成地委分配1万吨钢铁任务，1958年9月，全县组织各公社1000多人的钢铁兵团，在思阳公社的六极、百包公社的平亨、南屏公社的念洗和那琴公社的桃岭等4个点挖铁矿建土高炉炼铁，砸铁锅、收废铁回炉冶炼。10月份又接到地委通知搞大协作，组织13041名的“钢铁远征军”，开赴邕宁县龙德炼铁基地协作炼铁。为了解决炼钢铁所需要的燃料，10月10日，中共上思县委成立木炭、木材两大卫星指挥部。根据上级要求撤回“钢铁兵团”，组织近1万人的烧炭大军，10天挖炭窑1696个，烧炭275万千克；另组成2.5万人的“木材大军”，组成6个砍伐木材先锋队，于10月中旬开往平福、百包、公正等砍伐区，突击砍伐木材。全县共砍伐木材10万立方米，后因运输不出，部分腐烂在山中。
“大炼钢铁”，既缺乏资源又缺乏技术，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不仅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轻工业被挤，使市场上许多轻工产品供应紧张或脱销。1959年春，防城港各县市场上的小提桶、便桶、洗脸盆、勺子、蒸钵、篾席、针织品等供应紧张，群众生产和生活发生困难。大批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到钢铁第一线，严重削弱了农业生产的管理和投入。大批林木被白白烧掉，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生态环境恶化。为了保钢铁，其他基本建设重点工程被迫停建，重点建设项目受到冲击。“大炼钢铁”运动，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
（三）其他行业“大跃进”
农业“大跃进”、工业“大跃进”，其他行业也开展了“大跃进”。
在大办教育中，防城县、东兴县、上思县屡屡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实施教育“大跃进”。1958年“大跃进”期间，东兴县、防城县办起了“黄淡劳动大学”，招收学生127人；农中24所，在校学生1189人；企沙渔业中学1所，学生37人；林业中学6所，学生208人；防城县、东兴县还办了2所工读学校，学生200人。上思县办起了工农大学1所，设工、农两科，招收学员100名（不久停办）。中小学发展迅速，1958年1月，东兴县、防城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学习，讨论如何贯彻勤俭办学、群众办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力挖掘潜力，发展教育事业。年底，东兴县（原防城县与东兴县1958年12月合并）公办普通中学发展到10所（其中完全中学2所），在校学生2459人，分别比1957年的5所2226人增加5所233人；小学251所，在校学生35943人，比1954年192所25585人增加了59所10358人；幼儿园从无到有，随着“大跃进”形势的发展，到1959年1月，幼儿园发展到234所，入园儿童17774人，占东兴县幼儿总数的94.8%。扫盲工作也搞“大跃进”。东兴县提出“以闪电般速度，苦战30天，实现文化县”和“各级党委挂帅，全体干部出征，党团员打先锋，猛攻识字关”的口号。防城县于1958年8月，进行全县扫盲毕业考试，达到毕业标准的有22427人，占青壮年总人数的82.4%。年内，东兴县非文盲62891人，占青壮年总人数的83.2%（其中1958年扫盲毕业36911人），相当于解放几年来扫盲实际的6.5倍。是年两县合并后，业余教育在扫盲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大办红专学校。到1959年，红专学校分设有文化班、小学班、初中班、高中班，全县15至40岁的人全部组织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技术，全县扫盲在学人数31551人，业余初等教育在校人数13285人，业余初中在校人数560人。上思县在“三面红旗”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1958年9月县办工农大学应运而生，公社建立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至12月，全县有公办的工农大学生103人，民办各种红专大学40间，学生5900人。后公办的工农大学只维持一年，民办大学有名无实。各公社自发办起一批民办初中，计有16所，招生1432人，不久自生自灭；还办起了托儿所483个，入托幼儿4381人，不久也相继停办。全县中小学大办工厂、农场，劳动时间多于上课时间，教学用“一条龙”和“抛钢式”的教法，即单科独进，一段时间集中教一个科目，一节课就上完一周甚至一个月的课程。1958年寒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分别集中专区和县城参加整风“反右”运动。1959年至1960年，部分师生参加“大炼钢铁”、大办木材，以后“大办农业”开荒种地，学生劳动过多，部分教师被批斗，教学情绪低落，致使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在大办卫生工作中，防城县、东兴县、上思县医疗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公社由卫生所扩为卫生院，各大队成立卫生室，生产队配备卫生员。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大搞积肥，围歼“四害”活动。提出了三年除“七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蟑螂、跳蚤、臭虫），灭“五病”（钩虫病、血吸虫病、疟疾病、蛔虫病、痢疾病）的口号。1958年3月，防城县与十万山僮族瑶族自治县先后召开爱国卫生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动员大会。上思县也召开类似的动员大会，对爱国卫生除“四害”运动进行部署。各地根据动员大会的部署，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统一行动，到郊外的田间地头，挖鼠洞、填臭水坑等。1959年春，东兴县结合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东兴镇大搞扩建改建，筑河堤、修街道、盖学校、修体育场、建公园、立烈士纪念碑，市容更新，卫生良好。1959年3月12日的《人民日报》载文誉为“边境卫生城”。各地在除“四害”、灭“五病”中，清除了一些垃圾堆，消灭了一些害虫，城乡环境卫生一度有所改善。“大跃进”期间，各行各业不甘落后，商业搞大收大购，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都开展“大办”。由于经济和社会秩序还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期，防城港开展的各行各业“大跃进”，需要大量的人力、资金、技术的投入，超出了当地的承受能力，往往顾此失彼，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大跃进”时期，各地追求的是一种超越实际、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它的基本内容是在计划上提高指标，并试图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实现。这种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不但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环境资源受到破坏，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这是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