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四清”运动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了更加错误的估计，认为全国基层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许多地方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强调不仅要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开展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甚至提出城市“五反”要增加划分阶级的内容，号召群众进行“夺权斗争”。自此之后，整个运动向“左”偏差越来越严重。

根据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广西区党委的部署，中共东兴县委、上思县委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组织开展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个运动主要由“四清”工作团统一领导。工作队主要是由省（区）、地和县直机关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组成之后，首先进行一个多月的集中整训，中心内容是开展“四查”（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同年10月，工作队分赴各地城镇。由于将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对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严重地不信任，工作队撇开党的基层组织，把党团员和原来的积极分子丢在一边，直接到少数群众中搞秘密串联，招致干部和大部分群众的怀疑和疏远，同时总以为基层干部都是“四不清”干部，只要得到一点材料就穷追不舍，大会斗，小会追，产生了不少“逼、供、信”的错误，搞人人过关，几乎整了所有的干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又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前一阶段打击面过大过重的错误，提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但又把“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下达后，东兴县、上思县迅速组织了学习，城市“五反”运动也正式更名为“四清”运动。根据《二十三条》有关政策，中共东兴县委、上思县委和各工作团着手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做法，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各单位纷纷实现了由解放出来的干部、群众积极分子、工作队组成的“三结合”运动领导班子。对于在运动中被查出来的“四不清”干部，采取冷处理的办法，不匆忙作结论，放在运动后期来处理。

针对前段打击面过大的局面，东兴县、上思县城市“四清”领导小组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西区党委的要求明确了当权派的概念。即在县直机关，科股长以上是当权派；在工矿企业，车间主任、支部书记、科股长以上干部是当权派；在商业部门，股长以上干部和掌管财会等实权的干部是当权派；在文教部门，中学正副校长、党支部书记、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是当权派，医院院长、党支书、股长、科主任是当权派，剧团正副团长、党支书、导演为当权派；在农场，管理区主任、党支书以上干部为当权派；在手工业合作社，社主任、支部书记为当权派；在街道，居委会主任以上干部为当权派。(https://www.daowen.com)

《二十三条》将“四清”的概念由经济方面扩展到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个方面的大“四清”。《二十三条》颁布后，东兴县、上思县城市“四清”运动在“清经济”之后专门划出一段时间搞了“清政治”。“清政治”主要是清理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散布系统的修正主义议论和其他反动议论的反动分子。重点是清那些隐瞒的、漏划漏管的以及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在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政策过程中，领导干部继续深入蹲点，抓重点，以点带面。对原来领导班子比较好的单位，尽早实行干部、群众、工作队的“三结合”。工作队一方面发动群众民主选举“四清”代表，大胆放手通过他们团结广大群众来搞“四清”，揭露干部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工作队组织干部在会上放下包袱、交代问题，尽快解放大多数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接着，采取发动群众、政策攻心、材料取证的办法，重点批判和斗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深入开展“清经济”“清政治”的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改选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各种组织，建立监督机构，改善企业管理。这一时期，学习毛泽东著作成为当时较为明显的特点，全国上下都认为毛泽东思想能统帅“四清”运动，所以非常强调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以毛泽东著作来指导“四清”运动的开展。东兴、上思两县全县上下也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东兴县、上思县城市“四清”运动对改变领导作风和改善企业管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四清”运动是在“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因此，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火”现象。打击面过大，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对党的各项工作造成了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