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两军”和稳定局势的努力

全面夺权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和作用。在当时无政府状态下，各地“红卫兵”群众组织之间对立情绪逐渐严重，派性泛滥，社会秩序的动荡和混乱进一步加剧。为了缓和地方的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军队开始陆续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地方实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简称为“三支两军”。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中央决定军队“不介入地方”运动转向全面“介入地方”的重要文件，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新阶段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也是对混乱状态加以约束的一项措施。2月25日，国务院召集各大军区领导人开会，要求各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人民武装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指挥。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2月7日，上思县人民武装部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从此，县人武部掌管党、政、军大权。2月中旬，“上思县公检法军管会”成立，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广播站、邮电局实行“军管”。3月1日，广西军区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通知》，要求各地迅速建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集中力量，抓紧季节，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潮。根据中共中央和广西军区系列部署要求，3月6日，上思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简称“抓促指挥部”），负责领导全县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指挥部由县人武部政委魏冠华任主任。各公社相应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3月11日，东兴县人民武装部和解放军驻东兴县部队奉命介入东兴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担负“三支两军”工作，成立“东兴各族自治县驻军支左办公室”和“东兴各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抓促指挥部”由武装部长朱光任主任，副部长董彪任副主任，主持全县工作。各公社也相应成立“公社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领导各公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指挥生产和日常工作。同时人武部和驻军对东兴县的公安、检察、法院、邮电、粮食、气象、广播等重要单位实行“军管”，各大单位都有“三支”人员进驻。东兴县、上思县实行“军管”后，保证受“军管”单位正常工作，避免外来的干扰和冲击。各中、小学陆续“复课闹革命”后，人武部和驻军派出人员对各中学的学生实行军训，一是对中学生进行队列等军事训练，二是进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学习解放军作风和纪律等政治训练，增强学生的组织纪律观念。3月25日，“上思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县积极行动起来，打击四类分子和“走资派”的“破坏活动”。通知明确指出，“走资派”就是“四不清”下台干部。在全县召开的多次大会，都布置联系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强调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https://www.daowen.com)

“三支两军”工作至1973年7月结束。期间，东兴县、上思县的驻军和武装部派出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复杂的情况下，到地方“支左”，维护了最基本的社会稳定，减少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在可能的范围内减轻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对稳定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中，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执行的是“左”的路线，既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又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使“支左”工作发生了许多失误，在“支左”部队中有的领导人，在“支左”过程也带有明显的感情用事，亲一派，疏一派，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结果制造了不少新的矛盾，挑起新的事端，引起了派争和派仗，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助长了派性，给部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以及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这是由当时历史环境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