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对全国工作进行整顿，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随着各方面整顿的深入展开，开始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进而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全面整顿逐步表现出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97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对邓小平作出错误的批评，接着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由他主持九个月的全面整顿至此中断。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将北京《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便在全国开展。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至此被迫停止。

1976年2月下旬，中共东兴县委、上思县委分别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广西区委关于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指示精神，具体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3月22日，中共东兴县委召开三届九次会议（扩大会议），中共上思县委也召开类似会议，传达中央第四、第五号文件和中共钦州地委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问题。会议要求：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运动的开展要由点到面；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办小型学习班，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两县全面开展。整个运动采取上挂下联的方式开展大批判活动。许多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成为本单位的斗争对象，有些对天安门事件直言评论，陈述不同看法，被说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在运动中，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不停产不停课，坚持业余闹革命。干部每周有两个半天学习，工人利用班前班后的政治夜校、业余理论小组进行学习。在商贸领域继续开展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清理超支欠款。在农村，深入打击煽动恢复“野马副业”、扩大个体生产、扩大自由种植等“资本主义行为”。在机关，深入批判“不抓阶级斗争，埋头搞业务”“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思想，把斗争矛头对准那些“不肯悔改的走资派”。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加深了政治经济形势的逆转，搞乱了思想，搞乱了社会。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使越来越多的人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来愈强烈。(https://www.daowen.com)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就在社会再次陷入混乱时，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周恩来因病逝世。噩耗传来，防城港干部群众怀着悲愤的心情，不顾“四人帮”的限制，开展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1月11日，中共东兴县委、上思县委分别发出紧急通知，为了表达对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哀思，要求全县各级机关停止一切文体活动和宴请活动，县级各机关单位，举行内部小型座谈会、学习会，悼念周恩来总理。12日至14日在县级机关举行悼念仪式，从12日至15日，两县县委、革委会机关下半旗致哀。1月14日，接到中共广西区党委转发中央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1月13日来电，要求各地不要派人赴京参加追悼活动，各地不要组织吊唁、开追悼会、戴黑纱等活动，悼念活动方逐渐停止。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不满情绪爆发。从3月底到4月5日，北京发生了群众大规模集结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在“四人帮”的操纵下，中共中央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一步升级。4月，江青等人将邓小平1975年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日常工作时做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讲话，诬为“三株大毒草”，下发到基层单位开展群众性批判。结果却适得其反，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正确主张在干部群众中反而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加速了人民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和反感，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防城港的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他们用不同形式加以抵制。中共东兴县委、上思县委强调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把运动自始至终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一旦出现派性干扰就要批判。不准搞串联，不准拉山头，不准搞“战斗队”，不准搞所谓“发表声明”以及乱贴标语、乱呼口号那一套。任何人都不能擅离职守，都要坚守岗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课停产。在“批邓”中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层层揪所谓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并号召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东兴、上思的一些干部群众在遭受诬陷打击、蒙冤受屈的情况下，仍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工作。有的领导干部晚上接受批斗，白天仍一如既往地工作。一些干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读读文件，喊喊口号，作表面文章，以消极应付的方式予以抵制。总的来说，由于防城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以不同方式加以抵制和斗争，因此在这一运动中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继续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号召抓工农业生产。1976年，东兴县、上思县的工农业生产仍有所发展，社会局势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