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教育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一）教育革命的开展
1968年，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的中小学校陆续恢复上课。东兴县、上思县革委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十六条》的要求，开展了“教育革命”。但是当时错误地认为当前教育革命的主要矛盾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争夺知识分子、争夺青少年一代的问题上。因而，教育革命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影响。教育革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改革学校的领导体制。当时全国城乡的学校普遍采取向城镇的中小学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农村中小学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简称“贫管会”）。把校长制改革为实行工宣队（或贫管会）、革命师生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小组”领导体制，以工宣队、贫管会负责人为核心建立各级党组织。东兴县、上思县革委会从县直附近企业中抽调工人组成工宣队，在解放军指战员的配合下，开始进驻两县部分文教单位。1968年9月，东兴县革委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之后，组织工宣队、贫管会进驻全县中小学校，领导教育革命，进行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
二是改造教师队伍。1968年9月，东兴县、上思县中小学开始全面复课后，教职员工被集中起来学习，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两县的工宣队、贫管会进驻中小学校后，大抓“斗、批、改”，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展开批判，批判“师道尊严”“智育第一”“知识私有”等。大量的大字报，在校园、课室张贴。根据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文教小组的指示：要改造教师队伍，吸收“新鲜血液”的指示，东兴县、上思县从工人、贫下中农、复退军人、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中抽调人员，充实教师队伍，使大量非正规教师的“新鲜血液”配置到各中小学。
三是下放学校，缩短学制。从1968年秋起，东兴县、上思县按照自治区革委会的指示，将农村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来办。1969年自治区革委会在全自治区掀起“读高中不出公社，读初中不出大队”的办学模式，几年内每个公社都办起了高中，每个大队都办起了初中。同时，从1969年秋季起改革旧的学制，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及中学“二二分段制”（即初中、高中学制各两年）。东兴县还学外地经验提出“县办大学、公社办高中，大队办初中”的口号，把1964年8月在黄淡水库创办的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改为东兴各族自治县劳动大学，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方针，培养“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农业技术人员。东兴县21个公社把原来的农中或初中改为高中。至1976年，东兴县共有中学43所，其中高完中36所、初中7所，小学调整为196所，各大队完小办附设初中班。上思县除思阳完小外，有80所完全小学下放由当地大队管理。至1976年，上思县高中19所，有27所完小共办起49个附设初中班。由于各类学校超常规发展，1968年后，中小学教师需求数量猛增，学校吸收大量民办教师。至1976年，东兴县中小学有民办教职工1623人。上思县民办教师904人。推行的小学附设初中班，以及初中附设高中班等“普及高中”的做法，违背了教育规律，加剧了学校的混乱状况，造成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四是改革教材、考试制度和招生制度。1968年后，执行毛泽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指示，废除全国统编教材，但课程设置无统一要求，各校根据“为政治服务和面向农村”的原则，自选自编教材，语文课选学毛泽东著作（含诗词）及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体育课改为军体课，取消历史、地理；三角、几何、代数合编为数学，化学、物理改为工业基础知识，以“三个单元”（化工基础、农机、家电）、“两路”（动力线路、照明线路）、“三机”（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一泵”（水泵）为主要内容；农业基础课以“农业八字宪法”为基本内容；音乐课主要是唱毛主席语录歌或者演革命样板戏。1968年，两县中学开设语文、数学、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音乐、美术、体育、卫生知识等科目；1970年，政治课开设《毛泽东思想》课，高中恢复英语课。1972年以后，实行“开门办学”，各校办农场，与工厂挂钩，学生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初中以上学校都办有农场和试验田。学生到农场、工厂，边劳动边读书。1974年至1975年，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进行教学。提倡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从1971年起，中小学实行考试制度改革，取消毕业、升学考试制度，提倡开卷、闭卷、口试、笔试、现场考试等方式进行考试，并采用“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等记分法。在教育革命中，对招生制度实行改革。实行公社办高中、大队办初中后，招生班级和名额，由进驻学校的工宣队、贫管会制定。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学校审定的办法录取，小学毕业生均可上初中。高中招生按初中毕业生人数由公社制定分配比例，经贫下中农推荐、大队党支部讨论决定后上报公社批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校基本停止招生，少数高校的部分专业招收按指标推荐的保送生。1971年至1976年，有实践经验、政治条件好的优秀青年工人、农民、解放军、下乡知识青年和民办教师被保送到高等院校深造，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工农兵大学生”。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全国上下迅速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1969年1月，东兴县、上思县革委会分别转发广西区革委会文件《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对知青安置、生活安排、思想教育等提出了具体要求，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小组，动员1966年至1968年高中结业生和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全部上山下乡。召开大会，欢送“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两县革委会均按照自治区革委会的规定，每人发给生产工具、家具和生活补贴费230元（回原籍插队的为50元）；对生活困难的，另给予生活困难补助。从1973年起，下乡插队的知青补贴每人增至480元。从1964年至1977年间，东兴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共3937人。1970年8月，北海市知识青年第一批64人到上思县农村插队；同月，上海市知青8人到上思县思阳公社广元大队那布生产队插队。知青插队以后，各县认真贯彻毛泽东5月12日关于做好上山下乡知青安置工作的批示，组织工作组检查落实知青政策和安置工作的落实情况。1974年8月，北海市知识青年202人到上思县农村插队。
“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经受了艰苦的锻炼，和劳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开发和振兴农村经济做出了贡献。众多知青在农村的实践中，思想境界得到提高，有的入党入团，有的成为党团组织、公社和大队干部，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但是，大批知青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国家人才成长的断层。而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青上山下乡花费了很大财力，知青的家长和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