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掀起和迅速扩展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该《通知》要求：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夺取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1966年5月底，中共东兴县委、上思县委分别召开宣传、文教系统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精神，对全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做了安排。6月上旬和中旬，中共上思县委、东兴县委分别成立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公社党委亦设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6月中旬，东兴县“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防城中学和东兴中学，有的教师被教职工大字报围攻，诬为“邓拓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并宣布防城中学学生的一个组织──“东风社”为反动组织。7月，钦州专区组织全专区中学教师到北海集训，小学教师由县组织集训，集训主要用大字报形式进行相互揭发，揪出“右派”进行批判斗争。6月16日至19日，上思县“文革”领导小组和“四清”工作团召开“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学习传达中共中南局和广西区委有关“文化大革命”文件和工作部署。7月中旬，“四清”工作团各分团分别集中工作队员，传达《五一六通知》精神，从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进行批判和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入手，联系实际进行大揭发、大批判。7月6日，上思县“文革”领导小组召集上思中学、那琴初中和昌墩初中的师生共406人到县城集训，批判斗争上思县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7月26日至8月24日，上思县全县教职工集中县城学习《五一六通知》，开展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批斗，这是上思县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向“左”的错误方向发展。1966年5月成立于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迅速发展，形成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8月，东兴县、上思县各中小学校普遍建立起“红卫兵”组织。9月，学校开始停课，“红卫兵”冲出校门走向社会。接着，机关、工厂、农村也停工、停产，建立起“赤卫队”等群众组织。一些企业的职工贴出了炮轰中共东兴县委、上思县委和县人委主要领导的大字报。8月中旬，中共上思县委书记黄西林被撤职，赵荣接任县委书记；县长韦特冠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撤职，张明峰接任上思县县长。(https://www.daowen.com)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快速发展，声势浩大。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当时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到北京串联“取经”，接受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检阅。林彪在接见“红卫兵”大会讲话中，支持“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称赞他们的做法“好得很”。东兴县、上思县很多“红卫兵”，走上街头，在社会上大搞破“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风俗、新文化、新习惯）行动。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以简单、粗暴的行动打击他们认定的“封、资、修”和“牛鬼蛇神”，抄走或毁坏祠堂、教堂、寺庙及民宅的各种神具和祖宗牌位，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反动学术权威”、“四清下台干部”、被管制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和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等，被“红卫兵”或战斗队抄家。一些文物古籍被当作“四旧”被焚毁。“红卫兵”和造反派不仅“破旧”，还在“立新”方面有不少“创举”，从机关、学校到圩镇、农村，大批判、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大集会、大游行成为“新风尚”，立领袖像、设语录牌，用象征革命时髦的新名如“红旗”“前进”“东风”“卫东”“永红”，改原来的地名、村名、街名、店名和人名。

从9月起，东兴县、上思县大批“红卫兵”纷纷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大串联。学习外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上思县学生“红卫兵”代表分两批共308名，赴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接见。9月中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大批涌入东兴县、上思县串联“取经送宝”，东兴、防城、上思都设有“县委群众接待站”，接待各地来往串联的“红卫兵”。其中东兴、防城接待外地来往串联的“红卫兵”共5万多人次。红卫兵运动给社会秩序带来前所未有的混乱，受到不少干部群众的抵制。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停外出串联。11月16日、12月1日和1967年2月、3月又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停止全国“大串联”，之后“大串联”逐渐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