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夺权”和党政机关的瘫痪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各地和各个领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冲击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刊载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宣称“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6日，上海市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刮起了“一月夺权”风暴，开创了由造反派组织夺取各级党政领导权的先例，拉开了全国范围“全面夺权”的序幕，导致社会秩序混乱。(https://www.daowen.com)

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东兴县政法战线“红卫兵”驻南宁联络员，把南宁夺权斗争的经验传回来，认为凡被外单位“红卫兵”夺权的机关就会更乱。为了不让大权旁落，本单位的“红卫兵”就必须立即行动，进行夺权。1月25日，政法战线“红卫兵”一马当先，在公、检、法等单位抢先夺了权。1月27日东兴县直机关“造反派”临时组织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对县委、县人民委员会进行夺权。随后，全县机关、厂场、学校、公社、大队领导乃至生产队长也被夺权。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无法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大小事情均由造反派夺权者直接指挥，致使各级机关的正常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县、公社及部门、单位的领导干部，被作为“走资派”揪斗。1月下旬，上思县财政局等16个单位先后被“革命干部”和“红卫兵”夺权，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至此，东兴县、上思县各级党政机关无法继续行使职能，机关工作陷于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泛滥。

夺权斗争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但是，在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批斗、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和司法公安机关无法行使职权的情况下，夺权给一些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各种社会渣滓，提供了不受约束地纠集在一起滥施破坏力的条件，成为野心家制造动乱所依靠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