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
同广西乃至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防城港教育经历了从“停课闹革命”至“复课闹革命”的过程。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东兴县、上思县的大部分中小学“停课闹革命”，教学秩序混乱。师生离校外出搞“革命大串联”，卷入派性辩论。1967年，小学校师生陆续“复课闹革命”。在学校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等等。在学校的管理体制上，1968年9月，工宣队、贫管会、军代表分别进驻各中学，“以阶级斗争为纲”作指导，领导教育革命和学校的一切工作。大抓“斗、批、改”，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在学校片面强调劳动教育，盲目突出政治，用大字报、批斗会等形式对一些教师乱批乱斗。在学制上，根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指示精神，东兴、上思两县均将原施行的六年制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1969年春，中学恢复招生。中学学制改为四年（初、高中各2年），取消升学考试制度，学生入学实行推荐选送办法。在学校布局上，实行“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的办学模式。将公办小学下放到社、队去办，大队办初中班，公社办高中学校。大部分教师回原籍社、队任教，造成山区部分小学教师严重缺额。招录民办教师充实小学教师队伍，记工分领取报酬，教学质量普遍下降。教学内容上，没有进行科学设计安排。1969至1972年，中学无系统的教材，强调执行“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搞校厂挂钩、校队挂钩，到工厂和生产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各中学还办有农场，作为学生的学农基地，文化课的教学严重削弱。
1971年，教育部提出改革考试制度，实行开卷或半开卷、笔试和口试结合的考试办法。采用推荐办法，选送工、农、兵上大学。1972年秋，中共东兴县委、上思县委贯彻全国、全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学校的管理。开始重视教学质量，逐步恢复各种教学制度。各中学重新开设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等课程，均为自治区统编教材。各校掀起了大抓智育，提高教学质量的热潮，教学秩序有所好转，学生学习质量有所提高。1973年，全国上下又开展对“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批判，把前阶段的教育整顿叫做“资本主义回潮”。1975年春，社会上又刮起批判教育战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之风，提出要坚决“同‘文革’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口号。中共中央号召“教育学大寨”“学辽宁省朝阳农学院”。东兴县、上思县教育局也提出：中学要有学农基地。于是，各中学办厂、办场，学校的学农基地不断扩大。上思中学的师生到县城西部6千米处的明哲荒坡垦荒200多亩办农场，又到县城东部7千米处的念伦山划了300多亩荒山办起分校，让每个年级学生轮流去一个学期或一两个月，进行劳动锻炼。当年，上思全县中小学有水田面积1187亩，坡地面积2099亩。1976年上半年，上思县中小学甚至提出“没有100亩学农基地的学校不是无产阶级学校”，各中学的学农基地又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中学生大量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县内各中学教学秩序极其混乱，教学质量低下。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批判“两个估计”（1974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的估计和对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部分被“文化大革命”抽斗和被认为有问题的教师逐步被解放出来，并安排教学工作。两县的中小学进行了整顿，恢复升、留级和升学考试制度。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教学质量逐步提高，教育事业迎来了崭新的局面。
业余教育在曲折中发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东兴县、上思县的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基本停止。1972年，根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中共东兴县委把业余教育的重点放在扫盲工作上。县教育局成立了扫盲领导小组，组成一支拥有2600多人的扫盲大军，广泛深入地开展扫盲工作。公社、大队、生产队级级抓，以各种会议、黑板报等形式加大宣传，扩大影响。还组织中小学教师和社会知青深入乡村，挨家挨户对扫盲对象做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未脱盲的社员集中在生产队或大队部学习，学习期间学员照记工分。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扫盲队伍针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采取不同的形式组织他们入学。1976年，防城公社冲孔大队成为广西全区第一个脱盲大队。同年，上思县也恢复了扫盲工作。县成立工农教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公社设置工农教育领导小组，配备扫盲专干1人。县教育局组织编印《农民识字课本》，免费分发到各大队文盲半文盲手上。县农机修造厂、印刷厂、粮油加工厂等单位曾办起“七二一”工人业余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