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理念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回答了“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一问题是导致我们在社会主义初步建设中遭遇曲折和失误的根本原因。这一失误有其历史原因：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年代里，由于当时的核心任务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只是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会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意识形态的主流，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没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确切定义；另一方面，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常常把社会主义简化为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从而导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不足。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共享”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内容。教材第134页写道：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必然产生剥削，必然引起两极分化；而社会主义必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怎样理解“共享”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一看人类对于“共同富裕”问题所做的思考。
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萨斯是第一个采用社会科学方法仔细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学者。1798年，他出版了《人口学原理》，并指出：由于人口的上升速度（几何级数）快于食物的增长速度（算术级数），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在英国发生，应停止对穷人的一切福利援助并且对其生育进行严格限制——他认为，穷人少了，工资上升了，革命的压力就小了。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个建议太荒谬了，而这却是当时贵族心态的生动反映。
把马尔萨斯的理论推进一步的是李嘉图。他看到，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问题是带来产出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限。所以，他把重点更明确地放在了生产过程上面，并开创性地提出了经济学的重要概念——稀缺性和供求分析。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和税赋原理》一书中，李嘉图指出，随着人口和产出的上升，对土地的需求上升而供给不变，导致稀缺性上升，从而地价和地租不断上升，地主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不断上升。怎么扭转这一局面而走向“共享”？和马尔萨斯直接针对穷人的严酷建议不同，李嘉图提出了一个缓和得多的、针对富人的方法，这个方法被沿用至今——累进制税收。李嘉图虽然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但他的预言却没有成真。因为他没有预料到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不断降低，从而使得土地相对于其他财富，比如资本、机器等的稀缺性开始下降。
马克思继承了李嘉图的稀缺性理论和供求理论，只不过用工业资本替代了之前的耕地。不同于耕地的自然有限性，资本会因为其逐利的本性而不断扩张，也即无限积累。马克思认为这一无限积累只能带来两种可能性：其一，随着资本的增加，其边际报酬率开始逐步下降，最终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暴力冲突；其二，资本报酬不降低，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不断增加，最终导致工人联合起来推翻资本家。第一种可能由于利润均等化趋势的出现没有成真，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走向共同富裕。
然而，马克思的预言也没有立刻实现。19世纪后期，一方面工资开始增加，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确实发生了，但是却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等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的落后地区。而在资本主义充分展开的欧洲，马克思没有想象到巨大的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资本无限积累的负面作用——虽然绝对的贫富差距依然维持在高位，但是工人的绝对境遇也有了大幅改善，不再是处于“非要革命，不革命就活不下去”的情形了。
与此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给富人的财富造成了极大冲击，美国学者库兹涅茨首次通过数据研究发现，美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前半期大幅缩小。1954年他给出了更为乐观的看法：经济内在体系也“可能”达到这一结果，原因只是“更多的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对此进行了驳斥，指出这条曲线只是巧合——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后又开始上升了。事实上皮凯蒂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自由市场之下的资本主义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其核心原因在于非生产性资本的回报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增长速度。
与之前学者不同的是，皮凯蒂在其自身逻辑中已经蕴含了突破他所提出的困境的出路。这一出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走出困境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快速的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使得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高于非生产性资本——也就是说，要走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陷阱，实现“共享”和“共同富裕”，就必须落脚于以人为本、科教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