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清楚绿色发展的实践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在与学生探讨了绿色发展的基本内涵与最大障碍后，就有必要向他们阐释清楚实现绿色发展的实践道路怎么样。这个道路是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资本逻辑的中国境遇来抉择的，而不是“言之无物”的空泛选择。
当今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最具活力的代表人物福斯特于2015年6月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国开创性地建设一种新的生态文明，这需要朝向一个不同以往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摈弃西方国家那种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权模式。”[18]这是他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具的“诊疗方案”，其建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要进一步摆脱资本逻辑的宰制，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事实上，资本逻辑具有“双重性”：第一重逻辑是“自觉地”追求价值增值；第二重逻辑是“非自觉地”创造着人类文明。这两重逻辑互动共存于资本的内部，资本本身就充斥着这种自反性悖论，类属“活生生的矛盾”[19]复合体。要尝试使学生体悟到资本内部这种对立统一的深刻辩证法。
资本这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是市场经济的“原始公民”。在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资本逻辑的渐次展开，离开资本机制、资本力量和资本市场来谈市场经济，显然是无源之水、空洞无意义的。“资本是人类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实践的文明成果。”[20]资本既是一种内在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外在的生产要素。它具有强大的组织集约化、高效率生产和刺激旺盛消费的能力。审视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不难发现，很多现实矛盾和重大发展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资本力量的支撑。无论是宏观的工业领域、农业领域、服务业领域还是具体细分的互联网业界、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物流领域、食品生产领域、金融领域甚至科研攻关领域等，资本都在发挥着关键性的驱动作用。
绿色发展重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本质是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取得更加协调的关系[21]。有鉴于此，要激发学生意识到，尽管资本逻辑携带着明显的诸种负面效应（包括逆生态性），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不应该被忽视：在生产力发展可谓“任重道远”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经济现代化仍然是我们的优先任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充斥着微妙的互动关联。这种互动关联不妨用“竭泽而渔”和“缘木求鱼”两个语词形象地展露出来。
在农业文明尚有遗留、工业文明仍未完成、生态文明才初露端倪的整体国情之下，忽略生态环境保护而只谈利用资本逻辑来发展经济，其结果势必是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可谓“竭泽而渔”；同样，离开利用资本逻辑来刺激和支撑经济发展而孤谈生态保护，其结果将使生态保护缺失物质之基，可谓“缘木求鱼”。这就是“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三段论”[22]和“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的重要论断，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理念等[23]，为我们从根本上界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提供了一种科学合理的系统思维和实践导向。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不是“特”在其他地方，而是“特”在如何在稳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走绿色发展之路，不应该再停留于简单地追求“天蓝地绿水净”的“现象阶段”，而应该去自觉地探寻“天蓝地绿水净”背后可依托的经济逻辑——在遵循自然生态平衡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和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才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高阶阶段”，也是实现绿色发展的真谛所在。
为此，要使学生认识到：我们需要在“利用资本”和“规约资本”中探索与实践人类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道路”，同时“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4]。一方面，“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25]，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积极发掘资本的正能量、不断激活和释放资本机制支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红利，尤其要注重发挥好各种资本力量在绿色发展实践中的空间格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等方面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要充分警惕资本逻辑“灵魂深处的野蛮”即逐利的最大化，以期最大限度地规避其包括生态负效应在内的消极方面。
在制度基础和保障上，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不断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资本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通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力量和优势，在发展规划、宏观决策、国家立法、政策过程、司法实践等各方面自觉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使经济发展服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努力消除资本增值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对抗性冲突。
如果说逐利的资本是一头桀骜不驯的“猛兽”，那么，政府就要通过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管的体制机制来做一名合格的“驯兽师”，特别要发挥好国有资本的生态导向作用，为民间资本、社会资本甚至国外资本参与生态投资作出“高位”引领和表率。一般而言，相较于其他形态的资本而言，国有资本尽管也蕴含着追求利润的一般资本属性，但同时也肩负着其他性质的资本所不能完成的历史重任。诸如国家核心利益、重大发展战略和社会普惠福祉的保障、经济结构的宏观优化、“市场失灵”的基本面匡正以及国家生态安全等，国有资本更能体现出反映整个社会最普遍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它能在最大限度上承载着公共性，其逐利性首先要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正如有学者所言，国有资本在所有性质的资本通约的共性之外，还蕴含着其他形态的资本所很难替代的特殊功能，以有效应对资本逻辑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的矛盾或对立[26]。也就是说，在资本理性与生态原则之间发生抵牾冲突时，国有资本就能更好地“补场”，发挥出应有的生态功能。因此，在驾驭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中，更应该注重发挥好国有资本改善生态环境的巨大能量，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27]可以说，积极参与并科学引领生态投资以期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愈来愈成为国有资本的一个重要使命。
一言蔽之，要通过理论逻辑阐释和社会发展现实切入，使学生们体悟到马克思所讲的资本蕴含着“双重逻辑”，即自觉追求价值增值和非自觉创造文明的逻辑，在利用资本的正能量和规制资本的负效应中推进绿色发展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借用王伟光先生《在超越资本逻辑的进程中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中的一句话来讲：一方面，不但要追求把中国打造成经济维度上的富强国度；另一方面，也要更加努力地把中国发展为宜居的美丽国度，也就是“不只建设一个物性的中国，更要建设一个诗化的‘自然大美’和‘人文至美’彼此交融的中国”[28]。在授课中，努力让学生明白，也只有在科学驾驭资本逻辑中践履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每一个人才有希望生活在生产空间格局集约高效、生活空间静谧宜居、生态空间和谐守恒的理想图景之中，最终才有可能更加靠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未来社会的伟大构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9]这也有助于引导学生领悟到马克思洞悉历史走向的永恒理论魅力和深邃生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