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逻辑，创新研究生思政课教学观念
对于硕士、博士研究生群体而言，要将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中，其中的一个前提，就必须要在“导言”及其之后相关知识点的教学过程中，突出解析当下时代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关于时代（而不限于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有各种现象型、案例型或者数据化、实证性的描述。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将这些变化用一个“我们自己的词”加以概括，用习近平同志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进入一个“改革就是一场革命”的时代。可以说，如何对待“革命与改革”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态度，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国情。这样，在我们讲授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依靠力量等问题时，就会增加一个“全面改革”的时代维度。显然，这里教学应用性极大。尤其是对于研究生教学而言，不可能按部就班地讲授“知识点”，最重要的则是讲解看待问题的方法。“全面改革问题”恰恰是一个有效的“实验课题”，可以引导研究生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正是在这个时代逻辑命题（或者命运）下，我们才可能进一步深入理解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艰难性和复杂性，进一步理解“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四个全面”的复杂性也与五大发展理念的复杂性、艰难性直接相关。理念是行动先导，是战略选择的前提。社会主义建设绝对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这决定了必须善于将“理念与战略”联系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式，也是一种改造世界的最好方式。要在讲述逻辑观点时，高扬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时代自信、实践自信。
显然，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更直接、全面地与硕士研究生思政课教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体系”相关联，也与博士研究生思政课教材中的“当代发展问题”“当代社会建设”“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有直接关联。如果仅仅进行观点的“移植”，比如在讲到某一个知识点时，就将其与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联系起来，这显然是一种平庸的方式。我们认为，这仅仅是问题的“初级状态”，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对习近平的新思想进行宣讲（观点解释），而是进入时代发展的内部，让本来就已经具有很强思维能力、现实体察力的研究生意识到，习近平新思想的内核。这一内核的实质不是具体的某一些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逻辑。一旦这一思想内核能够在研究生那里得到认同，并扎下根来，那么，这一逻辑就会深深烙印在研究生的血脉里，对于以后走向工作岗位、进一步分析时代，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
既然研究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那么，在讲述相关知识点时，就不能停留于介绍、解释，而应该深入“逻辑本身”，直接“回应”研究生的时代困惑难题。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课题而言，一个非常显著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挑战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设想，始终没有到来。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成为最惨痛的历史记忆。与此相比，自启蒙主义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文明以来，西方文明一直以世界的“文明主流”或“统治地位”自居，时代精神和时代话语的体现逻辑，往往被西方所挟持。如此一来，对于奉“现代西方”为圭臬的许多人（包括学者、官员、企业家和大众）看来，近现代的文明开启者和执行者始终是西方，“非西方”始终处于模仿和跟随的处境。所谓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仅仅具有理论言说（包括批判）的意义，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持久地存在。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是其最突出的代表。
以上仅仅是思想地图的简单勾勒或现象而已，其内在的实质则集中体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竞争”问题。这里讨论“社会主义”的焦点，已经不再集中于“马克思经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亦不再集中于“苏联、东欧的历史中的社会主义”，而是集中于以中国为代表的“现实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其涉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显然，这里的“制度竞争”早已经走出了任何一种“理论言说”视野之外，而进入一个真正涉及“人类命运”和“最终抉择”的现实问题。
1.如何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创新属性”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就在于，其具有无坚不摧、敢于破坏一切的创新性。前资本主义原来极其强大的宗教、宗法、伦理关系等，在“更为强大”的以自由、平等、民主、市场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创新精神”和“创新机制”面前轰然倒塌。“创造性破坏”或者“破坏的创造性”，恰恰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具备的内在精神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而与资本主义相反的社会存在的基本特点，则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有的生产方式”。崇尚“创新”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走向衰败和灭亡呢？马克思认为，这种把“创新—资本—金钱”当成唯一生命力，当成生存的绝对法则，必然会导致“创新界限”——资本限度、消费限度、自然限度、劳动力限度的诸多天然钳制，最后出现经济危机、自然危机。“资本不可遏制的追求自身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是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一旦这种“创新与破坏”之间的有效循环（所谓经济周期）被打破，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最终走向灭亡。
作为“创新理论”提出者的熊彼特也认为，正是基于“企业家创新性”的最终不足，决定了资本主义“不能存在下去”。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新形式”[3]。熊彼特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作“产业突变”，其结论是：“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4]
理论论证是如此，现实运动亦是如此。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孕育着新的社会改革运动，这些时代运动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全面挑战。
其一是技术创新。众所周知的迫切现实是，由“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数据”“互联网+”“智能革命”等引发的科技创新，对于发达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思维方式等各个领域所产生的革命意义，已经逐步被社会广泛认知和接受。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等率先启动了“脑科学”“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能社会”的社会创新和改革计划。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这些研究项目的社会化成果一旦集群式地呈现，对整个世界的存在方式、文明运行模式等必将产生极其重要的深远影响，也必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产生直接的挑战。
其二是经济创新。逼迫现代西方世界创新的一个经济事实，就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创新机制的反思。针对以货币、金融、财政、网络为代表的创新驱动发展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致力于各种“虚拟价值创新”和“实体价值创新”的有效结合，希望通过“国家创新体系”方式，实现新的飞跃。
其三是制度创新。资本世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对整个现代资本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之间所具有的“悖论性”进行深入反思，在一些领域已经开始从纯粹的思想逐渐进入实践领域，以至于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即“启蒙时代”“人权宣言时代”所界定的资本主义）开始向“有节制的资本主义”“绿色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发展，力求在实践上展现“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这意味着现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各种新危机时，并非我们原来所想象、所希望、所确定的那样，处于“垂死挣扎”的衰落期，而是显示出其灵活的应变能力。正是基于这种严肃事实，我们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应变各种危机，并日益走出各种危机的条件下，我们也应该注重西方社会的各种新现象、新理论，只有面向和反省这些“真问题”，才可能真正树立超越西方的强大制度自信。
2.深入反省广大新兴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后发优势”
许多新兴国家希望迅速崛起，这是由其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也符合各国民众追求幸福的需求。但是，在选择发展崛起的道路上，许多新兴国家还处于由西方发达国家所确定的“国际规则”之下，对于发达国家的“帮助”也存在着一定的依靠和期望值。这意味着，许多新兴国家的改革运动并不一定按照自身的期望值和逻辑运行，在许多情况下还是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和制约。例如体量较大的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家的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如果我们缺乏应有的社会主义自信，就有可能认同他们基于“民族利益”的某些不合理主张，最终亦掩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优势和特点。
3.深入反省被资本主义世界所包围、挤压、肢解的“社会主义制度空间”
这是谈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个残酷的现实语境。纵观全球，且不论实质内容如何，敢于扛着社会主义大旗的国家少之又少，除了中国外，皆是相对弱小的国家，而且皆与中国或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客观的原则性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有着共同信仰的社会主义国家，尚缺乏共同语言，尚不能完全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常常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奋争、苦恼和徘徊，以致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其集群效应始终无法真正而广泛地显现出来（甚至还不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接的“有机联系”）。也就是说，这些数量极少的“小国社会主义”要想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中长久生存，已实属不易，要想获得发挥社会主义超越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更是非常艰难。只有走出西方所编织的各种逻辑陷阱，更快地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才可能将注意力专注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才可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质优势。
这里主要集中于两大核心问题，即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针对经济发展而言，要想获得更多的财富，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市场经济则是一个必选项。但是，要想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各种规则制度。而这些都不可能通过“自发市场经济”加以实现，政府在其中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也是就是说，政府要善于有所作为，积极推动市场机制走向成熟。所谓“最小的政府是最好政府”，所谓类似“守夜人”的“无为政府”之类的说法，只是“市场经济的乌托邦”。这意味着，效率更高的政府和效率更高的市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一个问题的两个（互补）方面而已，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政府和市场彼此分割”的二元论。在这方面，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可以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获取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大的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针对国家和社会稳定问题，在西方民主的刺激和鼓励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一党制的合法性，直接受到多党制、两党制的舆论挤压和歪曲。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其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据，并非源于“法律”赋予的“竞选”，而是源于更具有优先性的“革命合法性”。当然，这是历史合法性的论证部分。在现实合法性领域，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动员方式、效能，无论在逻辑还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可以更具先进性、包容性、开放性，可以更好地凝聚国家力量，而不是将民众分裂为各自利益而战的选民。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比西方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政治效率和更真实、更广泛、更普遍的公平正义。
因此，我们认为，处于西方资本主义所塑造的资本为王、财富为尊的时代，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要发挥高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讲的“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基本语境。如果不能立足时代、超越时代，不能自觉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环节与方面，大力借鉴西方的优秀成果，就不可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优越性，最终丧失社会主义“制度竞争”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