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在那巫师、恶魔和魔鬼的时代
疯狂，在那巫师、恶魔和魔鬼的时代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斯佩尔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莱茵河上）的某个25出生高贵的公民”的苦难处境。在那一片地面人人都知道，斯佩尔斯乡绅（我们将这样称呼他）的婚姻很不幸。尽管那位仁慈的主人过早地把斯佩尔斯夫人娶回家是怀着许多良好愿望的，但她生来就是一副刚强的体质——外带一根恶毒的舌头。在那个村庄中，每个人都爱那位乡绅，而每个人都恐惧他那专横、好争论、脾气恶劣的配偶的愤怒。
方圆几里内都传言，斯佩尔斯乡绅把他大部分的生命都贡献出来了，只为安抚他那黑心的妻子；他用尽一切办法去取悦她，去停止她那持续不断的肆无忌惮的谩骂。
一种关于精神疾病的魔鬼信仰式的叙述
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有一天无法想象的事发生了。那位教区牧师说了这个故事：
一天斯佩尔斯回到家，他妻子和通常一样，用侮辱性的言辞挑剔抱怨他，而他希望走出屋子以避免争吵。但她立刻跑到他面前，把他希望从那儿走出去的门锁上了；并且大声地诅咒发誓说，除非他打她，否则他内心就没有诚实的信仰。听到那么重的话，他伸出手来；他并不想弄疼她，只是用他的手掌轻轻地打了她的屁股；于是他就忽然倒在地上，失去知觉了，接下来他在床上躺了好几个礼拜，被最最严重的疾病折磨着（Kramer ＆Sprenger，1486/1971，p.87）。
那位牧师怀疑这里有蹊跷，于是他找来当地的内科医生，那位医生以前处理过这种事情。那位老人从他的药箱中取出一个非常热的铁锅，里面是熔化了的铅。他把它举到那受害的男子的上方，慢慢地把里面的液体倒进一碗河水。奇迹般地，当它在水里冷凝起来时，那铅凝结成的形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鹅。目击者们都很惊讶。医生解释说，当液体的铅在巫术受害者身体的上方倒下来时，它形成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由恶魔之力投射出来的。这铅遵从萨杜恩（土星）的力量，来自那颗行星的影响完全是邪恶的。
简而言之，那位善良而高贵的斯佩尔斯乡绅已经屈从于恶魔的力量了，它是以一个恶魔的女巫为媒介来实施的。毫无疑问，女巫就是那卑鄙的斯佩尔斯夫人自己。
历史没有揭示出那位乡绅和他妻子后来怎么样了，但对于这两个人，结局不会是正面的。那个不幸的女人最可能的结局就是面临分两个阶段的公众审判。在前一阶段，镇子上的每个人都会被鼓励去履行他们的基督徒职责，说出他们对这个嫌疑女巫的一切猜疑和仇恨。他们几乎一定会说，怪病也曾降临到另外一些和斯佩尔斯夫人打过交道的人身上。26
这些证据就足够了，在审判的第二部分，主教和牧师几乎一定会先把斯佩尔斯夫人逐出教会，因为她和撒旦为伍。然后他们会把这个被定罪的女人送交政府的权威机构，以便把她作为异教徒予以惩罚，她的罪名是恶魔行为，施行巫术，叛教，还有兽奸（和恶魔有过性行为）（Summers，1928/1971，p.xvii）。斯佩尔斯夫人所受的惩罚可能就是那已定罪的撒旦崇拜者通常所受的：“以极端的偏见”，把她从她的家庭、教会、社团中分离出去。
驱邪 至于那乡绅，他的命运也许受到了善意的对待，但丝毫未减少严酷性。他当然不会接受心理学的咨询。首先，如果周围有那么个原始的心理治疗者，他或她一定会被打上“巫师”这样的烙印，这个术语适用于任何想要和恶魔交流的人。这样的一个异教徒一定会否认圣多马的基本教导“不能相信恶魔能够遭受任何有形的力量；因此召唤术或别的什么魔法不能影响它们”（Kramer＆Sprenger，1486/1971，p.178）。事实上，即使是对这种“谈话疗法”有所企图也会被视为一个证据，证明一个人已经和黑暗的君王建立了同盟。
由于心理治疗没什么可能性，那还剩下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驱魔，那是一种正当的方式，可以把那抓住了善良的斯佩尔斯乡绅的恶魔们赶出去。根据事情的严重程度，一个牧师需要实行以下这些驱魔技术中的一部分或全部：
●一种流行的技术就是以手抚顶祝福礼，400年后这种实践被认为是“精神集中技术”，那时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用它成功地治疗了他的一些最初的歇斯底里病人（Breuer＆Frend，1883/1955a，p.110）。
●音乐的自然力量，尤其是竖琴音乐，被认为可以驱魔，正如《圣经》中它对扫罗就起过这个作用。如果把音乐和那借助药草和宝石（它拥有“自然的美德”）的治疗结合起来，音乐的效果被认为得到了放大。
●用鱼的心和肝来治疗病人，它被用来涂抹，或者，如果情况更严重，它被用来烧烟来熏——人们相信这有时能把魔鬼从受折磨的人身上赶走。
●如果这些都失败了，人们相信用圣香的烟来治疗受折磨的人有时会奏效。不过这个受折磨的人必须先来个好的忏悔（这对于那位无知觉的乡绅会是个障碍），领了圣餐，然后被赤裸裸地固定在一根神圣的蜡烛前，这蜡烛的长度相当于基督的身高，或相当于十字架，同时有人念着一大堆咒语（Kramer＆Sprenger，1486/1971，p.183）。
猎巫和《女巫之锤》除了所有以上这些，还有更多的，斯佩尔斯乡绅的牧师都可以从《女巫之锤》（The Malleus Maleficarum）中得到。这是一本猎巫者的指南手册，是在1486年由两个德国多明我会修士海因里克·克雷默（Heinrick Kramer）和詹姆斯·斯普兰格（James Sprenger）首次发表的，而那是在教皇英诺森八世授意和督导之下的。在那八年时间的统治中（1484—1492），英诺森成功地把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这个词深深地刻入了历史书中。据估计，有100000名的异教徒、女巫和“越轨者”被处以极刑，而那仅仅是在英诺森统治的头一年。27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女巫之锤》再版了30次以上，而且是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巫术审判的核心权威来源。它在重大审判中的最后一次有记载的出现是在1782年6月，在瑞士的格拉瑞斯。当时安娜·葛狄被判定为行使巫术，从而被处以绞刑。
无论我们对那成百上千的受害者怀有怎样的同情，宗教裁判所和《女巫之锤》同心理治疗的历史仅有间接的关系。宗教裁判所的大部分受害者其实都是健全清醒的政治犯，他们真正的罪是质疑和阴谋反对教会的权力——那可以说是社会的统治结构。萨默斯（Summers，1928/1971），一位20世纪的神学家，在1928年出版的《女巫之锤》的序言中对于那些在宗教裁判所中因为政治活动而遭到教会迫害的人们是这样写的：
那些野蛮的宗教狂热者，他们保有着最为颠覆性的最为恶劣的观念，而且致力于把它们付诸实施。要建立团体，要根据那精心细致地制订出来的计划重新塑造这个版图——为了获得和实施他们自己的目标，满足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些异教徒既不屈不挠又老练能干，就是说，就像今天的革命者那样，决心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专制统治。他们那些领导人的目标和意图……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p.xvii）
列宁和托洛茨基！多么强有力的材料啊，尤其在1928年。
那么这一事实又如何呢：被迫害的成员包括大量的普通农民女子，还有青年的女孩。我们是否该把她们都理解为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极端分子？是不是更有可能是这样的：就像可怜的斯佩尔斯夫人，她们是自暴自弃的不快活的女子，她们惹恼了、威胁了她们的丈夫、父亲和邻居？萨默斯有一个回答，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个推测。他说（关于女巫）：
也许，更令现代的读者们惊讶的是那些各种段落中体现出的厌恶女性的倾向，而且这些不是一笔带过的，也不是最少被指出的。无论它们有多么的夸大，我也不能完全地确信它们在现今这个女权的时代不能提供健全的必要的矫正，现今的性别看起来被混淆了，模仿男人成了许多女人的主要目的，但这是一个无礼的举动，这样她们不仅放弃了足以自夸的魅力，而且把自己暴露在了那以健全和常识为名义的最冷酷的责难的面前。（1928/1971，p.xxxix）28
这个神学家和我吃的不是同一个饭锅的饭！
正如许多当代的作者指出的，猎巫差不多就是社会机构针对那些被认为是对已经建立的族长规则有威胁的女人们的有组织的暴行。女巫们是“邪恶的女人”，她们那些无法满足的肉体的淫欲使她们“用眼色杀人，把未出生的孩子从母亲的子宫中撕扯出来，糟蹋庄稼，破坏家畜，并且让男人的精神转向过度的爱或恨”（Ussher，1991，p.44）。
巫术在新英格兰殖民地 在殖民地美洲，在一段12个月长的时期内（1691—1692），在马萨诸塞的塞勒姆，有250个人因为行巫术而遭到逮捕。这些不幸的人中50个被判了刑；19个被处死；2个死在狱中；1个被折磨致死（Deutsch，1949）。那些被处死的人中有个叫玛莎·凯瑞尔，她那8岁大的女儿为送她母亲上绞架提供了必要的证据：
你成为一个女巫有多久了？
从我6岁开始。
你现在多大？
大约8岁。
谁使你成为女巫的？
我妈妈。她让我把手放在书上（假定为恶魔之书）。
你说你有次看到过一只猫。那猫对你说了什么？
它说，如果我不把手放在书上，它就把我撕成碎片。
你怎么知道它是你妈妈？
那猫告诉我的，它说它是我妈妈。（Deutsch，1949，p.35）
可悲的讽刺是，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这些“女巫”中大部分是抑郁独处的老女人，她们生活在忧郁的孤独之中，远离她们社区的其他人。我们只能想象这些古怪的丑老太婆给村子里的孩子们心里带来了怎样的恐惧，还有如果有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死了，或者有什么有价值的农场动物死于疾病，她们是多么经常地要受到嫌疑；甚至告发者自己若是有什么淫荡邪恶的念头，她们也会被怀疑对此负有责任。
在历史记载中，很清楚，女巫们表达出的恶是充满了色情的。有6个来自马萨诸塞的安多瓦的女人，在塞勒姆受到拷打后，承认她们曾“骑着扫把在空中飞行，和恶魔结交，并且和他们发生肉体关系，用她们的‘幽灵’夹住在床上的邻居，要么就骚扰他们，还用她们的黑暗魔法把疾病和死亡降临到别人身上”（Deutsch，1949，p.36）。人们不仅相信女巫对于一切动物、儿童和精灵都有着不知餍足的淫欲，她们甚至还要对偷窃男人的性能力负责。正如《女巫之锤》中解释的：
如果一个人无法兴奋而且无法性交，那是自然的性无能的标记；但如果他能够兴奋并勃起，然而无法性交，那就是受了巫术的标记。（Kramer＆Sprenger，1486/1971，p.115）29
很难想象那个时代围绕着男人对于女人理解的那种制度化的神秘和偏执，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举例来说，月经，被认为是“女人的天生的狡猾”的一部分，它被当作是她们不自然的能力和淫欲的象征。正如那尊敬的雷金纳尔·斯各特（Reverend Reginal Scot），一个英国传教士，在1584年写下的：
女人在每个月的这时候都充满了过多的体液，同它们一道，忧郁的血就沸腾起来；从中涌出蒸汽，它们被输送上去，通过鼻孔和嘴，等等，传递到任何它所遇之物的媚惑力之上。她们喷吐着特定的气息，她们以之媚惑着所有为她们倾倒的人。并且对于所有别的女人来说，瘦的，两眼凹陷的，老的吊眉毛的女人是最富于传染性的。（转引自Ussher，1991，p.49）
在那个独身被当作是纯粹基督徒的美德的时代，对于正直的男基督徒来说，任何女人都仿佛潜在地是个迷惑人的女人，是《圣经》中的诱惑者夏娃的女儿之一。事实上，任何女人
她只要是公然地、积极地有性欲的，她就有被当作女巫的危险。性能力、女性特质和巫术成了同义。那对于所有女人的包含了恐惧、嫌恶、被压抑的性诱惑的感觉，清楚地反映在了围绕女巫的幻想和控诉中。女人的性能力的表达被同她那有嫌疑的弱点、她和动物及低级生物的亲近联系在了一起……所有的女人都可以是女巫——是她们的性能力和生育力令她们如此的。（Ussher，1991，p.49）
这可能也是事实，就是很多的“丑老太婆”也是女医生，她们用药草、方剂、咒语来治病。很有可能，这些早期的护士从业者们配制方剂来唤起怠慢的丈夫的兴趣，来阻止或促使怀孕，来帮助劳动和生孩子，来导致堕胎。正如乌瑟尔指出的，这些女人中间也许存活着一种团体的女神崇拜，它延续了古老的神秘主义传统，那传统把女人视为“圣火的看护人和生命的给予者”（1991，p.58）。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疯”女人遭到恐惧和厌恶，就像现今许多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所遭受的。调节社会规范是教会的责任，因此几百年来在整个欧洲，甚至在教会的权威已近末路的新世界，它搜捕着、审判着、处死着越轨的“疯女人”，以维持那已确立的规范的灵魂方面的和性方面的安全。
早在1563年，就有一小部分内科医生试图说服法庭，这些被控告的女人中有很多尽管是疯狂的迷乱的，但她们根本上是无害的。然而，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证词得到了足够的信赖。这是一个关乎公众安全和公共规范的问题。这些女人是破坏性的。她们生活于丈夫、父亲甚至教会权威的控制之外。毁灭一两个疯女人，就给别的持异议者送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正如至少有那么一个历史学家所解释的，这整个情节对于社区整体毫无疑问地起着一种宣泄作用，从而是有“治疗”效果的（Midelfoot，1972，转引自Ussher，1991，p.59）。30
我们对于现代心理治疗的根源的探索，之所以从500年前《女巫之锤》的发表开始，是因为《女巫之锤》提供了第一个“现代的”、有社会意义的方法，去接近、理解，或许还要去治疗（是否用烟熏的鱼肝是你的事）那范围广泛的非自觉的不一致——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精神疾病。当然，正如你在本书后面将看到的，较之把那些情感、心理不同于一般的人的行为视为是“有罪的”或是由于魔鬼影响的结果，我们把这些行为看成是“病态的”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不过在区分中世纪和现代的探索过程中，用《女巫之锤》来划界是方便的，以及——正如我们从那有着各种宗教根源的词语中看到的——适宜的。
精神疾病在古代世界
如果你读一本关于异常心理学领域的综合性教科书，你就会知道，有证据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即石器时代末，就有过环锯手术（trephination——把头盖骨的一块环形的部分用外科手术卸下来）。有些人把这个发现解读为一个证据，证明几千年前就有对某种形式未确定的情感或心理上的抑郁的“治疗”了。
4000多年以前，古巴比伦人（他们居住的地区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在伟大的“法律给予者”汉谟拉比领导下，就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神职治疗者的伦理和道德责任。那些治疗者对人类的各种不适进行分类，根据就是负责每种不适的不同的魔鬼。
这些早期的心理治疗者是治疗之神尼那塔，还有他的妻子，女神古拉忠实的追随者。治疗者的主要使命就是精确地诊断，而那是建基于详细的案例史的。只要那不适被正确地认出了，治疗者就可以念咒，来召唤有能力打败那个该为这不适负责的魔鬼的神灵。
那神灵有七个敌人，邪恶的魔鬼率领着一批低级的魔鬼们，效忠于伊斯塔——司巫术和黑暗的女神。每一种疾病有它特定的魔鬼。疯狂是魔鬼伊德塔引起的。那些魔鬼是由男巫操纵的，他们使用邪恶的眼睛、特殊的计策，还有特定的仪式。（Alexander＆Selesnick，1966，p.20）
关于这些古代的祭司们的精神病治疗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那非常详细地记载下来的证据，是在泥版的残片上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那是谈话疗法最早的系统性的运用。就像一位医学历史学家指出的：
（他们的）医学体系……是被魔术和宗教支配着的……它们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个体复原，让他和超越性的世界取得和解……对于那个信服了他的痛苦是因为他犯了罪的病人来说，灵魂自我反省有一种释放的效果；而施行的仪式、祭司念动的咒文有着深刻的暗示力量。（Sigerist，转引自Alexander＆Selesnick，1966，p.19）31
就在那时，古代的埃及人开始向巴比伦人学习唯灵论医学的原则；埃及人中已经出现了一个人物，那是他们的最伟大的治疗师中的一个，叫伊姆霍特普（Imhotep，大约公元前2850），是他们的医神。埃及人早就懂得了照料肉体和照料灵魂一样重要。所以除了通过宗教咒语和神圣仪式来实行心理治疗外，他们的治疗寺庙还倡导了文化上的丰富化，以音乐会、舞蹈、艺术性的自我表达这些方式；这是那样一种早期形式，就是现今所谓的职业疗法（occupational thrapy）；还有“酝酿睡眠”。酝酿睡眠（incubationsleep）这个术语大致指的是一种通过服用温和的麻醉剂引起的催眠状态，它的目的是引出洞察力和温和的幻觉，这些将由伊姆霍特普的寺庙中的祭司来占卜。
是埃及人把这种信仰介绍进了西方的医学：歇斯底里症，这种情感状态，是一种妇科的失调，它是由错位的或游走的子宫引起的。治疗就需要通过阴道来烘熏子宫，诱导错位游走的子宫回到它应在的位置。后来，整个希腊世界在医学实践中都广泛地接受了烘熏疗法，它受拥护的光芒不比希波克拉底、柏拉图、盖伦少（Alexander＆Selesnick，1966）。这种对于歇斯底里症的起因的性别特性的观点，在弗洛伊德接受医学训练的时候仍风行于东欧，那时是在19世纪末。
波斯人（这些人所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朗）是在大流士一世——他统治于公元前521年到公元前486年——的统治下发展出他们最初的正式谈话疗法的。引导它的是宗教先知琐罗亚斯德（也就是查拉图斯特拉）的教导；波斯的内科医生认识到健康需要积极地同恶魔的力量作斗争。在同不洁的斗争中，他们的基本武器就是心灵和肉体的纯洁，善的行为，还有对神圣词语的固守。灵魂治疗者们——他们强调了生活得有道德、有勇气、谦卑、慈善的重要性——被认为是最有力量的内科医生。这些教师兼治疗者中有很多可能也是属于Mah（发音为“Mag”）的祭司；这些“最伟大的人”把他们的生命奉献出来同世界上撒旦的邪恶影响作斗争。《新约》中也提到了他们，就是说到幼年基督被三个东方贤人（Magi）拜访的时候。
关于疯狂的希伯来观点和希腊观点
尽管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去想象拿撒勒的圣婴耶稣从三位实践的圣人-心理治疗者那里接受礼物是困难的，然而对于2000年前生活在那片神圣土地上的希伯来人来说，这并没有那么不寻常。因为尽管希伯来的《圣经》断言只有一个上帝，但他被认为是一切健康的源头，同样也是一切苦难的源头。一切疾病，包括疯狂，都是由这个上帝降临到人身上的。因此希伯来人对这个观念很熟悉：祭司们对于唤醒上帝的治疗力量负有神圣的责任。其实大部分重要的希伯来内科医生都是祭司，他们有特殊的途径把事情诉诸那伟大的治疗者（Alexander＆Selesnick，1966）。32
在《旧约》中，到处都有关于精神病治疗的详细叙述，包括那些对于希伯来的王亚撒和扫罗的痛苦的描述，还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被一种精神病的妄想折磨着：他认为自己是一只狼（狼狂病，lycanthropy）。希伯来的祭司们拥有那样的力量，可以同引起疯狂、忧郁、紧张性精神分裂、癫痫的“不洁”的精灵作斗争。在公元前490年，希伯来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精神医院。在接下来的历史中，谈话疗法有许多最重要的发展都是出于犹太血统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工作。
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 希腊的史诗诗人荷马比基督要早八个世纪；在他的歌唱中，是神把疯狂加到得罪了他们的人身上的。古希腊人的精神病治疗实践也许大都得自中东各民族。举例来说，他们从埃及借来了伊姆霍特普崇拜；他们给了他一个希腊名字，叫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也可拼成Aesculapius），还有出生地；他们把几个旧的阿波罗神庙改成用来治疗和康复的医院。这些神庙中有很多最终发展成了繁荣兴旺的健康疗养地，经常有具备健康意识的上层阶级的赞助人光顾。
由于希腊的影响遍及整个地中海沿岸，有几百个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被建了起来，作为治疗机体和精神疾病的疗养地和中心。这些神庙自身一般都是雄伟壮观的混合体，它们同时也是学习和文化的中心。为治疗求助于神庙的人们在这儿能够找到一切身体上的必需品（有药效的浴场和泉水，健身房），精神上的必需品（藏有伟大著作的大图书馆，美妙的花园），情感上的必需品（华丽的剧院），还有灵魂上的必需品（那神圣的神庙自身，还有它的祭司们，以及神圣的形象和物体）。这些神庙中最伟大的一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埃比道拉斯，大约建于公元前420年：
建造这个神庙花了四年八又二分之一个月……门是象牙做的，礼拜台（是）金的和象牙的……阿斯克勒庇俄斯被塑造为坐在宝座上，一手抓着手杖，一手把一条蛇高举过头；一条狗蹲在他身边。（Rossiter，1981，p.284）
基本上说，我在土耳其西南部的帕加马城外参观的一个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可能也是这些整体健康社区中较典型的一个。一条“圣路”，即长长的通向辖区的人行道，两侧是负责检查的祭司，他们把那些过于病弱或过于穷困以致不能从这个治疗制度得到益处的人拒之门外。那神庙自身和别的部分之间通过地下通道来连接，包括一个地下迷宫，把病人引向“圣泉”的源头，它是给这个社区提供治疗用水的。（现在当地的传言是这样说的：这泉水有轻微的放射性，这也许可以解释它的治疗作用。）在泉水那儿地面就出现了，朝圣者们会发现他们正站在剧院和图书馆的入口。而那圣水所处的位置是整个混合体的地理上和灵魂上的中心。33
至于那些求助于神庙的人用以解除情感和精神痛苦的具体过程，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论。就那个地方的基本构造而言，最有道理的理论看来是那样一种治疗理论：首先来个消化道的彻底的泻清，在圣水中洗个澡来净化身体，再来个按摩。接着病人也许得服用一种强有力的麻醉剂，那是从罂粟中提取的，罂粟在那个地区很盛产；然后他被带到地下，来个“酝酿睡眠”。这睡眠的目的在于引发睡眠者的梦境，以便神庙的祭司们来解读。
显然，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司们在监督所有这些治疗因素上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包括这个酝酿睡眠。在那由房间组成的地下迷宫里，到处都有假的墙，上面有圆洞，祭司可以从这里观察他们的病人，并与之交谈。
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司看来在治疗仪式中精通于用蛇。他们认为蛇是神圣的，常常把活的蛇应用于受折磨的肢体，以此来治疗机体疾病。因为蛇可以蜕皮而获得“新的生命”，所以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病人们就被假定为在蜕去他们的疾病。上面缠着一条蛇的阿斯克勒庇俄斯手杖仍旧是西方世界内科医生的一个象征符号。
在一个我们参观过的位于希腊的德尔斐附近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后面，有一个——据考古学家说——没有窗户的房间，精神病人滞留在那里。他们脚下的地洞里，有几百条蛇蠕动着，嘶嘶着。这个，显然，是一种早期的，至少偶尔会成功的冲击疗法（shock therapy）的形式。
克劳迪厄斯·盖伦 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这个混合体中，希腊人施行着一套迷人的治疗技术。它们涵盖了卫生学、营养学、体操、文化上的丰富化，还有健康使用的驱魔咒语，解梦及自我反省——所有这一切也许都掺和着至少那么一点剧院欺骗把戏的成分。治疗者-祭司是所有这些行动的核心，他的忠告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
然而，在古典的希腊人中，对于疾病的唯灵论解释（包括解梦）逐渐地让位给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唯物论的解释。在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公元前460—公元前337），对于情感疾病甚至疯狂的治疗发展成了那样一种实践，它建基于自然主义的观察和真正唯物主义的科学哲学。到了时候，那些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就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伟大的现代医学学校。
克劳迪厄斯·盖伦（约公元130—200），现代医学之父，就出生在帕加马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而他的一生也就是在那里实践着和教导着医术。盖伦的医学直到16世纪还在西方世界被广泛地运用着。34
当代的魔鬼信仰
几年前，我家乡的报纸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克罗拉多的斯普林斯，上午12点56分，约翰·莱斯利·凯勒驾车在费尔蒙特大街的100号街区撞到了灌木丛。他兄弟对警方说，凯勒曾经通过驱魔摆脱了恶魔，但他现在又“被七个魔鬼附住”了，而它们就是导致撞击的原因。凯勒先生已被送往卫理公会派教徒医院。（“警官记事簿”，1989，p.2）
即使在现代，在后工业、后女权主义、政治正确的北美，对于古怪的行为，人们依旧喜欢用魔鬼信仰来解释。在它的拥护者当中，对于生活中的最令人困惑的问题，魔鬼信仰显然仍能提供高度令人满意的解答。
在这一点上我需要对那些老于世故的读者插入一个警告，他们自认为可以有把握地忽视魔鬼信仰这个主题。医学精神病学至今还不到100岁，而真正的现代精神病学也许还不到50岁。在智人（Homo Sapiens）的历史中，对于精神疾病这个难题，较之我在本书中介绍的任何东西，鞭打、饥饿、祈祷仪式、声音、烟熏、图腾、媚惑、平安符、护身符、驱魔，还有信仰治疗更经常地被认为是答案。也许这是一种满怀希望的想法，即相信科学总是在进步，而且已经得到的就永远不会失去。
想想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300年发生了什么。除了为治疗者限定了一套至今还有用的伦理规范，希波克拉底还建立起了一套以自然科学和理性为基础的精神病学，这些发生的时间最晚不过公元前400年。他坚持医学训练必须建立在生物学和解剖学之上，而且运用这个体系，他把异常心理学归入了科学的范畴。希波克拉底还监督建立了第一个综合性的精神医院，那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这医院在位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萨杜恩（就是让铅凝结成天鹅的形状，从而使斯佩尔斯夫人被定了罪的那个萨杜恩）神庙中。他的科学体系至少延续了六个世纪而且导致了精神病学作为医学的一个特殊部门的建立。
在罗马帝国时代，在希腊内科医生阿斯列庇阿德斯（Aslepiades）的指导下，希波克拉底的精神病学工作被推进了。阿斯列庇阿德斯还写出了第一本综合性的精神病医学的教科书。听说过他吗？没有？这正是我要说的。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精神病学被失落和荒废了。在所谓的黑暗时代，任何想要恢复它的人都被警告、阻止了：
那些说不存在巫术这种东西的人，他们错了……那些人不相信魔鬼的存在，除非在无知的普通人的想象中；人们归诸恶魔的只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自然事件。不过这些是和真正的信仰相反的。真正的信仰告诉我们，有些天使从天堂堕落了，它们现在就是恶魔；（而）受过洗礼的人的［这种］不贞就是异端邪说，因此这样的人显然就是异端。（Kramer＆Sprenger，1486/1971，p.8）35
在25年的教学中，我从未遇到过一个学生会自愿承认，如果克雷默和斯普兰格来到门前，他或她就会放弃“科学”。但我知道，有几十个，或许上百个学生，他们都保有一种知性前的解释，它们潜藏在那里；当辩论转向进化、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根源、限制性别角色带来的社会性伤害、同性恋的“自然性”，或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这些问题时，他们就可以求助于那些潜藏着的解释了。
我觉得，我们中有很多人，表面看来并没有魔鬼信仰，但他们在接受心理学-精神病学-心理治疗的总体合法性，把它们当作对于普通的、日常的精神疾病的科学的解答时，却总是令人惊讶地踌躇着。我的感觉是，我们对现世的人类“科学”的坚持程度比我们自认为的要少得多。谈话疗法，由于是在19世纪才发展出来的，它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中，顶多占有一个试探性的地位。
克雷默和斯普兰格是不是已经来到门口？或者他们只是一对来自百忧解（Prozac）制造者的推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