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

斯金纳

1920年代中期以后，行为主义者们开始完善华生留下的心理学的细节。这项任务主要落到了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身上。斯金纳是哈佛大学的一名长期教工，也是美国心理学激进行为主义学派的创始人。激进行为主义（radical behaviorism）区别于其他追随华生踪迹的行为主义的地方在于其坚决主张：作为理解、预测、从而控制行为的综合取向，条件作用绝对地主宰了人类的一切。234

斯金纳接受了“意志”问题的挑战，并认真考虑了威廉·詹姆斯在文章中对意志问题的深思：虽然我们感知到的一切都宣告着我们确实拥有自由意志，但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根本没有。斯金纳认为，令人信服的人类行为科学必须百分之百地解释我们的一切行为——包括思维、感觉和形成概念等类似的“私事”都是确定并可知的。

以下这段具有洞察力的话是当代一位自称“自由主义行为主义者”的重要人物迈克尔·马奥尼（Michael Mahoney）（参见第十四章）所写，如果我们将它全面地分析一下，便可以对斯金纳的立场作出一个简明的总结：

［激进］行为主义者的当务之急在于解决其自身与机能主义之间的矛盾［由认知引起的矛盾，也就是詹姆斯所说的自由意志］，它复合了各种思想遗产，其主要构成包含进化论、联想主义、决定论、操作主义、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正统的行为主义者早已被他们学派的创始人抛弃，但他们却仍坚信创始人的观点。（1989，p.1373；内容强调后加）

马奥尼说得很有道理。斯金纳发展了詹姆斯首先提出的想法，然后受到华生的影响而进入一个完全客观、确定、符合牛顿学说的科学体系，但科学其实会摒弃这种不可行的、不符逻辑因而并不科学的理论。

1987年，斯金纳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为《作为行为科学，心理学究竟怎么了？》（“Whatever Happened to Psychology as the Science of Behavior？”），他在文章里表达了自己的失意：

半个多世纪以来，用实验变量函数对行为的实验分析，以及在解释和矫正行为的过程中对这种分析的运用，普遍渗透了传统心理学的每一个领域。然而它们却还没有成为心理学，这是怎么搞的呢？（p.782）

人类行为的科学所面临的障碍

斯金纳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三大障碍［已经］阻挡了人类行为科学的道路”——人本心理学（参见第十五章）、认知心理学（对人类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的研究，参见第十四章），还有心理治疗。

对于激进行为主义而言，心理治疗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障碍。因为：

它们依赖于对心理感受和状态的报告，这些报告在理论的建立过程中毫无合理性可言。但是，它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比如专门研究感觉的精神分析家，他们不去［客观地］调查病人过去的生活，也不把他们与他们的家庭、朋友、生意伙伴联系起来观察，而只是询问他们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对此感觉如何，然后习以为常地用记忆、感觉、心理状态等专业词汇来构造理论，他们或许还会说，以生活环境中的事件来分析病人的行为缺少“深度”。（Skinner，1987，p.783）235

斯金纳对此做出了惊人的让步，然而：

行为矫正［与心理治疗相反］通常预防重于补救。在教育和治疗的过程中，当前的强化物（通常是人为的）都被用来巩固那些学生和来访者觉得在将来会有用的行为……仅仅建议人们如何以对将来有利的方法来行事是不够的；还必须给出他们那样行事的充分理由，也就是告诉他们现在所作的强化偶联。（Skinner，1987，p.785）

行为主义者的谈话疗法？

现在我承认：我是行为疗法促进协会（AABT）3500名成员中的一员，并且已经入会20多年了。在我离开研究生院之前，我就已经通读过斯金纳所写的每一部心理学作品。我过去、现在都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也是一个治疗者。另外，有时候我还是一个心理治疗师。

这怎么可能呢？如果说心理治疗是人类行为的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障碍”，怎么会有治疗者是行为主义者？怎么会有行为主义者是治疗者？（要回答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我首先要说：我从来没有用任何方式的严格行为控制来饲养过任何种类的狗，即便要养，也一定会任它用狗的“主意”和“意志”来控制自己。）

但我当然不想将这个问题回答清楚。标题为《谈话疗法》的书是否应该收录建立在斯金纳理论上的激进行为主义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样的回答很坚定，但需要作出详细的解释。下面我来谈谈自己的一个实例。

案例研究：罗布的恐怖症　 罗布（这是他的真名，因为他强烈要求本书收录他的“治疗”档案）是一个普通而出类拔萃的大学四年级学生。在大学最后一年的11月，他勉强决定：或许自己真的应该开始严肃地考虑未来了。

在美国，主修科选课指导老师一般是德才兼备的模范，家长们都希望子女在大学里能被他们器重。罗布的指导老师将他收入门下，用一段时间研究了他的成绩单之后，掏出一张纸条，写上了6所主要研究型大学的名字。他对罗布说：“这里面至少有2到3所大学会录取你。祝你生活愉快。”于是罗布成为他所选领域中博士培养项目的候选人之一。这给他的大学生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外，大学教学人员免去了他作为教授应尽的一遍遍重复自己的义务。236

罗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申请人。6所研究生院中的4所愿意录取他，并且其中有2所向他提供大笔资金。这2所向罗布慷慨提供奖学金的学校都地处市中心，都有市区的校园，学部都设在高楼建筑中。也就是在这时，罗布来找我了，他陷入了类似恐怖症的状态。

罗布的问题是对电梯有一种致命的恐惧感。他从8岁以后就再也没进过电梯。那年他在一家大百货商店拥挤的电梯里与他的母亲分开。他记得自己在拥挤的、快速移动着的电梯间里上上下下，撕心裂肺地尖叫个不停。

这种恐惧在后来的14年时间里一直潜伏着（尽管这种恐惧没有泛化到自动扶梯或飞机）。我见到他那当儿，他看到一副电梯门都会冒出一身冷汗。但目前使他冒汗的是对于未来的选择：是回绝所有研究生院的邀请，还是在今后的5年中每天爬一次20或30层高的楼梯，一边爬还要一边祈祷没有人发现他的秘密。

我让罗布坐下，听他讲述他的经历。“不值得引起注意”——我用最正规的文体这样写道。我对这位未来世界级的人文学者解释了巴甫洛夫、小阿尔伯特、小彼得、效果律。我建议他做放松训练，他立即同意了。我列出一张单子，写了20个左右与电梯有关的目标。治疗开始的时候我让他做一些关于美国的电梯历史的调查研究；结束的时候他已经能够乘坐我们镇上最高的电扶梯了——有6层！我对他建议道：“我们以后做一个实地考察旅行，找更高的建筑，征服它们。”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讨论罗布对待他母亲的态度、他与电梯的性关联、他对“取代”他父亲的地位的感觉或是任何伟大的精神动力学的素材。罗布被要求每天做4次放松练习，（尽量）每2天实地尝试一件列表上与电梯相关的刺激物。但如果列表上的东西不能使他完全安心，我绝不会要求他非完成不可。如果他觉得恢复情况不如从前，就立即打电话给我进行巩固训练。一切顺利的话，我们每周见面，做放松练习和发展评估。

那件事发生在星期三。星期五的时候罗布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并对我说，他看着图书馆里送货的电梯上上下下，没有产生任何焦虑感。他看起来挺快活、挺放松的。

星期一的时候罗布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这一次他说他不需要周三的预约了。在上个星期当中，他开车到了芝加哥，让自己置身于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这是当时世界第二高建筑。为了训练自己的放松技术，他在西尔斯大厦的电梯里乘上乘下达5分钟。练习到最后时，一切焦虑感都消失了。237

我假装厌烦地看看他，说道：“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打赌你不敢乘到马歇尔广场建筑的顶楼！”结果他回答我说：他可以做到。

可见，行为疗法在这本谈话疗法的书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实际上，行为疗法的技术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并且遍及范围相当之广，以至于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人几乎都常规地使用行为疗法，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前来接受行为疗法的治疗。行为疗法实际、高效、廉价、极端实在并且非常道德，其效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很令人满意。在行为疗法的运用中，通过对环境的仔细分析和改变行为产生、结果的系统步骤可以解决大量的问题。

遗留问题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行为疗法何时有效？普遍的回答是：当要解决的问题与斯金纳的大量研究内容相似时，它是有效的。比如，我们在逐渐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强迫症的过程中，掌握了越来越多重塑环境的有效方法，使深受其害的患者从中解脱出来。

另一个回答何时使用行为疗法的角度是：对它的使用取决于我们解读、理解和控制造成问题行为的环境因素（包括内在生化刺激）的程度。

从我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你可以从罗布的案例中看出，行为疗法对那些希望增强自身意志力（詹姆斯哲学中的意志）的人是起作用的。我所治疗的、看到的或是读到的成功的行为疗法案例中，至少有75%可以被理解为用建立和增强意志来治疗。我将会在第十三章从“个人实现”的感觉、动机的角度对这种观点作出解释。但目前来说，我不过是想追溯行为疗法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中的源头。也许这种做法有些反常，但我乐意如此，因为任何加强和巩固患者意志的方法都是值得寻根问底的。

第二个遗留问题是：行为疗法对某些情况和某些来访者不起作用，如何处理或解释它们？你如何解释有数不清的案例的来访者的生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但完全找不到行为治疗的痕迹？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有必要回到心理与意识、潜意识动机的假说，或是智力在调节情绪中所起的作用？

斯金纳斩钉截铁地回答：“这种问题永远都不应该问出来。心理学应当将自己限定于力所能及的主题范围内，把剩下的人类行为的情况留给生理学来解释”（1987，p.785）。但是问题果真如此简单吗？如果罗布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进行放松练习，或者他对我提出的去图书馆看送货电梯的建议不够信任，那又如何是好呢？238

我愿意向斯金纳承认自己对罗布的治疗是“科学的”，但是我不认为在我和卢克之间形成的治疗关系（第七章中有所描述）中发生的事情对一个自重的“心理学家”来说有什么不妥。我的许多临床治疗都不是非常“科学”，但我认为在看待心理治疗如何进行方面，我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我认为我对来访者的关注不会成为障碍——不会比我坚持的客观性、实用主义和温和实证主义带来的障碍更大。

我怀疑由“爱”来解决的精神病理学问题比“科学”解决的要多得多。我敢这样说吗？马奥尼用学术散文道出了我的这一想法：“换而言之，反哲学的经验主义者通常是一切哲学体系中的极端反科学主义的牺牲品，包括实证主义以及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它们至高无上的目标在于限制科学的范围和重要性。”（1989，p.1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