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罗杰斯

卡尔·罗杰斯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也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地区，他将卡尔金斯和奥尔波特的作品转变成了谈话疗法的形式。罗杰斯从1940年一直到逝世都致力于人本主义心理学领域的建立。我个人曾有幸多次拜访罗杰斯，听他畅谈心理治疗。这几次访问对我成长为一名治疗师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我自己感到，凭我现有的真本领是无法实施个人中心的非指导疗法的。但有趣的是，每一个看过我工作的督导或学生都说我在治疗风格中结合了大量罗杰斯主义的手段。我希望他们的意思是：无论是以个人还是以治疗师的名义，我都对我的来访者或多或少地表达了罗杰斯强调的无条件的尊重和关爱。292

独立宣言

罗杰斯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他将生活在伊利诺伊州北部郊区的父母描述成非常务实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他们对自己和孩子都实行“绝对的强制控制”。罗杰斯的家庭拒绝与外界任何形式的联系，他们还把孩子们教育成清高的知识分子。他的母亲最信奉的圣经经文是：“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歌林多后书》6：17）和“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64：6）。罗杰斯几年之后这样写道：

我认为我所处的大家庭对待外人的态度可以总结为：外人的行为是可疑的，我们的家庭对此表示不满。有许多人打牌、看电影、抽烟、跳舞、喝酒，还参与其他活动——其中有些活动见不得人。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他们宽容一些，因为他们也许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很糟糕。同时，不要与他们有任何交流，好好地在自己家里过日子。（1973，p.3）

在罗杰斯的家庭里，罪孽和邪恶会受到围攻。年少的罗杰斯就这样步入了青春期：

现在我意识到自己很古怪、不合群，我在人群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社交方面，我极其无能，只能应付一些最表面的交往。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想象绝对离奇，也许诊断医师会把这种情况归类为精神分裂症，所幸的是，我从来没有和心理学家打过交道。（Rogers，1973，p.4）

讽刺的是，罗杰斯后来表现出来的治疗风格与其童年所学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自传笔记中解释说，他的成长实际上是与基本的“人本主义”元素相抵触的——这个词的同义词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罗杰斯主义”的世界观。

罗杰斯成为真正的罗杰斯（奥尔波特也许会这样说），是在那艘众所周知的驶向中国的慢船上。1922年，罗杰斯还是个20岁的本科生，他和一组同学去中国参加一个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World Student Christion Federation）的会议。中国在倒霉的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成了虔诚的传教士们的首选目的地，在那段时间里，中国对外国各种形式的入侵都毫无办法。

罗杰斯和奥尔波特不同，和其他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理想主义青年本科生不同，他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转变，与自己在家乡形成的思想越来越远。当最初的青年传教士驾驶蒸汽船缓缓穿越太平洋的时候，罗杰斯一天天地熬夜，谈论、反驳神学。当他更多地思考了自己人生经历中展现的真理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支持保守的宗教意识形态了。293

罗杰斯回到美国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他对父母宣布自己“神学独立”，并宣称要和青梅竹马的女伴结婚。更夸张的是，他决定搬家到纽约，进入（对于他的原教旨主义的父母来说）相当激进的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成为一名神学学生。

我眼前浮现出生动的画面：当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他的家乡农场时，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作为一个精明的大学生，罗杰斯决定将他的计划从中国邮寄给他的父母。到与父母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时，他的决定已是既成事实，于是，他不准备放弃自己的计划：

由于没有航空寄信业务，收一封回信要等待两个月时间。因此我用写文章的方式来倾吐所有最新的感受、主意和思想，而不去顾及这些内容会使我的家庭成员瞠目结舌。等到他们找到我、对我的行为做出反应的时候，不可调和的矛盾肯定早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为了把痛苦降到最低，我与我的家庭断绝了知识上、宗教上的纽带。（Rogers，1967，p.351）

在进入纽约联合神学院学习几个月之后，罗杰斯突然发现自己完全“跳出了宗教思维”。当他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理解宇宙的另类方式后，他很快就向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申请了心理学一年级研究生，这个学院是1920年代激进行为主义思想的“温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心理上、学识上的挑战就是要抛弃教条的宗教视角。

在严酷现实中形成的疗法

在哥伦比亚大学，罗杰斯成了华生（参见第十二章）最忠实的仰慕者。他认为，行为主义心理学为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通过帮助别人来谋生，把宗教的影响和教条放在一边。

罗杰斯的临床训练是在纽约罗彻斯特阿德勒协会的指导服务中心里进行的。他在那里担任儿童研究室的治疗师和主任。对于罗杰斯来说，那几年都非常顺利——“我和大学没有联系，没有人会来检查我使用的是哪一种治疗方法，也没有人介意我用了什么操作过程，只要我的疗法对患者有些帮助就行”（Rogers，1970，pp.514_515）。

罗杰斯在罗彻斯特一直待到1940年，还写了一本关于儿童心理治疗的教科书。书中包含了他在后来的几年中发展的非指导疗法的雏形。离开罗彻斯特后他担任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职位，创立了心理咨询项目，还设立了心理健康专业训练的示范项目。他将自己的心理治疗方法写成了一本书，题为《咨询与心理治疗》（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后于1942年出版。294

新书的出版使罗杰斯成了美国国内备受瞩目的人物，他还因此在1945年受邀创立芝加哥大学学生咨询中心。这一新的职位给了他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除了将理念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外，还可以实践非指导疗法。然而，就和在罗彻斯特时的遭遇一样，他被迫卷入了与精神病学家的“地盘争夺战”，因为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心理学家实践心理治疗。

额叶切除术　 当时，外科手术在精神病学的机构中很流行。1942年，《时代周刊》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实施前额叶切除术的最新技术：

外科医生先在头骨两侧的太阳穴位置分别钻出一个洞，然后用一把钝刀深入大脑，在额叶前部割出一个扇形切口，过几分钟以后再向下割。然后在大脑的另一边重复操作一遍……病人只在太阳穴的位置被局部麻醉过——大脑本身是无生理感觉的——医生鼓励他［原文如此］说话、唱歌、背诗或祈祷。当他的回答显示出他的思维已经毫无判断力的时候，医生们就知道自己在大脑上已经切得足够深了。（引自Dawes，1994，p.48）

读者们，请用你们的头脑来记住这样的景象，用你们的耳朵来听听这些唱歌、说话、祈祷、背诗的声音吧！1952年《时代周刊》刊登了228位做过脑前额叶切除手术的患者的情况：其中151人被判定为“有所好转”，73人“没有变化，甚至更糟”，4人在手术中死亡（Dawes，1994）。现在，请出去租一盘《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的录像带，在这部电影中你能看到罗杰斯所处的精神病学界的环境，他就是在那几年时间里创立了自己的心理治疗方法。

罗杰斯后来表示，这场与精神病学家的激战是他一生中最为恐怖的斗争。他说他曾一边抗争一边呐喊口号：“别来糟践我！”（1980，pp.54_55）。

“信任、倾听、鼓励、营造”罗杰斯的基本方法与当时的治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方式是：信任他的来访者、同僚、学生和同事。他的办法是仔细地倾听人们所说的话，鼓励他们按照自己最喜欢的意愿行事，在人类交往的每一个层面上营造民主气氛。

1957年，罗杰斯调入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兼任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教授。这一次的任命是他与医学组织争辩胜利的结果，也是一次与严重受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合作的机会。然而，尽管罗杰斯在麦迪逊的生活还不错，那里的情况还是违背了他对学生发展和教育的一切信仰。于是，他在1963年离开麦迪逊，到加利福尼亚州拉周拉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Western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建立了自己的训练和研究中心。在那里至今依然可以找到人本主义学家的智囊——个体研究中心。295

离开威斯康星后，罗杰斯试图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发表他对研究生教育的声明：《当前研究生教育假说》（Current Assum ptions in Graduate Education），但结果没有成功。在一份文件中，罗杰斯指责研究生院“在培养心理学家方面不明智、没有效果、浪费金钱，他们只会成为社会的祸害”（Rogers，1969，p.170）。在1960年代后期，这篇未出版的论文在研究生中被偷偷地传遍了。当我读到传到我手里的版本时，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研究生课程从来不提起罗杰斯。

到1960年代后期，年轻的激进心理学家普遍认为罗杰斯与自己志趣相投——尽管他已六十多岁，研究生似乎仍觉得他是自己的革命同僚。罗杰斯和他们一样想让意志和知识得到解放，从而改变这个世界。一个世界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因其学生经常受到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审查和唾弃而辞职离开像威斯康星大学这样享有盛名的地方，在许多人看来，这种举动明显是在为叛逆思想和冲动表现作辩护。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职业心理学家的身份定位逐渐形成。

“是人还是科学？”

与此同时，罗杰斯建立的“理论”正在逐步发展成熟。他在早期职业生涯中努力做到心理治疗的非指导性，并允许来访者的内在冲动“朝成长、健康和调整的方向”（Rogers，1942，p.29）引导治疗关系。非指导疗法对智力的关注较少，对感觉的重视程度超过其他所有的相关疗法。心理治疗的会谈集中在当前发生的事情上，而不是像弗洛伊德那样把治疗师分析情绪揭示患者的过去作为治疗的重点。

罗杰斯在1955年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论文，他在这篇题为《是人还是科学？》（Persons or Science?）的文章里提出，这种方法不但在人道主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治疗方面很有效，另外，在科学上也是可行的。他呼吁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拥护科学方法而抛弃其他的观念——比如认为科学竞争不过“个体的社会行为，人们能够从基本原理的客观认识中获得更多的建设性社会行为，而这些行为作用于有机体的生成进程都是很自然的”（p.277）。

罗杰斯在这篇论文中表述了两项关于人本主义心理治疗本质的原理：296

（a）有许多人对他们的经历采取开放态度，这些人较为具有社会可塑性。（b）心理治疗的主观经历和相关科学发现都表明：个体的内在动机帮助个体发生改变，改变的方向使人们对经历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使人们的行为对自己和社会更有益。（1955，p.277）

非指导疗法关系的建立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相互关心、理解和接受的典范。治疗师的角色就是帮助来访者学会“用更成熟的方式将自己与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Rogers，1942，p.30），其主要途径为澄清自己的感受，以此提高自觉性和自我接纳：

有效的咨询包括构筑正确和自由宽容的治疗关系。这种关系允许来访者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自身。建立这种程度的理解能够使其鼓起勇气，向新的目标迈进。（Rogers，1942，p.18）

以上这段话曾被日本心理学教科书引用，1989年，一位日本临床心理学家在东京恭敬地给我看了这段内容，并称其为非日本心理学家作品中最具有权威的。实际上，如果你想跳开本书最后几章关于日本心理治疗的内容，那么就读一读这一段引述吧——反复地念咒般地读给自己听，直到顿悟为止。

道德危机

当罗杰斯还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的时候，他在门诊治疗中遇到过一位令他非常烦恼的青年女性患者。这位患者在情绪上和心理上的错乱程度超出了罗杰斯的治疗能力和同情心，这一过程很像我自己治疗卢克（第七章中描述过）时的经历。罗杰斯迷失了自我，一方面是恣意地放任，另一方面是冷静地保持距离（Monte，1991，p.700），他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结果，来访者和治疗师的情绪和智力都受到了冲击，变得混乱不堪。罗杰斯写道：

我顽固地以为自己应该能够帮助她，与她接触一定时间后答应继续为她进行长时间的治疗，但结果却是自己受到了折磨。我认定她的许多见解比我的更有道理，这毁掉了我的自信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在这种关系中放弃了我的自我。（1967，p.367）

在这个时候，罗杰斯很明智，他对自己进行了治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很幸运，因为在那次经历之后，他成了训练有素、富有同情心、面对难关能够为自己提供真正治疗的治疗师。罗杰斯开始用自己的医术治疗自己，他后来说自己用这种方法救了自己的命。297

罗杰斯在反思的时候质问自己：治疗那位青年女性患者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也许是她接受的咨询对她脆弱的自我来说冲击太大了？治疗关系中太多的接纳和太多的自由也可能是治疗（以及治疗师？）崩溃的原因之一。在1951年，罗杰斯描述治疗方法的用语从非指导式转变成以来访者为中心——其中明显的差别在于：疗法的重点从技术上径直地转移到了治疗关系所表现的心理现实上。

罗杰斯谈话疗法的本质

罗杰斯不再把重点放在技术上的接纳、信任和开放，而是将眼光投向了对来访者的共情性理解和这种理解反馈出的人际沟通。1957年，罗杰斯关于“在来访者中心框架中发展出来的治疗、人格和人际关系”发表了明确的结论（Rogers，1957/1992，n.1），文章的标题很引人注目：《治疗人格改变的充分必要条件》（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Therapeutic Personality Change）。罗杰斯在文章中指出：

要使人格产生积极的变化，这些条件都有必要存在，并且有必要持续一段时间：

1.两人之间有心理接触。

2.第一个人，也就是那个被我们称为来访者的人，处于内外不协调、脆弱或焦虑的状态。

3.第二个人，也就是那个被我们称为治疗师的人，在治疗关系中表现出协调性和整合性。

4.治疗师对来访者提供无条件的积极关注。

5.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内部参考构架具有共情性理解，并尽力将此体验传达给来访者。

6.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共情性理解和无条件积极关注，在与来访者的交流中应达到让对方感受到的最低标准。（1957/1992，p.827）

他们的谈话治疗在这套充分必要条件下发展，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开始建立另一种现象学的理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真谛包括将这种现象学的理解与内省的“主观认识”及经验的“客观认识”结合起来。对于自我和他人的最后认识使得罗杰斯所谓的“个人的科学”成为可能。

它将努力做到勇敢地面对心理学领域的一切现实……它将完全开放人生体验，使其成为一项令人满意的研究。它将探索人们私人内心世界的意义，努力发掘其中的有规律、有条理的关系。（Rogers，1964，p.119）298

心理接触　 罗杰斯在威斯康星大学任职期间完成了对其疗法的最后发展，他在“来访者中心”疗法中增加了“经验”的元素——关键是来访者和治疗师“相互表达感受”。随着罗杰斯将疗法的使用范围扩展到各种人群——包括那些定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顽固的教育官僚主义者——形式设计显得越来越有必要。因为这两个群体都不是特别擅长于理解他人或者把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而人本主义心理疗法需要通过非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接纳、同情和理解来访者的看法。

现在，谈话疗法至少在有时候是非语言的疗法。情绪表现和接纳可以通过面部表情、接触和其他形式的直接交流来传递，这种疗法主要依靠的是在脆弱、“不协调”的来访者与“综合、协调的治疗师”之间建立起“心理接触”。治疗师在其中明显传达出的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共情性理解和情绪协调（Rogers，1957/1992）。

也许你能看出我为什么不称自己为罗杰斯主义治疗师，那是因为我觉得长时间地全面做到这些要求太难了。但我至少在做这些事情，这已经令我感到满意了——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还没有“综合、协调”到将放松录像和结构化认知家庭作业捆绑兜售的地步。

这一挑战也许在程度上与我的一次经历十分相似。为什么我会为下面这件事情感到震惊呢？——我在学院里对高年级心理专业学生进行综合练习口试时，一位其他院系的教师问其中一个学生：“你认为自己是哪个心理学学派的？”那个学生回答说：“卡尔·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我相信当时几乎100%的学生都会这样回答，这使我恨不得跳起来用橡皮玩具砸他们的脑袋——不光是因为人人都随大流地赶“罗杰斯主义”的时髦，还因为他们根本就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罗杰斯主义对于他们和对于其他很多人而言是一样的，它意味着带着同情心不加判断地听取来访者的倾诉——这样的事情你在很多时候也有能力做，比如你的好友被她的男朋友甩了，心情很不好……

我只能希望大家反思一下罗杰斯主义的治疗师所面临的额外任务：在咨询会谈的每一分钟时间里向每一个患者传达出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从共情的角度和现象学的角度了解来访者每一刻感受和表达的是什么——它们甚至与来访者说出的话是相反的；“领会来访者正在经历的一切感知领域，越敏感、越准确越好”（Rogers，1951，p.4）；与患者保持真实的、纯洁的关系……当我的儿子18个月大的时候，我很难同时做到以上的一切要求。299

下面，我来总结这一部分内容的三项结论：

●罗杰斯真的做到了所有这些要求。对我来说，观察他就是一种神圣的体验。他与来访者之间的交往就像一个个理解与交流的圣迹。

●在我对大量的来访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我有时候能够做到这些要求，得出许多种不同的结果。有时候，我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和突破；其他时候，我很害怕来访者会重新钻入自己的怪圈。有几次这种技术使得来访者对我产生了强烈的不切实际的依恋。

●假如我遇到某个人号称自己用这种方式治疗患者，我会解雇他，而不是雇用他，甚至可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跑开，远离他。毕竟老练的精神变态者也具备这些技巧——我们将会在第十八章回到这个话题。

我认为大多数真正遵循罗杰斯“来访者中心”疗法的人都能够理解我的第三条结论。我觉得罗杰斯也会理解的——他甚至有可能会对我的说法赞不绝口，以至于我会感到不好意思而想要收回这些话。

人本主义导向　 事实上，在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咨询师当中很少有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师出现。诺克罗斯和普罗契卡（Norcross＆Prochaska，1988）对在职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关于理论导向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即便有些心理学家称自己持有人本主义导向，他们也急于在这一标签上划上连字符，添上认知主义的字样。其实，如果我被迫回答这个问题，我也许会承认自己是一个人本主义加认知主义加行为主义加存在主义加女权主义加禅宗的治疗师，这样的回答基本上表示我拒绝回答问题。（在我最喜欢的学生当中，有一个曾被他的伙伴们问到这样一个常见的问题：“你的性取向是什么？”他以类似禅宗的方式答道：“单偶制。”我刚才所设想的故事与这个故事异曲同工。）诺克罗斯和普罗契卡说：宣布自己具有彻底的人本主义导向（56%）的专业组是社会工作者，他们看起来和什么都沾点边——其中有78%的人称自己同时还是（心理）动力主义者，51%的人同时还是行为主义者，49%的人还说他们同时是认知主义者。

如今，与其说人本主义心理治疗是一种理论导向还不如说是一种哲学导向。说自己是人本主义意思就是在咨询室里面不做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并让来访者为咨询过程分担责任。

现在，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治疗师也许会将其95%的工作放在小组中进行，而避免局限于过多的“心理接触”的即时表达中。关于治疗组的文献非常多，罗杰斯认为“治疗组”代表着其理论取向的终极成就（Rogers，1970）。如果你回头看看我所描述的“交心”治疗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管理不善的人本主义治疗组带有的危险和陷阱，那么我向你推荐这本书——《开启之后》，由侯斯和薛巴（Houts＆Serber，1972）编写。300

与格洛丽亚的面谈　 要对罗杰斯的心理治疗有比较具体的感觉，就必须大量地阅读他的作品以及罗杰斯与来访者之间逐字的交流记录。此外还可以买到有关的录音磁带，当然有录像带的话就更好了，因为有许多交流都是非言语的。只可惜录像带的供应数量有限。

我最喜欢的一盘录像带是关于一位30岁的来访者的。她名叫格洛丽亚，先后到阿尔伯特·艾利斯（参见第十四章）、弗里茨·皮尔斯（参见第十六章）和罗杰斯（1965）那里接受过治疗。格洛丽亚与丈夫离异，9岁的儿子帕姆对她与男人的性关系感到好奇。自从离婚之后，格洛丽亚不知该对这种好奇做出怎样的反应。艾利斯是典型的纽约人作风，为人耿直，极端理性。皮尔斯和他有点像，为人严肃而且直言不讳。罗杰斯在这一点上与他们两人完全一样，但是除此之外，你会认为罗杰斯和他们是来自不同星球的人。

在罗杰斯与格洛丽亚第一次会面之前，罗杰斯作了一些准备。他问自己：“我能做到坦诚吗？”（我会在会面过程中展现真挚、和谐和透明的自我吗？）“我会自发地奖励这个人吗？”（我会向她传递接纳、关爱和无私的爱吗？）最后，“我会理解这个人吗？”（如果我是她，会有怎样的感觉？）

大约在之后的20分钟时间里，罗杰斯和格洛丽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格洛丽亚不知道怎样接纳自己、接受对自己的感受所承担的责任。“我不喜欢责任，”她说。罗杰斯答道：“活着是十分危险的。”在罗杰斯看来，这一遭遇给了格洛丽亚一次机会发掘自己人性深处的感受并重新认识对自己的重要态度。罗杰斯认为“如果我更加坦诚一些，那么她也会更坦诚一些”，格洛丽亚的自我了解和自我接纳就会更进一步。然后随着格洛丽亚从外在的思考和判断转向内在的价值观和信仰，她将逐渐变得更加自发，感觉更加完整，对自己的感知更具有怀疑精神。

罗杰斯是这样总结自己的观点的：

我努力地建立治疗关系的工作是因为我觉得人类关系具有相当的价值。在治疗关系中，感受与认知融合成为统一的体验。这种体验与其说是诊察到的，不如说它是本身就存在着的。在这种体验当中，觉知是无需深思的。而我的角色则更像一位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1955，p.277）301

对来访者中心疗法的功能分析

人们通常会有这样的误解——认为罗杰斯主义心理治疗就是当一个比“积极的听众”层次稍微高一点点的倾听者就可以了。实际上，如果按照罗杰斯的理论，就必须让来访者全神贯注——就像禅宗所要求的集中注意力那样（参见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与禅宗不同的是，在罗杰斯的理论中治疗师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双方共有的一切信息上的，双方同时送出、接收信息，治疗关系亲密。尽管谈话的“内容”也许是感受和情绪，但是罗杰斯的目标看起来明显是帮助来访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内心世界发生的一切。

1966年，一个名叫查尔斯·杜亚士（Charles Truax）的心理学家发表了一篇有趣的功能分析。实际上，罗杰斯主义咨询的来访者和治疗师都知道这份分析。杜亚士在威斯康星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时运用了罗杰斯的疗法，他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确认患者与治疗师关系中的“有效成分”（1963）。在1996年的报告中，杜亚士节选了一段罗杰斯在芝加哥大学咨询中心的治疗记录——那是一段单独的、长期的治疗关系。杜亚士从中搜集了罗杰斯在治疗来访者时对共情、热忱和指导式治疗的实证。

五位临床心理学家分别评估了一份从40段TPT（治疗师/患者/治疗师）交互作用中抽取的样本，内容有关九项病人角度的衡量尺度和三项治疗师角度的衡量尺度。三项治疗师的衡量尺度基本上是三种类别的强化：共情性理解、接纳和指导式治疗。

有技巧的接纳　 评估结果证明，罗杰斯倾向于“有技巧地”显示共情和热忱。也就是说，他要对不同的来访者实施不同的共情和热忱。当来访者明显将注意力集中在自我、自我感受、顿悟、不停地提到困难，甚至“以类似治疗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时候，来访者就已经被治疗师的兴趣、热忱和积极关注“强化”了。然而，他可能会重新丧失清晰的思维，这时候罗杰斯就会在对他的共情和无条件接纳中增加指导和还原（Truax，1966，p.5）。

我在读到这项研究的时候还是个研究生，当时我对此得出的结论是：一切有效的疗法都是治疗师对患者有针对性的强化。不过，当我在30年之后回顾这些资料的时候，却有了许多不同的发现。“感受与认知融合成为统一的体验。这种体验与其说是诊察到的，不如说它是本身就存在着的。在这种体验当中，觉知是无需深思的。而我的角色则更像一位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p.277）。当罗杰斯在1955年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个正宗的自我知觉论者。打个比方来说，卡通人物小恐龙巴尼无条件地爱着你，把你看作他的欢乐大家庭的一员；美国公共电视台的罗杰斯先生喜欢你就和“你喜欢他的程度一模一样”。但是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尽管有阿甘这样的电影人物形象存在，现实生活却要复杂得多。那些“全面促进个人成长和融合的条件”（Truax，1966，p.7）被运用于人本主义心理治疗，这使得治疗师和来访者间的人际关系变为动态。不论从哪一种理论来看，治疗师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在来访者的行为中区别出非适应性人际交往行为和非适应性口头行为；不然，治疗师就只是一种“共情—接纳”的自动装置，用杜亚士总结报告里的话来说，治疗师不过就是一个“强化机器”，而来访者则成了“叽叽喳喳的小鸟”（Truax，1966，p.8）。302

证据　 美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来访者中心”心理学家（有人告诉我日本倒有不少），因此要科学地评估这一疗法的价值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很困难的。实际上，每一种心理治疗的疗效研究都用“非指导式反馈”的对照组来说明，有名有号的疗法比“单一地”与人建立联系更有效。但是，我从没见过哪个人成功的案例比罗杰斯还多。这些资料来源于接受过治疗的来访者们的证明。

有一个来访者（实际上就是格洛丽亚）甚至问过罗杰斯和他的妻子是否愿意成为自己“精神上的父母”。

我们两个都回答说，我们很乐意这样做，能在她的生活中具有这样的身份是一种荣幸。我们回报了她对我们的温情……十五年的交往（在我写下这段话的不久前，格洛丽亚去世了）是从我们第一次真正见面的三十分钟时间里发展而来的，我对这一事实充满了敬重与感慨之情。半个小时的时间竟会使人生变得如此不同。（Raskin＆Rogers，1989，pp.188_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