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 马丁·沙可

让-马丁·沙可

让我们想象一个城镇那么大的医院。它有45幢建筑，分布在123英亩的土地上；里面住着5000个贫穷、不幸、深受伤害的人。这个城镇的主要居民是女人。这个地方已经沉睡了几十年。它在宗教秩序的规范下运作着；在这片土地上，修女的规矩是绝对的律令。这是个骇人的地方，充满了绝望。那些女人们患着科学所知的一切疾病，还有些别的疾病，甚至还是个谜。癫狂者向着月亮咆哮；歇斯底里症患者沉默地坐着，听不见，也看不见。尖叫着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被监禁束缚起来，以免对他人、对他们自己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此地是个地狱，不过还算是个受管理的地狱。至少这些女人们还有可去的地方，至少她们有得吃，在冬天也有得御寒。64

这座医院，即萨尔贝提耶，位于巴黎的中央，不过当你走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你也未必知道它。它由路易四世建立，他把它从一个贫民院改造成了一个乞丐、娼妓和精神错乱者的收容所。在那些年月中它不断地成长着。甚至当菲利普·皮内尔在革命开始的时候来到这里，把那些将精神错乱者锁在墙上的锁链解开时，它再一次在历史书中出现了。

现在出场的是36岁的神经医师让-马丁·沙可（1835—1893），他是巴黎一个马车制造者的儿子。作为一个年轻人，沙可也许曾经是“冷漠、安静、害羞、孤僻”的，他患有口吃，长着难看的胡子（Ellenberger，1965），不过到40岁的时候，他被广泛地认为是欧洲医学界最有力量、最显赫的人物之一（Fancher，1990）。沙可曾经在萨尔贝提耶作为医学学生接受训练。1862年，他被任命为萨尔贝提耶一个最大的部门的首席医师，在此他展示了领导方面的天才。通过简短的命令他让这个地方焕然一新，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人类不幸的大仓库，现在沙可可以自豪地把这里叫作自己的“科学神庙”。

在沙可的领导下，萨尔贝提耶成为世界上占领导地位的致力于精神失调的治疗和研究的机构之一。沙可永远是一位专注、乐于献身的神经学家，他和他的职员们收集详细的案例史，进行事后分析，并且发展有世界水准的科学实验设备。

沙可做的首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把他那座科学神庙中的旧制度残余清除掉。通过一次举措——这也许会遭到许多同时代的国立精神医院的治疗领导者的妒忌——他把所有旧护士——她们中有许多是修女，缺乏医学专业资质——统统解雇了，用一批非神职的护士取而代之，那些人同他一样，对于开明的医学原则怀有热情。

当时，整个欧洲正在迎来科学的新黄金时代的黎明，但沙可治下的萨尔贝提耶从很多方面来说仍是过去的遗迹。它没有实验室，没有教室，甚至没有用于尸检的可接受的设备。它没有一个现代的医学检查室，它的医学设备中大部分都应该进博物馆了。然而就是在这里，沙可将向世界显示：在医学技术上，法兰西是首屈一指的。

对歇斯底里症的系统性研究

受到沙可照料的女人是多种多样的。作为一个群体，歇斯底里症患者都比较年轻，有些甚至还挺漂亮。他必须把她们从这些确然的医学案例中区分出来：癫痫，器官瘫痪，梅毒。65

沙可发现，有些癫痫是被误诊的歇斯底里症——他注意到她们在假装发作，故而发现了这一事实。他的下属也学会了通过仔细观察她们的症状来把癫痫和歇斯底里症区分开。歇斯底里症患者总是在有观众的时候才发作，而且以某种方式，从来不会伤害到自身。

沙可开始确信，歇斯底里症和催眠状态很相似。事实上，一个聪明的医生通过训练就可以用催眠术来诊断歇斯底里症。根据沙可的经验，其实所有的歇斯底里症患者都很容易被催眠。沙可认识到，歇斯底里症和催眠之间的联系就在于神经系统的一种官能性的弱点，即缺乏“聚合力”（cohesive power）。

还有一点对歇斯底里症也是关键，即病人明显地想要围绕她的症状进行夸张，制造表演：

病人故意地要把症状夸大，甚至在每个细节都创造出想象的症状。真的，每个人都知道人类需要说谎，要么是这样的：与其说是在实行某种礼拜仪式，倒不如说根本没有理由……要么是那样的：为了制造一种印象，唤起同情，等等——这些都是常见的事情，而在歇斯底里症中这一点尤其真实。（Charcot，转引自Alexander＆Selesnick，1966，p.172）

沙可能够借助系统性控制的观察揭示出，歇斯底里症状往往是由一个积极的心智通过仔细的管理、有限的制作所创造出来的。他用催眠性的暗示在别的健康受试者身上引发瘫痪，从而显示出，这样造成的瘫痪和创伤性的情感经历造成的瘫痪在每个细节上都是相似的。也许更重要的是，沙可还揭示出，这些用催眠导致的“转变症状”同样可以通过催眠性的暗示过程来消除。

这些证明——它们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萨尔贝提耶几乎成了惯例——提供了第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就是四肢的瘫痪是可以有其心理学基础的。在沙可发现催眠和歇斯底里症之间的联系以前，所有的瘫痪都被假定为是创伤导致的神经系统损伤的结果。到了1890年，沙可还将证明很多情况下健忘症也有着类似的心因性基础。和神经损伤导致的健忘症不同，患有歇斯底里症的或“动力学”的健忘症的人，在催眠状态下，就能够恢复失落的记忆。

影响了精神机能障碍表现的一组作用是强有力的，下面是对此的一个注解：在19世纪开端的法国，魔鬼附体的案例已经非常稀少了。较之附体，收容所的医生们越来越多地遭遇到一种新形式的疯狂，它显然在前不久的历史事件中有其根源。在1820年，萨尔贝提耶和比塞特的大部分新病人都遭到了“偏执狂”（monomania）的侵袭，那是一种固着的妄想，使得他们就像不久前被废的（和被砍头的）王族那样行动和思想。一份巴黎的报纸被1789年的革命暴力所带来的大批精神机能障碍“吓破了胆”，声称坚决地赞同把那些精神错乱者监禁起来的新举措。它说，这样的社会性崩溃应该归罪于“恐惧和希望的交替……狂热的状况和那把一切人卷入其中的政治所产生的过多的刺激”，并且要求政府立即着手修补那革命给“文明”带来的破坏（Goldstein，1987，p.317）。根据当时的科学，革命中的事件和其后果显然对于那些病人来说是太强烈太具压倒性了；那些病人的“感受力遭到了扭曲”，他们那脆弱的心灵、未开化的心智还有天生的不信任的本性显然没有达到那历史事件所要求于他们的高度。66

在接下来的50年中，逐步地，法国精神病人的症状走向了别的变迁。对偏执狂的诊断让位给了歇斯底里症。在1882年，监禁在萨尔贝提耶中的女人有20%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症，而对于比塞特中的男性病人，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症的人数也开始上升（Goldstein，1987，p.332）。

然而在世纪中叶的欧洲大陆内科医生-精神病医师中，歇斯底里症的名声不怎么好。尽管在西方世界它也许是最为古老的被确立起来的精神病学诊断了，它可以上溯到伊姆贺特普（他推广了阴道烘薰，正如你记得的）时代的埃及人；但在19世纪中叶，大部分科学从事者们都认为歇斯底里症的诊断是建立在“未被利用的症状的废纸篓”之上的。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包括痉挛、惊厥、勒束感、昏厥、狂喜（被叫作“癔病”［vapors］）、四肢瘫痪、麻痹、肌肉抽搐、缄默、结巴、无法抑制的打嗝、无法站立或直立行走、厌食、尿频、目光短浅、咳嗽、恍惚状态，还有各种各样的别的神经和机体状况，它们被归入一类仅仅因为这个事实：绝对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之下有什么生物性的病变（Goldstein，1987，pp.323_324）。

“人们怀着嫌恶研究歇斯底里症，并仅仅把它当作一个职责，”皮瑞·布列奎特（Pierre Briquet）这样宣称。在1859年他是法国精神病学的要人之一，一种类似歇斯底里症的躯体化障碍（somatization disorder）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请看第十三章马丁的案例）。然而，无论喜欢与否，歇斯底里症正在横扫那块大陆。作为对歇斯底里症的广泛传布的纪念，也作为对它那古怪的症状的认可，在1928年，超现实主义者们甚至给予了歇斯底里症一个法定的生辰：1878（Goldstein，1987，p.332）。

逃向疾病

歇斯底里症何以在19世纪末成为这样一种女性不健全的普遍形式？请记住，正如戈尔德斯坦（1987）指出的，事实上所有法国的歇斯底里症患者都是工人阶级女性，因此她们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工作时所将遭遇到的上层中产阶级的歇斯底里症女患者是完全不同的。但无论如何，歇斯底里症是对那有系统地剥削压榨女性的家长式文化的一种消极-积极的回应，这种家长式文化对于女性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观点本身就带有深刻的精神分裂。那位匈牙利-美国精神病学家托马斯·斯扎茨（Thomas Szasz）把歇斯底里症称为“无权力者的语言”，这一观点得到了几位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支持。67

从这一观点来看，歇斯底里症从根本上说就是“逃向疾病”，它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家务生活的严酷压力和那盛行的关于妇女的理念：脆弱、温顺、从属于男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抵触，而歇斯底里症是个颇有吸引力的间接反抗形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悄悄地走进同男性世界的权力斗争。歇斯底里症的症状——真是关于女性性质的讽刺小品——使得女性能够躺在床上，这样既打败了她们的丈夫，因为他们的家务没人打理了；又击败了她们的男性医生，因为他们的治疗补救显得没有效果……世纪末（fin-desiècle）歇斯底里症，它看起来是一个抗议，它的语言是华丽夸张的然而又是密码化的，这语言来自女性的身体；这些女性是如此彻底地接受了那个价值体系，以至于她们既不能对自己承认她们的不满，也不能用更有准备的、更易理解的言辞公开地承认这一点。（Goldstein，1987，p.325）

沙可并没有得益于这些后现代的洞察力。他主张，催眠状态、健忘症和歇斯底里症是一体的、一样的。在沙可的路径中，这一点是根本的，即诊断上要把官能上的原因同歇斯底里症的原因区分开。这一规则对健忘、缄默、瘫痪甚至耳聋都同样有效。根据沙可的观点，歇斯底里症患者“从根本上来说是正常的”，那意味着借助合适的治疗他们可能恢复所有失去的能力。

沙可并不是说那些病人没有任何毛病或者说他们是有目的地伪装他们的症状。他相信他的病人们展示出的催眠状态和歇斯底里症的失调、健忘等都是由神经系统中的病理学弱点引起的。他甚至推测说，这些弱点也许就是那些所谓的魔鬼附体和玷污的生理学基础。

他主张，也许那个时代的两大削弱人的病症——即女性的歇斯底里症和男性的神经衰弱症（精神机能上的虚弱和疲乏）——都是“普遍性的神经症”的某种形式，反映了新机械时代久坐少动的劳动。精神病的治疗再也不是仅限于满足那些“被文化软化了，由于纵情享乐而疲乏了，被商业事务和过多的脑力劳动占据了”的“特权阶级们”（Charcot，1891，转引自Goldstein，1987，p.336）和赤贫者们的需要。这些失调能够在那仍在成长的中产阶级当中找到，同样也能在“城市无产阶级和技工当中”找到“相当可观的数量”。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用于心理治疗门诊、心理学咨询服务的广泛综合的体系，以便服务于各行各业的人，服务于所有的社会阶层。并且倘若神经症或多或少是普遍性的，那么提供内科医生-精神病医师去照料大批的患有神经症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公共的必要事务了。68

一个独立的人，只要能够被认为是普通的公民，保证不会打扰公共安宁，并且可以住在家里同时定期地拜访精神病医生，那么就能够［接受一位心理治疗者］在私人办公室中的服务了——这办公室是［离他家或她家］很近的。“你会被治好的，”一位医生对他那神经衰弱的女病人这样说［在一位法国内科医生1905年所写的一部流行戏剧中］，“你会被治好的，只要你决定放弃所有的个人控制……不要丧失勇气，把你自己交到医生的手上，无条件地服从他。”（Goldstein，1987，p.338）

“伟大的人”

在1870年，沙可被报纸称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经病学家”。他的学生和他的同时代人用以称呼他的名字更值得纪念：“神经症的拿破仑”。矮小的，沉思的，着迷的，野心勃勃的，对于任何接近他的人都很专制——拿破仑这个名字确实颇为适合。不过你在整个欧洲无法找到比他更显赫的医生了。他的治疗是小型的奇迹。那些怀着回忆的人说，自从伟大的麦斯麦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了。

许多病人从世界各地被带到沙可那里，他们瘫在担架上，或身上装满了错综复杂的仪器装置。沙可命令人把这些装备去掉，叫病人走路。举个例子。有个年轻的小姐瘫痪了多年。沙可吩咐她站起来走路，于是，在她的父母和女修道院院长——她曾待在那个修道院——的惊讶的目光下，她站起来走路了。另一个被带到沙可面前的年轻小姐，当时她两条腿都瘫痪了；沙可没有发现任何器官上的损伤；咨询还没结束，病人就站起来朝门走去；那正在等她的车夫吃惊地脱下帽子，画了十字。（A.Lyubimor，1894，转引自Ellenberger，1970，p.95）^[1]

礼拜二，这位“伟大的人”将对医院进行常规巡视。主治医师和有抱负的医学学生们都追随着他，跟着他的通常还有来自皇家的参观者，或者一位国际名流；沙可将走过一床又一床，用他的诊断技术震惊每一个人。他那关于疾病的综合症状和复杂性的知识，他那只通过一两个问题就切中疾病要害的能力，还有他那深具穿透力的风格，这些都令旁观者们敬畏。

不过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那隆重的讲座，讲授于周五的上午；每次讲座都是极其精心地准备的。在讲座开始的很久以前，听众席上就坐满了医生、学生、作家，还有好奇的群众。讲台上往往摆满了图画和解剖图表，这些都是和那天的讲座有关的。沙可的气质就好像拿破仑或但丁，他于上午十点到达，身边常常有个显赫的外国来访者和一大群助手，他们都坐在第一排。在观众们的绝对安静中，他开始用较低的声调说话，然后声音逐渐提高；他熟练地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画作为例子，然后予以冷静清醒地阐明。借助天赋的表现才能，他模仿患有他所谈及的疾病的病人的举止、姿态、步态和声调，接着病人就被带进来。病人的进入有时也很壮观。当沙可在讲述发抖时，他带进来三四个女人，她们戴的帽子有很长的羽毛。那羽毛的抖动就使观众能够区分出发抖在各种疾病中的不同特征。（Ellenberger，1970，p.96）69

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影响

有两位大有前途的年轻人在沙可的影响和指导下度过了他们成长岁月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位，皮埃尔·让内，将在本章稍后的部分讨论。现在只要说明这点就够了：那伟大的人决定选择刚从学院毕业的让内做他在萨尔贝提耶的得力助手。

另一位要提起的年轻人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过那忙碌而著名的沙可似乎从未注意过他。弗洛伊德在萨尔贝提耶待了四个月，那是在1885年到1886年间；当时这伟大的人正在从事他那最惊人的研究。弗洛伊德所看到的是，沙可能够借助催眠暗示在病人身上引发歇斯底里症的瘫痪。这一非常的思想使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医学学校所学到的关于歇斯底里症的知识统统粉碎了。在写给维也纳的未婚妻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想我改变了很多。沙可，最伟大的医生之一，他所拥有的常识就近乎天才；他正摧毁着我的所有目标和主张……没有别的人曾经像他这样影响了我。（Freud，1960，转引自Sulloway，1979，pp.30_31）

弗洛伊德开始着手发展一个以沙可的发现为基础的理论：歇斯底里症状的形式——举例来说，语言或听觉或触觉功能的瘫痪——“是这样工作的，就仿佛身体的解剖结构根本不存在，或者仿佛它对此一无所知”（Freud，1892—1894，vol.1，p.169）。弗洛伊德继而认识到——正如沙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所认识到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对症状的选择，对那引起歇斯底里症的心理创伤的本性提供了很多的揭示。很清楚，是沙可发现了创伤后发生的瘫痪可以同其他原因引起的瘫痪区分开来，而这一发现的真正意义和重要性就留待弗洛伊德来发现了——那将等到他回到维也纳开始他自己的职业以后。

在弗洛伊德同沙可在一起的短暂的日子里，他还带走了另一件东西，他认识到，已被确立起来的医学科学是不完备的，有时是完全错误的。沙可乐于揭穿已被确立起来的科学“事实”。让弗洛伊德印象最深的例子是，沙可曾经显示出，借助催眠术，在男性身上引发歇斯底里症状就像在女性身上引发这样的症状一样容易。弗洛伊德曾经在医学学校中学到，歇斯底里症是一个“女性的失调”，是由于子宫的位置不正引起的，这个理论从3000年前的古埃及的伊姆贺特普时代（见第二章）到当时，从根本上说没改变过。所以当弗洛伊德看到一个男性病人经过了职业的伤害以后发展出了典型的歇斯底里症时，他大吃一惊。回到维也纳以后，当他和比他年长的同事谈起他的巴黎所见时，令人沮丧地，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耸耸肩，把它当作典型的野蛮而不合情理的法国故事，轻松地打发走了。70

关于神经症的起源，沙可在弗洛伊德的心灵中播下了三颗种子：

●沙可教导说，“睡眠生活”或做梦，是理解歇斯底里症思想的潜在的关键。简而言之，沙可相信梦和白日梦的世界掌握着关于无意识心灵的内容的线索（Ellenberger，1965）。

●沙可教导过，甚至证明了，歇斯底里症的瘫痪是“观念的结果，在一个特殊配置的瞬间，这观念支配了病人的神经”（Freud，1893/1962，p.22）。仿佛这个断言还不够激进，沙可又进一步说，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确立：在所有这些支配性观念背后，都存在着性的观念。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内容和事实将在第五章呈现。

●弗洛伊德，还有许多同时代的神经病学家，他们从沙可那里学到的最具永恒价值的一课，也许就是质疑长年累月积淀下来的医学教条的重要性。沙可的格言“La théorie，c`est bon，maisa n`empeche pas d`exister.”，范彻（1990）的翻译是“理论是好的，但它无法让存在的事物不存在”。一个更白话的翻译也许是：“相信你看到的，而不是别人让你看的。”

盛和衰

1882年，沙可来到法兰西科学学会，发表了他关于催眠的科学理论。自从一个世纪以前“富兰克林委员会”成立以来，催眠术就一直是名誉扫地的来自弗朗兹·安东·麦斯麦时代的遗迹。现在沙可出现在学会面前，发表了他那伟大的关于歇斯底里症的统一性理论，它建立在实验证据的基础上，这些证据是公开收集的，靠着萨尔贝提耶中的那些患歇斯底里症的住院者-受试者们的协助。

为了对那些支持催眠术的应用的证据有所感知，我们就来看看这样一个实验吧，它的施行者是年轻的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此人后来发起了心理学测试运动，而且他的名字被和一套智力测试联系在一起，这套测试是最强有力的智力测试之一，至今还在被使用着）和他的同伴查尔斯·费利（Charles Fere）：

［比奈和费利］在倾听着麦斯麦的声音，他们把磁引入了催眠过程。［他们的受试者布兰彻·惠特曼］处于梦游阶段［沙可定义的催眠三阶段之一］，他们在她身体的一边引发了瘫痪或别的效果，接着，他们把她面前那块大磁铁的两极转了个方向；于是她身上的效果立刻就转到了另一边。类似地，催眠师还转变她的情感状态：举例来说，他们告诉已被催眠的惠特曼，说她感到很悲伤；然后，他们仅仅是轻击他们的磁铁，就把她那可怜的啜泣变成了快乐的嬉笑……他们承认有些结果看似难以置信，然后他们向读者保证说，这些效果“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并且是“从自然本身流出的……显示着一个坚定不变的逻辑”。（Fancher，1990，pp.344_345）71

沙可赢得了那个时代。科学学会热情地对沙可的理论表示了赞同和欢迎，并且那完全催眠（grande hypnotisme）的“纯粹”状态被接受为是那正在繁荣起来的神经病学领域的根本建构。不仅麦斯麦得到了辩护，而且法兰西被带到了世界医学舞台的中心。

然而不幸的是，沙可的胜利显得很短命。19世纪90年代，尽管沙可的心智依旧敏锐，他的健康状况却越来越糟了。作为法国历史上最有力量的科学从事者之一，他去世了。

他死时同样遭到憎恨和厌恶。天主教教会几乎是彻底地鄙视他，由于他那异端邪说的观点，还由于他对于人类行为的神学叙述的彻底蔑视。伟大的麦斯麦的治疗继承者们也厌恶他，那些人中有很多成了职业的施磁者，他们曾经被这伟大的人嘲讽和忽略过。同时，他们声称，沙可用他那“催眠术”窃取了他们的技术。另一方面，当时的年轻的反活力论者们认为沙可是回到了迷信的过去，他把麦斯麦的方法和他关于催眠术的断言中的旧唯灵论遗迹都当成真的了。在沙可逝世的那一年即1893年，催眠术再次失宠，催眠恍惚（hypnotic trance）的表现大都被归为空洞的把戏和职业唯灵论者的表演。

希伯莱特·伯恩海姆和南锡学派

这一引人注目的转变的根源在于一群专注的怀疑论者，他们大部分是科学家-内科医生，和南锡学派（因为它位于法国的南锡镇）有关。为首的是位科学家，他叫希伯莱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1840—1919）；在他的领导下，南锡学派的成员开始着手用严格的实验测试沙可关于催眠术的主张。

出自南锡的结果清晰明白，而且和沙可的主张彻底相反。伯恩海姆宣称，催眠是一个常见的人类特性的产物，这个特性就是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它被定义为“把态度转变为行动的倾向”。他们发现，那些作为催眠术的好的受试者的人，他们的神经系统的构造和别人没什么区别，但他们对于暗示的感受性程度和别人不同。

伯恩海姆观察到，歇斯底里症患者是杰出的催眠接受者；也就是说，他们极端地易受暗示。故而他主张，通过直接的非催眠的暗示就可以成功地治愈歇斯底里症。而治疗上的唯一真正挑战，伯恩海姆认为，在于想方设法让患有歇斯底里症失调的人相信，他们能够被治愈（Fancher，1990）。一旦这种信念被建立起来，那么症状的消除就建立在那权威的基础上——是医生把那权威带入他同病人的关系。伯恩海姆还提出，歇斯底里症之所以在女性、中产阶级中更流行，那是因为这些人从小就被培养要“更倾向于严格服从”（Fancher，1990，p.337）——这一立场预言了一个世纪以后的观点：歇斯底里症是无权力的象征。72

由于他那深刻的权威主义倾向和专制的态度——这常常导致病人残暴恶劣的发作（Ellenberger，1965）——沙可不仅积累起了一大批真正的敌人，有更多的科学家同行也强烈地鄙视他，怀着艾连伯格所说的“不灭的憎恨”。沙可曾经教给他的学生三条伟大的规则，而他的敌人们又给加上了第四条：“欺骗往往比怀疑走得更远”（Ellenberger，1965）。他的批评者们指出，催眠感应并没有固定的阶段，而且沙可所报告的大部分结果都是他那颤抖着的助手们制造的——这样他们就成功地打击了他的理论的真正核心。于是沙可的职业名誉就被完全而永久地毁掉了。

恍惚和表演

真正摧毁沙可名誉的，是他的表演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与其说是治疗者，不如说是表演者。他的病人们是萨尔贝提耶的长期居民，她们已经广泛而细心地预演过在那伟大的人的符咒之下该如何应对。以防万一她们忘了那催眠恍惚的注定的阶段和神奇的特征，沙可的所有舞台上，甚至他那观众席的墙上，都战略性地挂满了大的、精确的图表，上面是病人在各个催眠阶段的不同状态。到了最后，沙可的病人们所做的，几乎仅仅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同他一起来制造一个娱乐表演。他们成了那巨大的行动的一部分，而那老人也许已经没有能力把那与现实区分开了。

有谁知道呢，沙可已经多久没有真正地催眠一个天真的受试者了——更不用说治好任何心理障碍了。对弗洛伊德来说那是很显然的，他亲眼看见，在几个公开的治疗进程中，病人们的表演完全是安排好的。当然，弗洛伊德，还有别的任何愿意一看的人，都为此感到吃惊：这种人工的展示竟然就是那伟大的人所能提供的唯一“治疗”形式。不仅如此，沙可看起来已经彻底地失去了智力上的批判能力了。显然他已经不值得去关注了。

布兰彻·惠特曼——我们初次认识她的时候她在为比奈和费利作表演——的例子揭示了沙可自我欺骗的程度。惠特曼，据说，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经是萨尔贝提耶中的病人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她究竟有什么病，因为沙可命令所有他的病人的文件在他死的时候都得烧掉，而这个命令被执行了。在沙可属下的成员中，惠特曼被认为是“la riene des hysteriques”，即“歇斯底里症女王”；她被描述为“独裁的、任性的、不快活的”，无论是对于别的病人还是对于医院中的被雇用者。不过在沙可关于催眠术的当众表演中，沙可最喜欢拿她作催眠对象。她变得如此有名，以至于她的形象被画在油画上，表现恍惚的各种不同阶段，这些油画都被装饰在萨尔贝提耶医院的大堂上。73

从根本上说，惠特曼的余生就是作为一个职业的病人度过的。在她成年后的那些岁月里，在那许多的公开表演中，她一直担任着多重人格（multiple-personality）病人的角色，这些表演是由沙可第一流的下属们在萨尔贝提耶演出的。她死于癌症，那是早期实验的悲剧性的后果。那些实验使用X光设备，她也自愿参与。有人说，她死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

那曾经降临到麦斯麦身上的命运如今也落到了沙可的头上。磁学曾经渐渐发展成催眠术，并且给心智提供了令人震惊的洞察，但它没能成功地为之确立一个关乎科学合法性的坚实的主张。许多人觉得，麦斯麦和沙可的治疗根本上都是他们人格力量的副产品。南锡学派的人对这一事实的认识终究摧毁了沙可的名誉。

然而时代在变化。在1890年，萨尔贝提耶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研究便利，它也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精神病研究对象的源泉。沙可至少为谈话疗法的正式发现准备好了舞台——倘若他没作出什么别的值得记忆的事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