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奥尔波特

戈登·奥尔波特

我的出生地不是印第安纳州，但我是个地道的印第安纳人，我在印第安纳州生活的时间甚至比99%的本地学生还要长。下面，我将用几页的篇幅来介绍我最喜爱的印第安纳州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897—1967）。

奥尔波特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蒙特苏马（Montezuma），我家离那儿不过几英里路。他是一个乡村大夫的儿子，排行老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被培养成了一个“朴素虔诚、工作努力的新教徒”。他的成长受到了一种经典的、具有中西部特征的信仰的影响——“如果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努力工作，用最少的钱来维持家庭开支，那么大家就会有足够的财富来满足需求”（Allport，1967，pp.4，5）。奥尔波特和其他所有印第安纳州强健的男孩受到的要求一样：要在生活中培养坚强的性格；培养特长、合群的个性、科学和逻辑的才能；要爱好运动、手工技巧、一些简单的艺术或音乐技艺；关注社会、适度地追求社会地位。

戈登的长兄弗洛伊德（Floyd）完全符合要求，甚至超标。但在这个乡下地方，如果你是小镇上风云人物的小弟，那么你就得尽一切努力做好事情。可是，戈登在高中年鉴上被称为“吞字典的男孩”——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2]所描绘的完美美国男孩没给他这样的聪明学生多少发挥空间。戈登与他哥哥不同：他的哥哥活跃、善于社交；而他却比大多数的孩子都敏感、谨慎。

戈登是那种整天在图书馆闲逛的孩子；而他哥哥们的名字却每周出现在奖学金、运动比赛的获奖名单上，刊登在“扶轮社”的精彩语录中，出现在“全美南北战争遗族妇女代表会”当地分会的名录上。戈登最后随弗洛伊德去了哈佛大学，但即便在那里，戈登的光芒还是被他的哥哥盖过了。暗示戈登后来对谈话疗法做出贡献的唯一迹象就是：他是个用功、热情的心理学专业学生，他想“找出人们生病的原因”，并且他真心相信每一个个体“［一旦］被给予足够的自由，就能把自己的能力展示到极致”（Allport，1967，p.5）。

身为来自小镇的学者，奥尔波特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觉得以本科生的身份前往维也纳去访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情。然而，弗洛伊德在谈话中嘲笑了他，然后“原封不动”地把他送走，把他当成一个随便闯进别人住宅的招人厌的小男孩。这一耻辱的经历粉碎了奥尔波特的理想主义，不过这次教训让他明白了心理学的危险之处，这也塑造了他后来的人生。287

奥尔波特回到哈佛并留在了那里。他在1922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后大体上继承了卡尔金斯在二十几年前开始的研究。他从没当过治疗师。据我所知，他对心理治疗也没产生过真正的兴趣。但他将心理学中对个体的定位扩展到了“独特的自我”。在此过程中，他为后来在“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奠定了基础。

个人的成长过程

多数人是因为奥尔波特在特质方面的研究而记住他的。他的研究兴趣在于揭示由社会、生理、心理混合因素决定的大大小小的特质是怎样定义自我的。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奥尔波特更有价值的贡献是：把有机体看作完整和动态的整体，综合体现了个人的独特性和整合性。他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被理解为个人进步动机的统一体，其直接目标是充实自我、成长、抓住一切机会表现自我、发挥潜能。

这是对人类行为的以过程为导向的观点。但是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同，奥尔波特认为过程并不总与过去绑定在一起，也不是总与冲突同步。他的观点强调的是生成，认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

常规观点还是独特观点　 除此之外，奥尔波特认为人生只能从独特的角度，或其特有细节处理的角度来理解。与此相比，奥尔波特同时代的美国心理学家所持的是常规观点，他们对有机体的看法建立在“集中趋势”（central tendency）的基础上，并将其编成行为定律。奥尔波特反驳说，“原理”重要与否取决于它们是否在特定情境、特定时间适用于一个特定个体的生活情境。

为了用非临床的例子来解释这一理论，下面我来讲一段我自己最近的经历。我所在的学院要求毕业班学生在两天的专业课题综合笔试中成绩合格。这一古老的传统使学生感到不安，却打消了学院的疑虑，这种做法还使校友们相信：我们对培养的学生要求仍然很高。

但问题在于什么才是“综合”测试？每个学生似乎都接纳了其合理性（也就是常规的观点）。一些院系为全国标准化选择题考试设置了最低分数线，以保证“客观性”，但是没人知道这些分数到底意味着什么，大约有25个不同院系最后制定了至少25条及格“标准”。其实，不管考试最终有多么客观，考试合格或“成绩优秀”的决定权还是在某个院系中的某个教授手里。288

这些考试对于鉴定那些什么都知道的优等生是很有效的，虽然他们不通过考试也会脱颖而出，但是考试还能找出那些大学四年实际上什么都没学到的大学生。此外，考试还提供了“集中趋势”的相对较好的衡量尺度，我们可以以此比较不同年级的学生情况。比如说，近年来的心理学毕业生考试平均成绩比过去的学生高出了几分，成绩浮动似乎也略小于过去。但这些考试几乎没有反映出中等生的情况，而他们却是占大比例的。我们没有个人的数据资料（除了个人的考分以外），因此我们的常规判断是没有意义的。

几年前，我志愿掌管我们院系的能力考试流程。我说服了我的同事把这种测试叫作“形态发生心理学综合测试”。（“形态发生”［morphogenic］是“独特”［idiographic］的另一种说法；我不希望自己这个绝妙想法跟任何听起来像“蠢蛋”［idiot］或“白痴的”［idiotic］的词连在一块儿。）考试本身并没有改变，但是学生们现在还要写一篇自传——描述自己是怎样走上心理学专业的学术道路的，选出哪种思想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一般还要写一下作为一个青年心理学家的成才之路。

我的奥尔波特式理论是：院系可以在阅读学生的考卷同时参考一下他或她作为一名青年学者的个人经历。对每个学生考试的评价标准不是那些毫无意义的分数或是规范统计，而应当根据学生特定的个人学术经验和爱好作出合理分析。

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方案。我的其他学院的同事很喜欢它，还要我把操作过程的资料寄给他们。但是我的学生却讨厌这一方案，因为他们不想做额外的功课；我的同事也讨厌它，因为他们不知道按照这一方案怎样打分才算“公平”；还有学院管理者也讨厌它，因为他们觉得并不是所有的学院都在这样操作。

经过两年时间的试验以后，“形态发生”考试被取消了，主要原因是我没有意识到大多数的学生有没有“形态发生”地实践过他们的教育。他们学习不是为了充实、愉悦自己，而是为了追求考试分数的“曲线图”、迎合每个教授的特定要求。然后，他们就和一届届多如牛毛的学长们一样，一考完试就尽可能地把记忆仓库里所有的资料一扫而空，为记忆下一学期零碎的理论和概念腾出空间。289

于是我所处的院系回到了那个一切都与“中等”有关的体系——在美国本科教育中处于中等水平，于是每个人又高兴起来。詹姆斯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对于大多数的大学生来说，入学的主要先决条件就是对枯燥的忍受能力。

人生的“累积记录”就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只有1950年代严格的斯金纳主义心理学家才能够完全理解奥尔波特和我想说明的观点。他们的兴趣是从个体那里记录特定强化方式对于特定行为的效果。和奥尔波特一样，他们对某些问题毫无兴趣，比如普通的老鼠挤压普通的杠杆的平均次数是多少，在单位时间内导致的平均刺激为多少等；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这一环境——“强化时间表”的轻微改变是如何增加或减少生物体的行为的。那些观察只有在个体行为的“累积记录”中才会有意义。斯金纳曾在1950年代写过一本题目为《累积记录》（Cumulative Record）的书（Skinner，1961），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奥尔波特还对个人生活的“累积记录”感兴趣。但是奥尔波特认为，理解生物体的关键不是简单地理解它的历史。在斯金纳主义的概念中，“控制”意味着一种能力——利用生物体的历史来预测各种不同的环境对行为造成的影响。而奥尔波特则想超越控制，探索那些统一人生独特性的原理。

统我：自我的核心

奥尔波特将自我描述为“被感知和被了解的我”（1961，p.127）。他相信自我是人格最主要的组成，是了解我们自然本性的关键。奥尔波特将这一基础核心称作统我（proprium）。如果你能够很自然地将这一内心最深处的部分看作自己的灵魂，那就再好不过了。

在学院里，我的几个上司责怪我，说我试图用“形态发生”综合测试侵犯学生的个人想法。他们号称我们的文化环境之所以不得安宁，是因为总有人想要从超越常规的层面上“了解”别人。再重复一遍卡尔金斯在80年前所说的话：

我度过的每一年、读过的每一本书、完成的每一次观察都使我越来越相信：心理学是一门研究自我的、个人的科学，与自我所处的生理和社会情况相关。（1930，转引自Furumoto，1991，p.64）290

一项理想主义的练习　 美国的小镇生活被奥尔波特的心理学赋予了最为宝贵的价值。他怀念个人主义精神，但不是1980年代的利己主义；他实现了早期的共产主义价值，社区的每个成员都为社会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相信一个人只有在真正成为自己的过程中才能过上最充实的生活，才能避免陷入混乱的境地。斯金纳有一部作品就建立在行为主义基础上，书名为《瓦尔登湖第二》（Walden Two，1948），这部乌托邦小说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

在念本科的时候，我参加了一项长期主题研究项目。我被要求在一天之内数次描述自己的心情，并记录自己的想法和动机。研究者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心情和人格，但是他们的方法完全是奥尔波特式的，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以下这段文字节选于资料的整理稿：

那些快乐的人们拥有自尊和自信。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人际交往关系，展现出自己的强项，表现出良好的自我同一性；而那些不快乐的人们则对自己的前景十分悲观，缺乏自尊和自信，在人际交往方面很失败——这可以从他们孤立、焦虑、内疚的表现上看出来。他们几乎没有自我同一性，觉得自己在学校里的表现很糟糕，他们的人生缺乏连续性和目的性。（Rick＆Wessman，1966，p.15）

奥尔波特希望心理学能够建立“价值观的模板”（Allport，1955），用以帮助不快乐的人——比如把那些上学的年轻人变得快乐一些，就像课文中描述的快活的人一样。

奥尔波特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民主理想”。他认为民主能使人们的生活更为开放、更具创造性，从而使人生更有意义。奥尔波特（1955）将民主理想描述为“一种理性的衡量尺度、一种自由、一种基本意识、一种可实现的理想，具有独特的价值”（p.100）。

如果仔细体味一下我们存在于这一世界上的具体感受，就不难在其中找到这些理想。但是，奥尔波特所担心的是他在美国看到的趋势——回到对人性原来的衡量尺度上。他说，也许美国人正在失去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1952）所说的勇气：

要成为所属群体中的一员、成为所属民族的一员、成为全人类的一员，这都需要勇气，这些和典型的美国哲学表达的理念是相同的——实用主义、进程哲学、成长伦理、渐进教育、民主改革。（转引自Allport，1955，p.81）

奥尔波特相信，心理学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能帮助我们重获杰斐逊关于“我们的小镇”的理想主义信念，它“提供了一种未来的意向——让［每一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更好地调整自己，成为一个整体的人”（1955，p.96）。291

对个体的持久的尊重　 如果你觉得奥尔波特的想法听起来很像你在周日去教堂学到的东西，那么我的看法是：它们也许就是一回事。奥尔波特认为，在追求人类体验和满足感方面，宗教和心理学之间的过程和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奥尔波特来说，所谓的统我就是灵魂——尽管他从来没让我们把这种观点看作理论。舒尔茨（Schultz）在1977年指出：

奥尔波特对一个人是否成熟健康的定义似乎就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那里提炼出来的基本真理——要有确定的自我形象和自我同一性，要有自尊心，要能够公开地、无条件地去爱，要有情绪上的安全感，要有使人生有意义的目标和意图，这些都是健康的表现。（p.22）

这些理想也许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个以华生式行为主义为主流的心理学界，引入这些观点是多么地具有革命性。仅仅在几年以前，心理学家才刚刚开始鼓励大家避免接触、怀抱自己的孩子，不要把慈爱表现出来。卡尔金斯和奥尔波特都反对美国加尔文教的传统，鼓励人们扔掉刚毛衬衣^[3]，抛弃所谓的原罪和与本性的抗争，穿上温暖的毛绒上衣，享受家庭、社区的关爱，尊重个人主义。

奥尔波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应用心理学家。尽管他组织学生与波士顿的新移民一起从事先锋社会工作，但是他自己的一生都是内省式的、带有书生气的，回到印第安纳家乡以后也是如此。他是学院、象牙塔里的心理学家，长期与“最优秀、最聪明”的上层阶级白人打交道，而这些人都是有追求的、自从被送进哈佛就注定有所作为的重要人物。奥尔波特退休以后，他教过的学生们献给他一本装帧精美的专业论文集，以此表达对他的尊敬与爱戴。论文集的题词为：“感谢您对我们个体性的尊重——您的学生们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