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的心灵”经历了什么
“自在的心灵”经历了什么
上述的各种观点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主张存在着这样一种给人活力、使人振作的定向的动机，所有人都内在地拥有它。范登伯格、弗洛姆、詹姆斯，还有或许关系略远些的荣格（尤其是在他谈论新教的时候），他们都主张，当社会变得世俗化，当灵性变成纯粹私人的和现世的努力，人类的精神就倾颓败坏了。
谈话疗法——从人类精神的舞台中孕育出了一个多么古怪的职业啊。带着这个观点看，你会相信这一切是不寻常的：你读到的这些人物，这些反活力论者，兜售欲望、主张快乐地走向幸福的无政府主义者，属于“希望之党”的感觉良好的社会工程师，由他们拼凑出的一个杂牌军，居然被冥冥中的秩序选来做它的“女仆”，来执掌灵性被剥夺的人们的需要。然而我们就在这里。当人们决定，既不想把他们的问题交给药罐子，也不想靠追逐权力、财富来遏制住那些麻烦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里，准备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靠我们那盛名远播或臭名昭著的50分钟到1小时心理治疗。
当然选择余地是有的。赫胥黎（1954）是首先提出通过“催眠、精神训练或药物”来扩张意识这种可能性的人之一。不过他的结论是：
通过这些永久的或暂时的迂回道路，所涌现出来的绝不是对“宇宙中一切地方发生着的一切事”的知觉，但［至少］它们是这样一些东西，最重要的是，它们和通过审慎选择得出的功利的材料绝不相同，而是多了一点什么；而我们那狭隘、自私的心智却把前面那些当作真实世界的完整（或至少是足够）的图景。（p.23）
我们能否说出，意识的朝圣者们所寻觅的究竟是什么？戴克曼（Deikman，1966，p.329）提醒我们，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904，p.353）关于这点曾这样写道：
还记得当年，大地的千形万态，402
绿野，丛林，滔滔的流水，
在我看来
仿佛都呈现天国的明辉——
赫赫的荣光，梦境的新姿异彩。
但“自在的心灵”所要求的，比万物沐浴着天国光辉的儿时回忆更多些。它要求在光辉中当下在场。它要求完整性，同时作为知者和被知者。它要求的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中，而不是别的任何替代品。它不会被部分的真实和二手的经验愚弄。有什么比倾听别人的梦境更无聊呢？有什么比对别人述说梦境更空洞呢？
“自在的心灵”要求摧毁习得的经验所制造的幻象，那是撕毁把我们和存在隔开的帷幕，那是感官的重新觉醒，那是把我们的神经系统从日常生活的嗡嗡作响的滥调和谎言中解脱出来。它要求我们从深深的沉睡中醒来，而我们正是在这沉睡中度过每天的生命；它要求我们的感知系统中被佛教传统称为“醉猴”的那部分获得清醒——我们那沉醉迷糊的头脑，每次只会对感官信息的一个断片、一个最“响亮”的刺激作出回应。
获得非凡意识的时刻
我曾让我的学生回忆他们自己生活中的那些可以作为“扩张了的意识”或“自在的心灵”的例子的时刻。他们的经历大抵不外乎下面四个范畴：
●极端的正面情感。在关键比赛中取得制胜的一分。真正地和一个集体的其他成员团结在一起，如同同胞手足。从他人中认出“自我”，如同首次步入社交领域。收到最好的通知书，以及充分发挥力量作出了高度艺术性的表现。
●圆满的人际关系。经历一次超越一生中任何别的肉体和情感体验的性体验。救了某人的命。生下一个小孩或参与了一个小孩的诞生。观赏一次完美的日出，或聆听一次大自然的完美寂静。
●恐惧或惊吓。发现自己正面临意外事故。从外科手术室拾级而上。发现自己患了艾滋病或别的不治之症。认识到一段完满的爱情破灭了，或一段关系结束了。你最好的朋友告诉你他或她是同性恋。
●“宗教性”转变。某种药物把你“带到”你此前从未到过的地方。在心理治疗中取得一个突破。一觉醒来，发现让你厌烦或困惑已久的问题有了答案。下定决心，戒除一种有害药物，或一种堕落的嗜好。
据戴克曼（1966）说，所有这些经历都倾向于和发现“自在的心灵”共有一些特征：403
●对深刻的真实性的感知。这一特征对立于“人格解体”或“真实性解消”。它不是感官自身的所有物，也不是你通过知性得出的推论。戴克曼把它描述为这样一种体验，在其中“内在世界的刺激投注到了日常被给予事物的真实感上。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说发生了‘真实性传递’，思想和想象都成为真实”（p.333）。
●不寻常的知觉形式。色彩变得更清晰，滋味变得更可辨别、更饱满，声音显得更真实，重量和动作更显而易见，不可见的也许变得可见了。人们也许会，举例来说，对自己的呼吸和心跳有了更敏锐的感知；他们也许能真切地注意到创作者注入绘画或音乐作品中的那种能量所产生出的沉重的力量，或光明的启示。
●感到和他物或他人合为一体。有些人曾经历过与上帝合一，或与全人类合一，或与所有生物合一，或与单独的另一个人合一。举例来说，下面就是一个男同性恋者在性交中体验到的这种合一感：
那种行为结束后，在我的回忆中最鲜活的、我久久回味的，就是那种合一感，那种温柔，那种在我的伴侣和我之间建立起来的语言。仅仅是进入一个人体内，就使我们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在那一刻……我们彻头彻尾地是“”一，无论情感上还是肉体上。（Hite，1981，转引自Sprecher＆McKinney，1993，p.83）
●不可言传性。这种体验很难被恰当地诉诸文字。我猜想，我们如此高度地尊重我们的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至少在试图把一些难以言传的东西传达给我们。试着回忆你第一次，完全清醒地与另一个美好的人做爱或表达爱意，即使那一刻很短暂。你能把那时的体验用语言来表达吗？如果你曾经历那样一个时刻，你与任何你认为是神圣的东西有了深刻的宗教意义上的接触，你能够向别人解释你的感受吗？
●超感官现象。这一特征就是我们在说圣人某某面对面地与上帝相会时所意指的。这是终极的神秘体验。禅宗称之为“顿悟”。我稍后将重新回到这个话题，在那里我们将更切近地来探讨禅宗的教义。在这里，也许一桩佚事就足够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休士顿·史密斯（Huston Smith）教授在禅宗大师铃木俊隆（Shunryu Suzuki）去世前不久曾与他谈过话。史密斯问他为什么不就“顿悟”的体验作个更广阔的描写，铃木的妻子嘲笑道：“那是因为他还没有体验过这个！”“嘘！”大师回答道：“不要告诉他！”史密斯回忆起这件事时，还连带记起了一首写给这位尊敬的铃木先生（sensei）的诗的最后几行：
在佛祖温柔的雨露中与你同行，404
我们的长袍湿透了，
可是那荷叶上，
却并无一滴留存。
（Smith，1970，p.10）
也罢。我可以写，你可以读，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一直谈论下去。但只要我们试图像西方人那样思维，那么这些解释读来与其说是像关于你第一次陷入恋爱的书，不如说更像是关于你父母的性生活的。正如那睿智的老英国贵格派教徒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很久以前所写的：“得自冥想的知识比得自阅读的知识更真实；因为大量的阅读是对精神的压抑；而且它熄灭了自然之烛，正因为这，世界上才有了那么多一无所知的学者。”
这一章的余下部分将致力于讨论亚洲哲学。我希望我已经说服了你们，在上帝没有死去、精神的灵性方面保持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的文化中，有着积淀发展了数千年的智慧等待我们去学习。那么让我们用一小段苏非派的智慧来结束这一部分吧，那是一段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生命中的许多东西是不能通过肢解和元素分析学到的：
让一个人看到太多的骆驼骨头，
而且重复的次数过多，
那么当他看到一头活的骆驼时，
他将失去认出它的能力。
关于因果律本质的一个跨文化说明
迄今为止，这本书已经展示了一大堆恼人的骆驼骨头了。心理治疗的欧洲取向和北美取向都是如此注重元素分析，如此的还原主义和实证主义——如此的“科学化”——以至于它们在情感和精神的领域撒下了密密麻麻的骆驼骨头。相反，理解世界、包括理解人类本身的亚洲取向所遵循的形式和前者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种形式也没有必要非得让很多西方人感到完全满意。
我不认为日本的大部分心理学家信赖“科学”，至少不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相信科学提供了很多关于人类本性的有用的信息。东方人并不以客观的、理性的、分析性的术语来对待生命；他们不通过元素分析的和互斥的术语来看待人类行为和动机的来源。举例来说，日语有很丰富的用来描述人的心灵的术语。日本的心理学家所谈论的神经波动是对一个稳固的有机统一体的袭扰，而非仅仅不利于个人健康的条件。
我住在日本时，曾经注意过他们的新闻节目；他们关于某个人发疯做出反常举动的报道是这样的：记者并不采访受惊吓的目击者，让他们对事件做“符合事实”的陈述。制作人认为这一点是显然的：对于一个实际发生的事件，任何数量的陈述都是可能的，但就准确度而言任何一个较之其他的都说不上有优越性。因此，节目先这样报道事实：“田中Joe，27岁，东京新宿区人，周一中午12：24在酒吧对一妓女行凶，被当地警方逮捕。”接着新闻就把注意力转向野外工作的记者，他们采访田中从前的老师，还有儿时的邻居。日本观众想知道的是那种疯狂行为从何而来。它如何具有意义？田中先生在儿时曾有过什么征兆显示出他就是“这种人”？405
作为西方人，我们对这种问题特别地感到不舒服。我们要知道的是驱使田中这样做的是什么。我们不会像日本人那样问：“田中是不是小时候就这样自私和易怒？”在西方，我们倾向于把罪恶行为的爆发看作一个人患有疾病的标志：他或她以某种方式被毁了：不自然的文明的约束所造成的生存压力让田中崩溃了。
然而在日本，他们倾向于这样看：怪异行为的爆发，意味着那个系统的完整性遭到了威胁。一位母亲或一位教师没能成功地把一个恶棍安全地带入人际关系和人际接触的网络；田中脱离了来自文明体系的保护和慰藉。
这一关于生命的基本预设上的分歧是深刻的，它导致了“治疗”倾向上的非常重要的不同，正如你在以下三章中将看到的。在东方（尽管我所说的是特定关于日本的，但我的许多观点在其他亚洲文化中也会有普遍意义），人的行为被认为是由这样一些概念所调整控制的：责任、荣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