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生特质的高校男生的调查研究
关于共生特质的高校男生的调查研究
当时我们正在做一项关于男性青少年成长模式的纵向调查研究。我们从那些成功的高校男生身上归纳出了几条关于男性特征初步形成的模式（B.M.Bankart，C.P.Bankart，＆Franklin，1988）。但是这些模式对有些男生并不适用。有些小伙子似乎不愿意被看作能力的、专横的控制者。他们似乎有另外的价值观。我们对这种差异感到非常好奇。381
马克·文森特（Mark Vincent）和我一起主持了对大一男生的调查研究：调查的问题涉及自我感知和世界观，还有同一人群中“工具性能动”（instrumental agency）较高的青年男性是如何区别于“共生”人格因素较高的青年男性的（Bankart＆Vincent，1988）。贝康（Bakan，1966）是这样定义这些概念的：
我用“能动”（agency）和“共生”（communion）这两个术语来描述生活形式的两种基本模式的特点。能动代表有机体作为个体的存在，共生则代表着个体作为一个部分参与更广阔意义上的有机体。能动表现的是自我保护、自我评鉴和自我扩张；共生表现的是与其他有机体共存……能动表现出的是急于掌握；共生则是无需契约的协作。（pp.13_14）
我们的研究结果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趣。第一，我们是最早公布资料证明共生性并不是女性特有的研究团队之一；我们的样本中有大量男性从“共生”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在关于人格性别差异的文献中，只有女性才是“共生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完全用能动的术语来描述男性，那么美国少数但重要的男青年群体就被忽略了。这些资料还显示，女性不一定喜欢“在道德上地位高于男性”——尽管社群主义（communalism）很可能使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相同的看法在波利特［Pollitt，1992］的著作中也出现过，他把这称为“difference feminism”，即“强调差异的女性主义”）。
我们从这些资料中还发现：“共生的”男性描述自己时用的词语与“能动的”男性所用词语完全不同。共生的男性进行自我表述时十分喜爱这些词语：忠诚、敏感、真诚、同情、关爱、理解、体贴、文雅、怜悯、温暖。能动的男性则倾向于用以下这些词语来描述自己：好斗、主宰、决定、说服、了解他人、自立、勤勉、有雄心壮志、顽强、有竞争力。然而，当涉及造诣、成功、成就动机这些客观衡量尺度时，同一组人之间的差异远远胜过两组人之间的差异。
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说，共生特质的男性与能动特质的男性之间惊人的差异是我们在组间比较中发现的唯一差别。在共生的青年组中，有来自乡村的，也有来自小城镇的；在能动的青年组中，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郊区的。为什么这些生活背景的差异在人格发展中产生了明显的分化？这始终是一个谜。382
消失的样本
还有一个谜更难解。几个星期以后，当我们重新收集样本进行更深入研究的时候，“共生学生”的资料不见了。于是我们回过头来寻找“共生的”学生，收集后期的资料，这时却发现他们中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高校，而留在高校的大多数人则接受了心理咨询。我们本想在学年结束时找到一个新的“共生”群体，但是没有成功。
这所高校里的“共生”群体似乎在数周时间里从校园转入到了地下。他们觉得自己不“适合”在高度竞争、高度个人主义的教室、协会和寝室里生活。
我发现我们最初的一个作为调查对象的“共生的学生”独自一人住在一个狭小简陋的学生单元里，他度过圣诞节假期之后就住在那儿了。他在医学基础学科方面学习很好，但是他不想再学这些了，现在，他想去主修诗歌和哲学。他告诉我说，过去协会里的弟兄说他不该“砍掉”自己的专业学习，但他无法继续忍受在医学基础课和协会中的生活，那样的话他对此付出的为人代价过高了。他感到自己正在成为另一个人，虽然他自己也不想这样；他感到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因为他正在与自己的某些部分失去联系，而那些部分正是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他的这番话与布伦达谈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时的想法几乎完全吻合：在他的理科班上和协会里，他也觉得自己的体验“得不到确认、更少能被证实和解释”，他也觉得自己是“另外的”“隐蔽的”“不完整的”。对于一个“共生”的人来说，这种情绪与精神的流放也许是最不可承受的痛苦。
当我看完录像后，我把咨询名单和调查名单作了一下比较，结果发现这一模式出现了一遍又一遍：那些工具性的、能动的、个人主义的学生不一定比别人更好或更聪明，但是他们普遍在学校里获得了“成功”。而那些敏感的、情绪化的、共生的学生则接二连三地经历精神危机，因为他们处在群体的边缘，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
正常的标准：回到埃里克·弗洛姆
这种形式的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使得医生（在这件事中是心理治疗师）的地位骤降。除此之外，这件事对于作为一名谈话疗法治疗师的我来说，也显得非常重要。我曾经很想弄清楚我在日本的观察和体验。我参考了女性心理学的文献，并试图把它融入某种元分析（meta-anlysis）中，从而弄明白促使我成为治疗师的信仰和价值观是什么。埃里克·弗洛姆的理论是我这一分析的基石，我二十多年的治疗思想都是由它指引的：383
精神分析师所要考虑的不光是对患有神经症的个体作出重新调整以使他适应社会，他的任务还必须包括：认识到个体对正常标准的看法可能有悖于其作为一个人的自我实现的目标。社会进步思想相信这种自我实现是有可能的，他们相信社会的需求与个人的需要不会永远对立。精神分析如果没有忘记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有必要朝着这个方向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的专业领域会得到升华，这也是弗洛伊德对未来预见的一个部分。（1944，p.384）
这一信条过去是对我“有效”的，因为我那时没有在集体主义的文化中生活过，没有完全理解女性主义治疗师在说些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这么多来访者的生活中有“共生”这回事。我接触到的美国来访者都是传统的、个人主义的、能动的。我想，只需帮助他们实践自己的意志，改变他们“拐弯的思想”，然后让他们接受我对他们所处情况的解释，就可以治愈他们。
但现在，我试着改变弗洛姆的想法。请看下文（我改变的部分加了下划线）：
心理治疗师所要考虑的不光是对气馁的个体作出重新调整以使他或她适应社会，这项任务还必须包括：认识到个体对于社会的正常标准的看法可能会有悖于他或她作为一个人的自我实现的目标。社会进步思想相信这种自我实现是有可能的，他们相信社会需求与个人需要不会永远对立。心理治疗师们如果没有忘记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话，就有必要朝着这个方向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心理治疗与一切已有的医学专门领域完全无关，这也是弗洛伊德看法中的一个部分。
比较有针对性的改变是第二句句子。弗洛姆想改变的是“个体对正常标准的看法”（我曾不遗余力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但是，作为一名治疗师、一个忠实的人本主义者、一个长期倾听伴侣的观点的人，我现在觉得有必要质疑“社会对正常标准的看法”。这种标准无视许多人的存在——比如我那些“流亡的”学生来访者。
说句公道话，弗洛姆治疗的大部分患者是因为迫切需要归属感而患病的。弗洛姆对于“正常标准的看法”是战后美国的典型看法。当时的历史背景要求大家各就各位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讽刺的是，我所质疑的都是那些能动的个人主义者的看法，而治疗师们向他们介绍的就是这些看法，为的是提供一种弗洛姆所说的“自动遵从机制”（automaton conformity）以外的选择。
正常标准把我的许多来访者搞得仿佛患上了类似精神分裂那样的疾病。他们错把疯狂的美国梦当成物质主义。他们的信仰成了“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你要相信我的‘事情’比其他任何人的‘事情’都重要、更具影响力、更有决定性”。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