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反对者
第一个反对者
1911年1月4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召开的大会上，主席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首先报告说，学会新办公室的迁移已经基本完成，会员们空闲时可以在扩大了的空间中仔细阅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授的著作了。副主席威尔海姆·斯特克（Wilhelm Stekel）通知说，2月1日的大会将完全留给主席来作名为“男性的抗议”（the masculine protest）的演讲，这个演讲所呈现的观点将对所有人提出挑战和激励。接着斯特克请主席宣读他的论文：“关于精神分析的一些问题”。129
对这论文作了简短的讨论以后，弗洛伊德站起来对阿德勒的意见表示感谢。阿德勒在承担了主席这个新职责的压力以后，还能有足够的时间来起草如此有趣味的论文，弗洛伊德为此感到愉快。弗洛伊德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希望主席不久就能从责任的负担下解脱出来，以解决他的论文中的那些困难，关于神经症理论，关于性动机的普遍性，关于女性的神经症斗争中阴茎忌妒的普遍意义。弗洛伊德总结说，阿德勒所展示出的那些困难，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了无意识的性动机在神经症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错误地理解了自我的防御性角色。弗洛伊德的总结再次对主席的服务表示感谢，并且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希望他所行使的管理职责不会像当前这份“贫瘠”的论文那样得出“琐屑并且有着方法论上的不幸”的结果。
这次会议于晚上10点28分休会。于是这个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一任主席的4个月的管理统治就在此终结。
阿德勒是弗洛伊德最初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在1902年弗洛伊德的小团体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每周来参加会面。弗洛伊德曾经任命他做社团的主席，还曾让他担任学会的官方期刊Centralblatt的编辑，以对他十年来对精神分析领域的发展所作的忠诚的服务表示欣赏和感谢。
但即使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弗洛伊德仍旧知道，阿德勒那未解决的神经症抱负对整个运动的智力完整性是个危险。当然，弗洛伊德所关注的总是他自己，但阿德勒倘若是叛徒，早发现总比晚发现好。而且尽可能地早点发现以下这一点也是比较明智的：谁会同阿德勒一起，在他导师背后捅上一刀。
要发现这一点无需很久。在1911年2月的大会上阿德勒宣读了他的论文“男性的抗议”，主张神经症患者中相反的第二性征引人注目的频繁表现——“一个显著的心理学雌雄同体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加在两性上的力量有着结构上的不平等。阿德勒观察到，尤其是女人，她们拒绝那种把她们当作无助、被动的生物而分配给她们窒闷的、贬抑性的地位，以此来表达对她们在社会中的次级地位的拒斥。由此带来的某些女性的“男性的抗议”可以从这些地方看出来，她们穿着、举止都像个男人，而且拒绝她们最神圣最重要的角色：母亲的角色。
阿德勒显然没有觉察到他在听众中引起的惊愕，他继续读下去。他还观察到，男孩和男人同样被老式的性别不平等的观念损害了。男孩们要么推崇和夸大他们的男性特性，即侵犯和反社会行为；要么彻底拒绝那些根据性别加在他们身上的无法实现的限制，从而成为消极被动的——以此来显示他们的男性的抗议。在某些极端情况中，他们的男性的抗议显现为一种固定的渴望：渴望像女孩那样穿着和行为。130
根据阿德勒的观点，男性的抗议构成了同性恋的核心，包括男孩和女孩。对于失败的婚姻、受毒害的人际关系，还有各种各样的人际机能障碍，这一因素也负有大部分的责任。
阿德勒劝告他的精神分析同行们，作为普通人的唯一真正的拥护者，必须作出智力上、政治上和伦理上的表率，以推翻那确立起来的男性特权的腐蚀力量。“我们的一切机构、传统态度、法律、道德、习俗，都证明了这个事实：它们是由有特权的男性为了男性优势的荣耀而决定并维持的”（Adler，1927，p.123）。
阿德勒的论文是明确无疑的反叛，那正是弗洛伊德所担心的，然而也是秘密地预想到它会是这样的。通过倡导“社会改革”，阿德勒背叛了精神分析的真正核心，弗洛伊德生平工作的真正精髓。弗洛伊德仅仅从精神生活中拈出了唯一的生物性事实——俄狄浦斯冲突（oedipal conflict）——然后把它做成颇为专断的社会动力学。
阿德勒的演讲作完后，学会的成员们骚动了。有指名道姓的诘问，也有大声的谩骂。有些人甚至威胁要开打。接着，弗洛伊德颇有威严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他用他那富于穿透力的眼神审视了整个房间。他告诉他们，像不开化的野蛮人一样搞街头斗殴是毫无理由的。选择很简单：引导精神分析的未来发展的，要么是他，要么是阿德勒博士。选择得由成员们自己作出。他相信他们会作出正确的选择。接着，在他的目光下，他们这样做了。
精神分析，“另一种宗教”，抚育出了它的第一个公认的异教徒。投票过后，阿德勒和斯特克辞去了他们的职位，号召那些相信“研究自由”的人们加入他们。他们静静地离开了那幢建筑，走进了附近的咖啡馆。离开的人共有七个。他们立即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社团——自由精神分析研究学会——并互相保证，永远不丧失追随真理的勇气，无论它通向哪里。
自由精神分析研究学会（或“自由精神分析”，根据Ellenberger，1970）此后不久就换了名字，叫个体心理学协会，不过它在那些年中一直执着地信奉着成立时的理念。阿德勒和他的追随者们奉献出了他们的余生，目的是发展出这样一个能用来揭示神经症的社会和文化根基的心理学。他们对人类问题的应对是以伦理性和实践性为特色的——这一方向同精神分析聚焦生物学和理论性有着显著的对立。
阿德勒的童年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生于1870年，他是家中第二个儿子。他那显赫、成功、外向、英俊，总之什么都很成功的哥哥名叫西格蒙德。西格蒙德·阿德勒是个非常典型的自力更生的人。尽管阿德勒的家庭背景只是边缘的甚至较低的中产阶级，西格蒙德的朋友类型却非常丰富，有医生、律师、银行家，还有成功的商人。他维持着一个巨大的私人图书馆，享受着最好的美食和音乐，他棋也下得很棒，家里的每个人都敬慕和尊重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用自己挣来的财富把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从破产法庭解救回来，并且开始再次创造财富。据说，他极度喜爱他的小弟弟阿尔弗雷德，而且作为一个少年人他用他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这个更小、更弱的男孩，使他免受邻近的许多暴徒的伤害。131
阿尔弗雷德只比西格蒙德小一岁半，但他们两人间的差别是很深的。阿尔弗雷德是个病弱的孩子，他关于他的哥哥的早期记忆是近乎可怜的：
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这样的：我坐在一个长凳上，因为软骨病而缠着绷带；而我那健康的哥哥坐在我对面。他可以跑、跳，毫不费力就可以运动，而对于我来说任何动作都得竭力去努力。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帮助我，我母亲和父亲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在这个记忆所发生的时间，我应该是两岁左右。（转引自Bottome，1939，p.30）
在他儿时的时候，有几次，阿尔弗雷德病得如此严重、如此虚弱，以至于家庭医生都放弃医治了。有一个更小的弟弟比阿尔弗雷德病得更厉害，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死去了。阿尔弗雷德的许多童年时光都和医生一起度过，而且看起来医生总在那房子周围转。他们成了他的英雄；他说，从他们那里他学到了生命中最伟大的一课：“一个人必须永远挑战死亡。”
阿尔弗雷德的父亲利奥波特非常爱他；利奥波特从大部分方面来看都是个不引人注目的人。他管理了一段时间他妻子家的粮食买卖，几乎把它搞垮了。于是利奥波特又开始搞他自己的粮食买卖，这次真的又给搞垮了。那个家庭能生存下来，根本上是靠着阿尔弗雷德母亲的不断努力；她挣来了他们吃的几乎所有食物，照看所有孩子，当她丈夫管不过来的时候，她又负责管理家里的买卖事务，还有看护家里的房子——这个房子不久就落到债主手里了。那房子曾经是她父母的祖业。
这样就可以理解了：阿德勒太太不是个特别开心快活的人。据描述，她是神经质的、阴郁的，而且被照料这一大家子的工作搞得精疲力竭。她死于61岁，“被疾病和过度的劳动彻底弄垮了”（Bottome，1939）。阿尔弗雷德从没有从她那儿得到过亲密的抚育，像弗洛伊德从他母亲那儿得到的那样。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奇异的原因，弗洛伊德理论的最重要的部分——即他对俄狄浦斯关系的原初地位的坚持——对于阿德勒来说没什么意义，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治疗实践者。132
弗洛伊德的父亲和阿德勒的父亲也是这样恰恰相反的。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个家长，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一个有着神秘性和权力的男人。尽管弗洛伊德的父亲和阿德勒的父亲都是维也纳的犹太商人，根本的社会阶层是一样的，但他们两人没有什么共同特性。阿尔弗雷德的父亲只是个名义上的犹太教徒，他祖上是匈牙利的少数民族，他的性格可以是任何其他的一切，却决不是家长式的，也不是疏远冷漠的。据描述他是没心没肺的、快乐的，很有幽默感，对他那不幸的孩子阿尔弗雷德尤其地热爱。利奥波特在商业生活中是失败的，但他和弗洛伊德的父亲不同；那一位，谁也不能使他高兴。利奥波特和他的孩子分享了这样的哲学：“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不要相信任何人所告诉你的。”甚至当那孩子在高等中学——弗洛伊德年少的时候也是上的这样的中学——里面留了级，他还是给予他儿子无条件的支持。最重要的也许是，从阿尔弗雷德后来的视角看，利奥波特用鼓励浇灌了他的孩子。
在后来的年月中，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使神经症病人痛苦的主要是失去勇气。他脑海中一定记着他的父亲，快活的，自信的，甚至日常生活最沉重的磨难也没能使他弯下腰来。
也许，由于阿德勒把他母亲的孤僻的悲观主义解读为是母性义务的特殊重负的后果，还由于他仍无意识地愤恨着他母亲吹毛求疵的冷漠，他后来对于女性所持的观点是有那么点矛盾的。一方面，他是进步的改革的坚定拥护者，提倡女性的平等权利。而另一方面，他也相信母亲的首要义务就是以宽宏慷慨的灵魂、乐观主义和鼓励抚养她的孩子们。
阿德勒还相信，孩子的性情和脾气是孩子在家庭群体中的地位的产物。这一信念是阿德勒自己的出生地位的直接后果。他被优异的哥哥和一连串五个弟弟妹妹夹在中间，里面至少有一个比他更病弱，还有一个和他们哥哥西格蒙德一样雄心勃勃、卓有成就。
生存的斗争
也许这令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无论是儿时的疾病，还是奥地利的严厉的教育，小阿尔弗雷德都挺过来了。他长大后成了一位医生，而且从事着他儿时的原型（prototype）工作：他的职业就是和死亡作斗争。
作为医学院中年轻的受训者，他在普通医院Beckh-Widmanstetter（它不把他接受为领薪的职员，因为他法律上是匈牙利公民）里做着广泛的志愿服务，并为穷人免费做门诊。通过这些关系，他不仅受到了进步的医学训练——以他的财力不通过这个关系是无法获得的，而且结识了在19世纪最后十年里维也纳医学机构中的“最好的、最聪明的”专家们。通过和这个圈子的接触，阿德勒开始对约瑟夫·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症的革命性工作发生了兴趣。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最终在1901或1902年见面了。不过对于他后来的信念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在免费诊所里的志愿服务，阿德勒结识了另一些进步的、有社会头脑的医生们。这些接触在他心中点燃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兴趣，并引导他去接触那样一些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们的圈子，他们阅读而且讨论卡尔·马克思、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的理论，还有当时的其他社会主义革命者的理论。133
这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中有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叫莱莎·艾普斯腾（Raissa Epstein）。作为一个对大学教育有兴趣的女子，她不得不离开她的祖国俄罗斯。她和阿德勒结识了，疯狂地堕入了爱河，几乎立即就结婚了。这年轻的一对和他父母一同搬了家，9个月后就生下了一个女儿。
阿德勒开业了，在维也纳的一个工人阶级的区域，专门对付神经失调。他的病人是做工的穷人。
马戏团的人们 阿德勒所治疗的马戏团的人们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那些人每年冬天都要在他那个城市、他那个地方演出。他惊叹于他们美妙的技术，他们对生活的热情，还有他们那无拘无束的乐观主义。自然的不测事件、遍布世界的危险使他们的身体伤残了、扭曲了，可他们中那么多人却成功地补偿了这些，这一切也令阿德勒惊叹。
给阿德勒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马戏团的人们居住于其中的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团体。每个人都因为他或她能够对团体作出的好的贡献而受到尊重。即使是一个长相奇特的人，所能做的仅是作为一个“畸形人”站在舞台上，他或她仍能作出积极的贡献并且享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裁缝们 阿德勒在工作中与之打交道的另一个团体是裁缝。阿德勒非常仔细地研究了他的裁缝病人们的案例史。他渐渐地明白了，他们的疾病中有大部分都是由于他们的行业带来的职业性伤害。
1898年，也就是他女儿出生的那一年，阿德勒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裁缝行业的健康手册》。这也许还是职业医学领域所发表的第一本著作。阿德勒试图在31页的篇幅中显示出“经济形势同特定行业中的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公共健康的成见”（Ellenberger，1970，p.599）。[1]
这本书的论点是，市场的力量使得裁缝在越来越危险的条件下为越来越少的钱而工作。阿德勒叙述了裁缝们、他们的妻子们、孩子们每天18小时的工作，而工作条件据他所描述是“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过度拥挤、有利于传染病的蔓延”（1898，转引自Ellenberger，1970，p.600）。134
在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条件下，维也纳的裁缝们受着很大范围的慢性疾病的折磨：
肺结核的发病率在他们中间是在其他行业中的平均值的两倍。［那种工作条件的］另一个后果是血液循环的失调，比如静脉曲张和痔疮，还有频繁的胃部和肠道疾病［以及］脊柱侧突，脊柱后突，风湿症，右臂关节炎，脚踝硬化以及诸如此类的疾病……他们这种凑近工作的类型决定了近视和眼部肌肉抽筋。他们是有毒染料的慢性毒害作用的受害者，还有让他们修补的旧衣服传播给他们的传染病……根据统计数据，裁缝行业中的发病率比任何其他行业都高，平均寿命期望值是所有行业中最低的。（Adler，1898，转引自Ellenberger，1970，p.600）
阿德勒在那本书的结论中呼吁政府来调整工作状况、意外事故保险、老龄和失业保险，禁止计件工作，还有为那些工作者们提供足够的住宿和饮食的房子。
别的运动 此后不久阿德勒就在流行和医学杂志上发表各种各样的短论，有时用真名有时用笔名。在这些出版物中他提倡在医学职业中进行激烈的改革。他呼吁医生们就工作场所的危险性对他们的病人进行教育；并要求医生们领导公共健康教育和改革运动，以此承担起他们的社会责任。他要求国家筹集基金，以提供给穷人的医学治疗；他断言，社会再也不能委托个体的医生来承担对于穷困的病人的责任了。他不能容忍政府官员号称“我们没有钱”。他进一步要求建立一个永久的政府机构来确保对于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健康照料——“与最新的科学标准保持同步”——作为一件关乎人的基本权利的事务。
引起了这位年轻医生的注意、并使之投入精力的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年轻士兵们的苦境：他们被迫从军，为了他们所不明白的政治目的，而且那也与他们真正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合。关于军队阿德勒有第一手的知识。他曾被征召进军队的医学后备团，这个后备团仍定期地请他去医治那些在训练或战争中受伤的士兵们。士兵们明显的无知使他尤其苦恼，
那些平凡的人类，他们如此热情地走向战争，去承受那么多的苦难折磨，战争的原因却和他们自身无关——这是一个悖论。答案是，他们以这种方式行动，是为了逃避令人痛苦的无助感。（Adler，1918，转引自Ellenberger，1970，p.587）
在一个名为《另一面》的小册子上，阿德勒这样写道：135
在战争开始时群众的热情，无数的志愿者，这些又如何呢？许多人走向战争是因为不满意他们的职位或他们的家庭生活。这些人往往是醒悟得最快的。但人们不应当为他们最初的态度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估计形势，他们是被领导者彻底地欺骗了。［他们］仅有的拯救就是在压迫者的旗帜下作战，［这就是］精神分析师……所说的“与敌人认同”。（1919，转引自Ellenberger，1970，p.588）
女性权利的拥护者
作为一个女性平等权利的充满热情的拥护者，阿德勒被卷入了关于性和生殖自由的激烈战争，这战争进行于世纪的转折点上。正如你可能会猜测的，阿德勒完全同意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忍受一个卑下的位置而不怀有怒火和厌恶，”阿德勒说（1931，p.267）。所谓女性必须顺从云云，这完全是“迷信”，据阿德勒的观点，“一切我们所要求的举止、理想、目标、行动和性格特征，所为的就是它们应当为我们人类的合作服务”（p.69）。
阿德勒动情地相信，医生们有着特殊的义务，即把关于人类的性和生殖的最新科学信息报告给女人们。阿德勒是避孕生育控制的拥护者；在当时整个西方欧洲和北美，这是社会和医学革命的一个动机。
当时占领导地位的医学权威们告诉那些积极实践生育控制的女性——最显著的就是中断性交（撤出）——说，这种实践对女性的神经系统是危险的。这些医生庄重地劝告女人们，从破坏了她们的神经和生殖系统这一点来说，避孕比手淫好不了多少。这两种行为都“已被证明”——至少在那些女性生殖健康的男性专家的思想中——有重大的危险。女人们被惯例性地告知，一切避孕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神经衰竭，歇斯底里症，在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精神错乱。在当时的医学团体中，这是被广为接受的观点。
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时期，在美国的历史上，这些观点被合并入更宽泛的“纯粹女性特质崇拜”的学说，它鼓吹婚姻的贞操和节制。这个观点听上去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同样如此：那些维护“纯粹女性特质”的改革者们的努力显著地降低了妇女的死亡率，她们的生育率也急速地下降了。
阿德勒激烈地回应着，他攻击了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反性欲医学权威。麦克思·格鲁伯（Max Gruber），在他的《性生活保健》一书中就性的危险性对妇女发出了警告。对于这样一个观点格鲁伯是首要的拥护者之一，即：一个有着太强性欲的女人会削弱她丈夫脆弱的神经系统，直到他成为慢性的神经衰弱患者。事实上，任何女人，只要她不对她的性欲实行严格的控制，格鲁伯警告说，她最终会发现她得为她丈夫由于神经衰竭而过早死去负责。136
回顾了格鲁伯的书以后，阿德勒写下了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被讨论得很多的题目，阿德勒反对格鲁伯的观点。阿德勒主张性节制会引起情感健康上的不便，这个很少有例外。关于性的过量，阿德勒认为格鲁伯夸大了它们的有害效果，并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它们能引起神经衰弱。阿德勒还陈述说，所谓的生育控制带来的危险也是言过其实了。对于同性恋，阿德勒同意那位作者，即它不是一种先天的反常；并且主张，只有当它产生了对别人的歧视、侵害到未成年人的时候，才应当对他们进行惩罚。对于手淫的危险性，阿德勒的视角和那位作者不同。这些危险确实存在，但和机体健康相比，它对和谐的情感发展的危害才更值得重视。［对他来说，“手淫者”是孤独的、不快活的孩子。］（1904，转引自Ellenberger，1970，p.603）
态度温和的革命
这些如此不同寻常的关于工人、机器、政府、军事征兵、性表达、手淫、生育控制以及女性权利的观点，阿德勒期望得到弗洛伊德的积极支持和鼓励。他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许多和弗洛伊德同时代的读者（还有不少他的现代读者，根据我的经验）期待他拥有一个激进的、革命性的灵魂。但实际上，几乎从任何方面来说，弗洛伊德都是一个深深地符合传统的人。
对于弗洛伊德，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一点：他发现了神经失调的性的病原学，是把它当成一个科学行动，而不是政治行动。他的一生持久地对“群众”怀有憎恶，甚至对民主的观念也并不特别热心。他信仰稳固和平衡。他相信得给自然的力量——包括性本能——加上控制，而不是颂扬它们。
也许因为我的童年时代有很多和阿德勒共同的因素，我总是在他和他作品中感到一种亲和力。在我的心灵之眼中，他的形象就像一个维也纳的老邻居所描述的那样：
他身上没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他是谦虚的，给人留不下什么特殊的印象。你会把他当成一个裁缝。尽管他有一栋乡下的房子，他看上去并不像收入很高的。他妻子是个普通的地道的家庭主妇。家里只有一个仆人。尽管他常常旅行，来访者也很多，我却从没有认识到他是个著名人物——直到那一天，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以他的名义召开了。（转引自Ellenberger，1970，p.593）
阿德勒的格调和品味是态度温和的、纯洁朴素的；他展现给外部世界的形象是“一个矮小健壮的男人，他不能说是英俊的。他的头大而圆，前额宽阔，嘴也很宽阔”（Ellenberger，1970，p.594）。即使到了中年，他的形象仍不引人注目。当他那忠实的传记作家和追随者，菲利斯·波托姆（Phyllis Bottome）终于被安排可以和阿德勒面对面地会见时，她曾经期待看到一位“苏格拉底式的天才”；而实际上，她描述自己遇见了“一个很普通的57岁男人，他单纯地对普通人的生活拥有着深而持久的兴趣”（1962，p.138）。137
我喜欢想象阿德勒和他年轻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作为智力和性方面的同伴，怀着波希米亚式的幻想，同时在维也纳那愉悦然而枯燥的中产阶级的市郊过着他们平凡的生活。阿德勒的妻子有个亲密的朋友，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托洛茨基的妻子，她从1907年就住在维也纳，直到俄国革命的最初几天。我可以想象，阿德勒家、托洛茨基家，还有他们的朋友们在谈论着推翻旧秩序、建立经济公正的新世界；我可以想象激动在生长蔓延。男人们、女人们，做裁缝的、耍飞刀的，革命者、心理学家，他们将分享一个共同的遗产：和平，正义，还有“持续的社会革命”。通过政府支持的“儿童指导诊所”的宽广网络，普通人都能接受关于他们作为父母的角色的教育。恐惧、无知、迷信、性的不平等都被消除了。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同样的鼓励，就像阿德勒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那样。每个孩子都能成长起来，懂得勇气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