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妇科医学

头脑妇科医学

如果你觉得我对这个职业的要求太高了，那你可以去看一看玛丽·戴利（Mary Daly，1978）的《妇科/生态学》（GYN/ECOLOGY）一书。与这本书相比，我的批判性眼光就显得温和了。戴利把所有的职业和半职业的谈话疗法治疗师都称为“头脑妇科医师”（弗洛伊德创造的术语）。她控诉所有的心理治疗师都是“消灭人类精神”的专家——他们从事“严重违背界线”的摧毁头脑工作（p.257）。

戴利把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蔓延与基督教的扩张作了比较：

心理治疗的蔓延如同阴影，扭曲了双方的反映（reflections）与复苏（resurrection）。它影响了所有的病人和治疗师。这与基督教教会和宗派的扩张有着相似之处，即通过“重新信教的”（born-again）俗人的证明来引诱越来越多的信奉者加入。（pp.275_276）

戴利认为这种“引诱”使女性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疾病”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心理呓语一起涌入意识

侵入所有女性的脑中，不断地告诉她们：她们有病，需要帮助。女性难以抵御这种不断的入侵，因为它让人把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使人对问题的思考支离破碎和私人化（privatize）。要想摆脱这些问题，只有把它们放在性别等级系统的环境中来理解。（p.276）365

戴利拒绝任何企图达成妥协的尝试——比如女性主义疗法。她认为治疗语言极具传染性；治疗过程包含了太多的依赖关系；所有的治疗都“把自我降级到一个观察自己的冻结、扭曲的历史的人……而这种历史本身充满了错误”（p.283）。戴利宣称：“只有经历这一旅程，这个怪圈才能被打破”，而且“在旅程中，治疗本身并不重要。”（p.287）

对于女性主义治疗师来说，“旅程”（journeying）这一术语指的是自我发现和自我赋权的过程。它“从一位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开始”（Kaschak，1992，p.216），并“将自己的观点反馈给每一位女性……亲眼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亲眼看到了才能自知。［它］不仅指明了那些未指明的，还指明了那些不可指明的；不仅说出了那些未说出的，还说出了那些说不出来的”（p.255）。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最基本的一点是不再认为女性的经历是病态的，这和传统的心理治疗恰恰相反：

很多女性在长时间的会谈中受到个别或很多治疗师的引诱、训斥和精神折磨。此时，她们应该重新思考“正常”的意义。数十年前，人们以接受心理治疗为耻，而现在不去见治疗师的女性反而为耻，这个事实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在“家长制”的世界中、在最“先进”的国家中，任何一门可以如此迅速地扭转局势、获得权力与声望的学科，必定是为家长制的社会利益服务的。（Daly，1978，p.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