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女性心理上的痛苦

探索女性心理上的痛苦

在这则案例发表之后，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法治疗其他女性患者的尝试也都以失败告终。人们以为这将结束精神分析（谈话疗法的一种变体）短暂而又不幸的历史。但事实却与此相反，多拉为女性性欲的“黑暗大陆”及神秘无意识生活之本质提供了教学案例。弗洛伊德通过多拉的案例开始探索在神经症治疗中起作用的移情关系的力量。但他从来没有认真审视过自己的动机和方法，也没有重新思考过多拉这个案例的真正本质。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

无论我们怎样批评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女患者缺乏理解，我们还是得承认：他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在那时，治疗歇斯底里症的常用方法包括窒息、用湿毛巾鞭打、嘲笑、公开侮辱，还有用冰水冲洗。下面一段话是一位著名的医学教授格雷（L.C.Grey）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说的。他在教他的学生如何“战胜”患有歇斯底里症的顽固女人。

不要自以为你们能够轻松地战胜（那些歇斯底里症患者）。恰恰相反，你得做好一切准备，因为你的性情、才智和神经都会经受到比最复杂的外科手术更为严峻的考验。那些有勇气和机智对付最棘手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人，一定能够应对生活中所有重大的突发事件。你们每天必须用坚定的意志、铁一般的决心和机智，教训你们的病人——这就是法国人所说的“天鹅绒手套下的铁手”。（1888，转引自Smith-Rosenberg，1972，p.675）

用另一种方式看待歇斯底里症　 现在看来，多拉正是年轻女性对抗家庭和文化巨大压力而“逃向疯狂”（flight to craziness）的经典案例。在审视了18世纪女性的歇斯底里现象之后，史密斯-罗森伯格（Smith-Rosenberg，1972）把歇斯底里症归于性别角色和性别角色冲突，在当时的社会353

完美的女性……被认为应该温柔、优雅、敏感并充满爱心。她是宗教的捍卫者和礼教的代言人。女性的任务是引导世俗的、容易受诱惑的男性安全地绕过无神论和性欲的漩涡……认为中产阶级妇女感情用事、虔诚、温驯和体贴的成见将会在整个19世纪变得越来越深。（pp.655_656）

简而言之，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是“软弱的性别”，但是她却要解决作为一个女性面对的巨大矛盾：

在社会化的女性理想形象和女性被迫生活……的现实世界之间存在很大的不连续和不一致性。前者来源于女人和母亲的理想形象之间的二分。理想的女性温柔、感情用事、依赖别人，是天生的追随者。理想的母亲，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强壮的、独立的保护者，要照料好孩子和家庭……未成年和成年的女性角色之间的不连续，还有发展真正自我力量的失败都和歇斯底里症一样，超越了阶级和地理差异。（pp.656_657，659）

这样来看，应该把精神分析视作对歇斯底里症治疗的重大突破。但是，精神分析理论阻碍了我们为理解女性的疯狂找到真正有说服力的解释。正如史密斯-罗森伯格（1972）所说，长期以来，精神分析学家都苦于无法与歇斯底里症患者建立“令人满意的、稳固的”治疗关系。同时，他们却坚持认为歇斯底里症的根源在于女性有缺陷的心智，并且认为女性“和她们的母亲之间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前俄狄浦斯（preoedipal）关系，［这导致了］恋母期的发展和成熟的复杂化”（p.653）。

我们得承认：疯狂根植于病人自己难以控制的世界中。这是一个基础而又明显的观点，但直到多拉之后的一个世纪，人们才对精神病学的教条作出了重新审视。这时，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解构精神分析的理论”。她们的观点显而易见：“多拉所需要的其实是别人承认她所了解的事情的真实性，这样她就可以坚定自己的信念。但是她却受到了成见的阻力——没有人倾听女性的声音（从来没有人访问过多拉的母亲），没有人相信女性（在葬礼上的那次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多拉的父亲、K.太太和K.先生一直都否认他们暗地里的行为）。女性就像孩子一样”（Hare-Mustin，1983，p.593）。

弗洛伊德对男性问题的理解和洞察十分透彻，但他却对女性需要面对的人类困境和生存挑战视而不见。这很可悲，也很令人震惊，但他只是时代的牺牲品，他拘泥于中产阶级犹太人对女性地位的看法。1883年，他在给爱人玛莎·伯内斯（Martha Bernays，弗洛伊德热情地追求她）的信中表达了一种保护性偏见（protective bias）。354

我敢说我们都同意这个观点：家务劳动，还有照看、教育孩子的任务构成了女性的全部生活，并把她们排除出其他的职业……让女性和男性一样为生存而奋斗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我怎么能把优雅可爱的女孩想象成我的竞争对手呢？无论如何，我会告诉她我爱她，愿尽一切努力把她从竞争者的角色拉回宁静平和的家庭生活……年轻时是男人仰慕的宝贝，成年后是男人爱护的妻子，这就是女性的位置。（1883/1960，pp.75_76）

“这个女人想要什么？”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弗洛伊德有厌女症（misogynic）的倾向。他在1925年（1964a）写道：

我不得不说（虽然我知道这样表达不好），女人对正常伦理的标准和男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顶住女性主义者拒绝承认这一结论的压力。那些女性主义者急切地想让我们承认男性和女性在地位和价值上是平等的。（p.258）

1933年（1964b）他还写道：“羡慕和嫉妒对于女性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它们对男性的重要性。”（p.125）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表述了他对女性的总体评价：

女性很快就开始与文明作对，展示她们阻滞和抑制文明的作用——而她们恰恰是用爱的宣言为文明奠定基础的人……她们发现文明的宣言使她们隐入背景……于是她们开始敌视文明。（1930/1961，p.56）

弗洛伊德如此绝望地呼喊，总结在他一生中女性给他带来的挫折，概括与女性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这些并不足为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在与玛丽·波拿巴公主（Princess Marie Bonaparte，弗洛伊德亲自指导其精神分析）的谈话中，弗洛伊德疾呼：“这个女人想要什么？”（Was will das Weib？）（Gay，1989，p.670）确实，女人想要什么？

米切尔（Mitchell，1974）对调和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的尝试进行过抨击。一位评论家称赞她的批评“勇敢而重要”。

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受到弗洛伊德的敌视。精神分析坚持认为女性比男性低下，认为女性只有作为妻子和母亲时才能获得真正的女性气质。精神分析被视为维持中产阶级和家长制统治现状的依据之一，弗洛伊德本人就表现出这样的特征。我觉得极端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应该会对这些描述有所反应；但本书的论点之一为：抛弃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的思想对女性主义来说是致命的。虽然人们运用精神分析，但这并不是对家长制社会的赞美，而是分析。如果我们想理解女性、反抗给女性施加的压迫，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精神分析。（p.xiii）355

但是，正统的精神分析可能会深陷于“解剖就是命运”的论断，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就永远不能回答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精神需求的问题。

海尔-马斯汀（Hare-Mustin，1983）在重新评定了多拉的案例和精神分析对女性的看法后总结道：“女性生活中的某些问题实际上可能是社会、经济、伦理、法律等外部因素造成的，但是人们却错误地认为这些问题是精神分析或临床治疗中的干预造成的精神性扰乱”（p.593）。除了阴茎崇拜之外，可能还有很多因素会对女性的心智造成影响。

但是，对一个如此总结自己对更年期的看法的男人，你又能说什么呢？

女性在失去生育能力之后，性格会发生特殊的改变，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众多人产生抱怨的原因。她们会变得啰嗦、易怒、专横、偏执、吝啬。也就是说，她们会显示出以前没有的典型的肛欲（anal-erotic）特点。古往今来的喜剧和讽刺作品作者都热衷于嘲笑那些迷人的女孩、忠实的妻子和温柔的母亲变成更年期的妇女。我们可以看出，性格的变化与性生活向前性器期施虐（pregenital sadistic）和肛欲期的退行是一致的。在这个退行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Freud，1913/1958b，pp.323_324）

弗洛伊德怀疑多拉选择在1902年的4月1日那天与自己见面的动机是有道理的：那天是愚人节。

南希·乔多罗的女性主义分析

我并不是说精神分析师对女性患者无能为力。我想说明的是：他们治疗女患者的理论和伦理基础受到了一种深刻而普遍的厌女症的影响，因而带有严重的问题。后来所有的精神分析改革者，包括该领域最重要的人物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参见第十章），都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对女性的精神分析的理解。但如果人们认为女性面对的问题都是因她们与男性标准不同造成的，那么怎么会有对女性真正有效的谈话疗法呢？

修正后的精神分析学说　 在当代心理学界，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1989）在重建精神动力学方面有所建树，她使精神动力理论绕过了弗洛伊德的厌女症思想。乔多罗带有女性主义取向的精神分析集中透视了精神体验对女性成长的重要性。她很愿意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归罪于男性性别的社会化（masculine sexual socialization）。下面这一段很长的选段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乔多罗的思想：356

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仅仅包括对女性的压迫。更确切地说，弗洛伊德给我们带来了有关女性和男性如何分配性别角色、女性和男性的特质如何发展、性别不平等问题如何扩大的理论。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自然如何变成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如何作为“第二自然”为人们所体验。精神分析理论可以用于展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还展示了社会性别分工不仅通过社会和文化制度，还通过精神意识的变化而不断扩大。它显示了性别不平等的扩大是性别系统结构无心的产物；是建立在“女性只能做母亲”的家庭劳动分工观点的产物；是建立在异性恋规范基础上的性别系统的产物；是假设并宣扬性别不平等的文化的产物。弗洛伊德，还有那些精神分析学家们，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在家庭中成长为异性恋者的（原本恋母的女孩最终变成异性恋者，而不是同性恋者）；告诉我们把女性仅仅当作母亲的家庭结构如何在男性（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女性）心目中建立起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男性统治和男性优越的思想，如何贬低女性及女性气质；告诉我们女性如何在与母亲的交往中获得母性。因此，精神分析证明了性别是一种社会文化组织的内部机理，并证实了女性主义早期的论断——“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精神分析认为以心理学形式存在的不平等和压迫是基础的、根深蒂固的。

但是，精神分析不光摆出了这些观点。弗洛伊德认为这些过程并不平稳，性别观念的扩大常常会遇到反对和阻力。冲突的欲望、不满和神经症会出现在人们身上。精神分析始于精神冲突——这就是弗洛伊德开始时试图解释的……从心理学层面来看，男性的统治欲对他们来说是具有男性气质的自我防御，是建立在恐惧与不安全感上的；而不是一种直接的力量。精神分析反对过度社会化和完全统治（完全统治是缺乏社会化的体现）的理论。精神分析展示了人们对性别模式和性别不平等制度的不满与抵抗。

人们热衷于套用精神分析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希望以此解决问题。（1989，pp.176_177）

关于女性的理论　 乔多罗成功地避开了传统精神分析学说中“把男性作为标准”的问题。但是，在她修改过的精神分析中，女性心理学仍然普遍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家长制的束缚。她是这样陈述的：357

有关伦理、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的多样性问题都未引起足够重视。养育的定义是狭隘的、文化排他主义的，这会把对家庭的解释变得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主义。而且，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很少通过探索改变社会的方法来改变支撑和维持家长制的养育模式。（Enns，1993，pp.29_30）

乔多罗所采取的方法让我想起了我认识的一个年轻的太太。她的丈夫对棒球知识只略知一二，却总是想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她对此感到十分恼火，但她采取的策略就是：每当丈夫开始谈论棒球，她就把话题引向他不感兴趣的棒球队。这个战略虽然有效地向两人共同的朋友证明了她没有完全被丈夫控制，却不能告诉别人她到底在想什么。同样的，乔多罗使精神分析的焦点远离阴茎，但我们还想从她那儿直接了解每个女性都在想些什么。

虽然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很可能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们最感兴趣的理论模型，但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受到的专业训练都以男性中心主义传统的精神动力心理学为主（Enns，1993），女性主义治疗常常只是有关 女性的理论。而且，如温伯格（Rigby-Weinberg，1986）所说，乔多罗以及其他“客体关系”（object-relation）理论家（参加第十章）仍“坚持认为女性的痛苦来自她们心灵的内部，这导致了与社会从属、经济歧视相似的‘指责受害者’的行为”（p.192）。在传统的治疗学框架中，治疗师和他们的来访者从来没有被鼓励参与“认识并改变和男性、女性相关的个人以及文化意义”的过程（Kaschak，1992，p.211），很多人认为这种过程正是重建个人对自己的头脑、身体和心灵控制的先决条件。

与正统精神分析的历史传统相一致，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继续把女性描述为需要得到有力的、能解决难题的治疗学家拯救的被动客体（passive objects）：

精神分析理论挑战了我们对自己作为一个完整、自主的个体的理解，并试图重建个体的整体性和自主性。它在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层面上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两种方法，并在理解方面和治疗技巧上尝试了这两种方法。［乔多罗把母女间的纽带视为女性生活中最主要的精神源泉。］但治疗环境最终可以让我们了解与他人相关联的自我。精神分析只能了解处于分析情境下的自我；对其他情境下的自我只是暗中观察。（Chodorow.1989，p.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