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扩张

意识的扩张

当你学佛时，你必须对心灵作一番彻底的清扫。（S.Suzuki，1970，p.110）

英国作家阿尔多斯·赫胥黎（Huxley，1954）指出，人类大脑的根本功能之一就是管理调整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我们日常清醒的意识必须处理的。他把这比喻为“减流阀”（reducing valve）。在他看来，大脑要做的就是让我们不至于被来自周遭世界和来自过去的联想和记忆的滔滔不绝的感官信息所淹没、所困惑，从而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当下的生存需要上去。

语言及语言体系是这个减流阀的主要机制。由于我们都是社会化的生物，从而是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我们的“真实”其实是语言创造的。存在于语言界限之外的事件及区别大体上对我们是不存在的；我们的语言过滤了信息，把我们的意识和知觉限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

你或许早已熟知这个经典的例子：在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对不同的雪有20种以上的不同说法。其实这种例子有成千上万。我第一次到日本时，米就是米，仅仅是米。然而现在，在日本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我不仅知道有几十种米在日本被种植、被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我还会评判每一种米的质量。我知道最适于做寿司的米应该有怎样的外观、气味、黏性和口感。我再也不会用中国长粒米来做寿司，也不会把学院餐厅提供的被叫作“米”的可恶的东西和皇家每年种植和收获的神圣的米粒混淆起来。我的英国丈母娘对于茶也正是这样，我的妻子对于圆珠笔也是如此，还有在飞机上坐在我边上的那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的家伙（这可不是我编造的）

对于番茄酱中的土豆也有这等精通。专门化的词汇让我们的精神能够通达专门化的知觉和高度编码化的记忆。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老师能够让学生在课后感到世界变得更迷人、更引人注目。我小时候热爱森林和树木。我认识（或自以为认识）新英格兰的每一种树木。我如此珍爱我树木方面的专长，以至于当我五年级时填写一份职业调查表（这个用于追踪10岁的孩子，预测他们有的上大学，有的从事买卖或贸易什么的）时，我被“追踪”为一个树木医生。很久以后我的朋友朱莉，一位职业的植物学家，邀请我去她家附近的一个国立公园散步。“啊，孩子，树木！一英亩一英亩的树木，”我想。但朱莉从不抬头看，我们也根本没有走过“一英亩一英亩的树木”。我们往下看。我们在十几平方米的森林地面上搜索。朱莉度过了约一个小时，作为我的老师，她打破了我那以树木为中心的森林生物和生态观，使我的思维减流阀变得更畅通了。她对于蕨类、地衣、苔藓、开花植物、草本植物、菌类组成的世界怀有如此亲密的热情，它永远地改变了我走过森林的方式。397

日语世界会把朱莉称为一个真正的“先生”。这个词我们是从无声动作艺术片里看来的，不过无论如何它是日语中最重要的词之一。“先生”是这样的一位大师，他能够把控制我们对自身、对周围世界的知觉和意识的“减流阀”予以疏通、予以伸展扩张。

自在的心灵

赫胥黎也许会说，“先生”（sensei）是这样一种人，他使我们能够追回自在的心灵，或者说，一种人人都有的、与同时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的无限境域保持联系的潜力。这“另一个世界”包括我的饭碗之外的世界，还有朱莉的小块森林土地。

当思维的减流阀不再密闭，当自在的心灵渐渐渗透进来时，各种从生物学上看来毫无用处的事就开始发生了。在有些情况下存在着超感官的知觉。另一些人发现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美丽世界。对于还有一些人，赤裸裸的存在本身，那被给予的未概念化的事实显示出它的荣耀、它的无限价值和充实的意义。在这种“无我”的终极境界中存在着一种“混沌的知识”：一切在一切中——一切实际上是一。它是这样近，正如，我这样说吧，正如一个有限的心灵可以“知觉到宇宙中一切地方发生的一切事”。（Huxley，1954，p.26）

你们也许觉得我在用我那些粗陋的故事，什么碗里的米饭，什么森林里的漫步，来催眠你们，诱惑你们进入一种错误的智力上的确证感；你们不耐烦了，在奇怪这等催眠还将持续多久。在真正沉浸到那一切种类的非线性、非西方的材料——比如“一切在一切之中”，还有“六十项议程”之外的东西（有些惯于线性思维的学生是这样称呼它的）——中以前，你们确实会这样觉得。有些学生抗拒这些观念因为它们是“非基督教式的”，抗拒另一些因为它们是“非美国式的”；但实际上，这些观念是有普遍意义的，无论时代、文化、宗教和国籍。

这些恼人的观念试图挑战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托玛斯·里德（Thomas Reid）的所谓“常识”，他主张心理学中唯一值得学习的东西就是常识，而“这些我早已知道”。怀着彻底唯物主义观点的人们常常去日本学习“日本人是怎样做事的”，以便回国后可以“在日本人自己的游戏中打败日本”。我的一个学生，他是经济学专业的；有次一位电视记者问他为什么去日本留学了一年，他很实在地承认说：“我去那儿的动机主要就是经济目的。”然而，他学到的是“日本人对经济的谈论毫无道理可言；他们只是在谈论哲学”。这位实业家发现日本的“管理技术”不能够自上而下地实施，因而很沮丧；较之雇员，管理本身需要更多的改变。我的心理学学生，可怜的唯物主义者，对那些他们认为毫无“实用价值”的东西不屑一顾，因为那儿没有可应用的技术，没有可计算的数据，甚至没有可测试的理论。398

这一点他们不懂：自在的心灵实际上不是任何“非”什么，比如非美国的或非基督教的。它是另外一种概念化的划界方式，也是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另一种方式。它确实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自我”，并且对于“谈话”“治疗”这些词被运用于改变人生活的进程时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作了全新的思考。来看看威廉·詹姆斯对此不得不说的话吧：

那么，让我们回头看……我们看到心灵在任何层面上都是一个诸可能性同时并存的舞台。意识对这些可能性进行比较，选择其中的一些，并借助注意力的增强和抑制机制（即赫胥黎所说的减流阀的心理学方面）对另一些进行压抑……心灵，简而言之，它处理所接收的数据就好像雕刻家处理他的石料。从某种意义上说那雕像亘古以来就矗立在那里了。但是它身边还存在着成百上千的别样的雕像，而雕刻家个人的功绩就是把“这一个”从别的当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每个人的世界，无论我们对它的观点如何不同，它们都植根于那个初始的感官混沌之中。正是这个感官混沌一视同仁地把纯粹的质料给予我们的思想。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借助推理把事物消解为漆黑无缝的连续空间，加上一片片涌动着的原子构成的阴云，这正是科学家所说的唯一真实的世界。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感受着的、栖居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是另一个模样：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通过缓慢积淀一次次选择，通过简单地拒绝材料中的特定部分，像雕刻家一样，让现有的世界从混沌中浮现。有别样的雕刻家，就能从相同的石块中诞生出别样的雕像！有别样的心灵，就能从同样的单一静默的原始混沌中诞生出别样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仅仅是数百万同样埋藏于混沌中的世界中的一个；对于想要对之进行抽象化的人来说，这数百万个世界同样都是真实的。

去自动化：知觉的发展

当然，一本关于谈话疗法发展史的书，其目的是把关于扩张了的意识、关于“自在的心灵”的一般观念引申为一套命题，以便告诉人们，怎么做才能重新找回情感上健康和稳固的感觉。我如此喜爱迈克尔·马奥尼（Michael Mahoney）的观点，也许就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我达到这个目的。他对于有问题的精神作了这样的概念化描述：用以对付世界的途径“衰退腐化”了，它是如此严重地阻塞了心灵的“减流阀”，以至于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充满活力的世界——诸种可能性并存的舞台——变得再也无法想象了。麦浩尼（1991）要求心理学寻找方法以支持人们“开启心智”及“扩张知觉和意识”的努力，以便建立一个新的认知结构来支撑起他们的日常生活。399

我发现有个词对于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有帮助，那就是去自动化（deautomatization），这是由阿瑟·戴克曼（Arthur Deikman，1966）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出的一个术语。他主张，在所有宗教实践中都可找到的漫长而丰富的神秘传统，源自信徒们寻求对神的直接体验。去自动化要求我们摧毁“日常意识”的幻象，寻求感官总体上的再次觉醒，并且直接地向混淆和阴影宣战。

戴克曼从14世纪的一份基督教文献中引用了这样一段文字：“倘若你能看到［神］或感知到他，如同它就在这里，那么他永远是被这朵阴云、这种黑暗包围着的……用爱的热望作为尖利的投枪刺穿那厚重的无知之云吧”（pp.324_325）。我们中有多少人，当陷于爱的痛苦中时，曾试图“用爱的热望作为尖利的投枪刺穿那厚重的无知之云”，无论这痛苦是因为不能相见还是因为渐渐远离？作为一个治疗者，我曾经多少次为了刺穿那“黑暗的无知之云”而弄得自己神魂颠倒？这黑暗的云是我和病人之间合作的障碍，病人的情感健康和创造性的生命力量正在被魔鬼吞噬着，我们却不能联合起来同它作战。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当面对毁灭性的打击或无望的情感困境时，我曾经有多少次试图通过梦、言谈、分析、推理、期望、祈祷、调停、胁迫、诱惑来使自己能够穿越那厚重的无知之云？

精神的灵性　 我这里介绍的概念在西方心理学中是罕见的。它有时会给我招来宗教信仰者的怒火和有原则的怀疑论者的质疑。它就是荷兰精神分析学家范登伯格（J.H.Van Den Berg，1971）所说的“精神的灵性方面”。它是我们下意识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关于自我的诸如性、攻击、社交这些需要——包含了我们的理想、沉思、哲学，还有对不朽的觉知。范登伯格说，在一个我们都经历着“无名的错位”的时代，人类与自身精神存在中的核心自我失去了联系，于是这部分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遗失了。

埃里克·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1955）中说，在工业时代以前，人类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弗洛姆从一个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主张在工业革命前，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合作的共同的社会中，他们感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范登伯格并不反对弗洛姆的观点，不过他还补充道，在现代以前，每个人都能够直接地对“上帝的活力”有着切近的信仰。人们从精神上被赋予活力；他们拥有可以全身心投入的终极信仰。但如今，如果我们还可以说拥有上帝的话，这个上帝已经被清洗、组织、包装过了，已经非神圣化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失去了同“生命之源”的接触。正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借那个著名的“疯子”之口所说的，上帝死了：“上帝到哪儿去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把他杀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他的凶手……现在的那些教堂，如果它们不是上帝的坟墓和圣物储藏室，它们还能是什么呢？”（1961，p.42）400

范登伯格从尼采的结论中得出了什么？

我实际要说的就是：任何人，只要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不是以灵性方面的“无名的错位”为特征的，就是说，任何人只要生活在一个尚未被现世化、世俗化的社会中，他就不可能真正地孤独，无论他是如何地感到被他的同类遗弃了。他将与他精神的灵性方面同在，他也将与这一方面的不可穿透的核心同在。他将与上帝同在。他不可能孤独。他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是孤独的，即他的身边没有别的人类。但他不会因此而痛苦忧伤。在过去，这个最终的设定彻头彻尾是真实的。人类曾经过着更相互隔绝的生活，更多地面对自身，自食其力。但这并不使他们沮丧。这给人造成的痛苦如此之小，以至于甚至有人会出于自己的意愿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在里面沉思、歌唱、写作、生活，度过一年又一年。现在谁会这样做呢？如果试试看的话，大部分人会疯掉。现在几乎没人这样做。如果做了，就是一个例外。（1971，p.356）

正如你所期待的，对于和人的意义和体验有关的意味如此丰富的话题，威廉·詹姆斯同样有话要说。关于去自动化，他是这样写的：

这种对于个人和“绝对”之间的通常隔阂的克服，是伟大神秘的成就。在神秘状态中，我们成为和“绝对”同在的“一个”，并且意识到我们的“一性”。这是永恒而辉煌的神秘传统，几乎不会因为地域和教条的不同而改变。在印度教，在新柏拉图主义，在苏菲教派，在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在惠特曼主义，我们看到同样旋律的不断重现；所以对于神秘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全体一致的表达，这将迫使一个评论家在此伫立、思考，也将引出这个结论：如前面所说，神秘主义的范型既没有诞辰也没有祖籍。人类全体亘古不停地对上帝诉说着，他们的言辞先于语言，它们永远不会老去。（1929，p.410）

变化着的原型　 如果你把注意力返回到第九章，你可能就会明白，这些观念和瑞士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清晰表述过的东西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不过荣格把这一讨论向前推进了一千或两千年：

人们完全可以把它叫作系统性无知的，就是“神灵外在于人”这一偏见造成的后果。尽管这一偏见并不仅仅属于基督教，世上确实存在着根本不带这种偏见的宗教。恰恰相反，像特定的基督教神秘主义那样，那些宗教持存于上帝和人的本质同一性之上……那些比较方法的运用不容置疑地显示了：四位一体（一个变化着的原型）或多或少地是上帝显现于其创造物中的一个直接表达。因此，我们可以推出，在现代人的梦境中自发产生的象征符号，意味着相同的东西——内在的上帝。（1938，p.72）401

如果我们仍旧生活在中世纪的环境中，在那儿对于终极的东西没有什么怀疑，在那儿所有的世界历史都从《创世记》开始，那么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漠视梦境及类似东西的宇宙意味。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环境中，所有的终极存在都被质疑，史前史有着惊人的拓展，并且人们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存在着什么超自然的经验，那么它就是心理的经验……人们甚至可以把宗教经验定义为以最高的感激为特征的那种经验，而不管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p.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