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弗洛姆

埃里克·弗洛姆

有一个新近移民美国的分析家，霍妮和她的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对他有深刻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一位在柏林受训的分析家，社会学哲学博士。他于1933年到达芝加哥，差不多和霍妮同时。弗洛姆着手发展一个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理论，对人的本性的异化问题作更完整的考察，这一点霍妮在她关于应该的专横的工作中就已经首先着手进行了。

弗洛姆的观点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想到第十九章再来详细地讨论它们，在那里我将说一些我自己对于谈话疗法的观点。不过在本章即将结束之际，对这在智力的暖房中绽放的“第一百朵花”作简要的一瞥将是合适的；这个暖房就是新弗洛伊德主义自我分析家统治的美国精神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埃里克·弗洛姆是本书中最重要的智识人物。一边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高高在上的智识观念和理论，一边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们在现时代遭遇到的社会现实——是他的作品首次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弗洛姆致力于那样一些人的情感和心理需要：一天又一天，他们试图尽可能地把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富创造性、更人道，尽管世界上的社会、经济、政治力量都在对抗着他们。196

弗洛姆相信，谈话疗法不仅可以把人类从他们的个人历史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能向他们显示，对心理的、情感的和灵魂的自由全面的运用如何能够让他们在世界上也获得自由。

理解弗洛姆的这方面（在第十九章我将回到这里），关键在于认识到他作为一个德国的十几岁的少年的恐慌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在即，他的老师和邻里中充斥着恶意的民族主义。接着，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兴起也深深地影响了他。

弗洛姆的一个高中老师特别地鼓舞了他；那位老师曾经是“一个健全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喉舌，在那疯狂仇恨的世界中”。他的老师是一个例证，促使弗洛姆开始沉思他生命中的这个重大问题：“这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Fromm，1962，p.7）。一个人如何能够获得那样的勇气和自信，使他如此坚定地对抗疯狂，即使那疯狂已经把他周围的所有人全都卷入其中？

在战争年代，弗洛姆把他的问题予以拓展了，使之包含了两方面的极端行为（Monte，1991）。这些人如何能够聚集起足够的勇气，去反对嘶叫着的乌合之众，并且在暴力和仇恨的时代高扬理性？还有，那些普通的人们，他们是你的邻居，你的学校伙伴，你的老师——他们又如何变成恶魔般的杀手的呢？

我的主要兴趣已经清楚地描绘出来了。我想要理解统治着个体生命的法则，还有社会的法则——也就是关于存在于社会中的人的法则。我试图看出，除了那些需要修正的假说以外，弗洛伊德的概念中还剩下哪些真理。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也试图这样做；而最终，我要求达到这样一个综合，这综合来自对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解和批判。（Fromm，1962，p.9）

通过这个长达一生的对理解的求索，产生出来的是一系列的著作，它们渴望阐明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需求中的神秘。弗洛姆主张，人类既受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本能的动物性需求的驱使，也受着真正的人的需求的驱使。

人类对于实现的求索

对于这些人的需求的实现的求索使我们得以超越自身的基本动物本性。在追求爱、创造力、群体、真正的个性、理性、还有价值的过程中，我们把握时间，度过一个富于成果的人生。

不过，这样的人生同样会唤起我们最基本的恐惧。倘若我决定宣布对你的爱，而你接受我的爱仅仅是为了操纵和羞辱我，那将如何？倘若我加入了你的团体，结果发现我们的唯一纽带就是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和对任何非成员的厌恶，那又如何？如果我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失败了，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空虚，那是怎样的滋味？当我宣布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然后发现每个人都因为我的不适应而拒绝我，那又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在课堂上讲授理性，却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走向了疯狂，那么他的荣光何在呢？197

选择当一个人，就得敢于孤独——即敢于运用自由。与此同时，所有的经济、政治和教育都在邀请我们出卖自由，以便配合、适应、享受这个系统的奖赏。要拒绝让我们的真实所是和真实信念遭到异化，那是多么困难啊！选择放弃无名的顺从的保护，又是多么痛苦啊！

几年前，我曾教授这样一门课程，关于作为一个男性的政治和社会学。有16个学生和我一起度过了那个学期，试图梳理那些并不明显的假定，即我们由于自己是男人而对世界、对自身作出的假定。（女性们或许会把这一进程称为“意识的饲养”，但由于我们都是男人，我们称之为“教育”。）我们沉思了一切“男性研究”的标准话题所具有的错综复杂性，包括：竞争，亲密，体育，性，父母，当父母，职业，婚姻，还有压力。

我们就我们对于同性恋及对于具有同性恋倾向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反应也谈了很多。实际上，那个研究班的每一个人都在他自身中发现了一个以情感为基础的恐惧同性恋的贮水池。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这种对同性恋者的恐惧至少有那么点是植根于某个人所说的“对于自身中隐藏的可能性的恐惧”。我们会见了一些公开的男同性恋学生，试图理解他们作为男同性恋者在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校园当中所经历到的。在这些讨论的末尾，我让学生们去阅读弗洛姆的《爱的艺术》（1956），并且试着从弗洛姆的视角想想同性恋和对同性恋者的恐惧。

正如命运所注定的，两年后，同性恋在我们校园里成了公民权利的问题。借助命运的进一步急转，在为这个问题投票的大约30个学生议员中，有8个曾上过我的讨论班。同性恋学生组织在这个投票中压倒性地失败了。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三次不同的大会上，我的8个学生没有一个投票支持他们的同性恋同学。

在下一个学期的这门课上，我对那8个学生中的大部分都作了询问，问他们何以那样投票。每个人都说，他们的头脑和心灵都同意那些同性恋学生提出的公民权利请愿。但每个人都害怕，倘若他们本着良心投票的话，会带来社会上的滔滔不绝的不满，也许还会带来一个“潜在的”同性恋者的骂名，甚至还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忠的成员，背叛了选举他当议员的社团、俱乐部或团队。

这正是弗洛姆所写的：我的班级中的每个个人都不凭着自己的良心投票，这是如何可能的？在一个重要的公民权利问题上，每个人都陷入了群体歇斯底里症，为何会是这样的？另一方面，那少数的10或12个学生，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本着自己的信念站立起来为这一法规投票，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反对它的社会压力，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一类的问题遍布在埃里克·弗洛姆的作品中。198

弗洛姆对于谈话疗法的展望

随着弗洛姆的“精神分析人际学派”的降临（May＆Yalom，1989），独具特色的北美精神分析就进入了成年。它有能力应对（倘若未必要求回答或解决的话）使得现代的男人和女人们无法感受到活力和自由的那些重大问题。以下是精神分析的展望，就启蒙运动对于人类的展望而言，它也是正确的：不接受政府干预，根据理性、正义、个人自由的原则来指引他们的生活。

弗洛姆给予精神分析以新的目标，这一目标超越了磁学家和麦斯麦主义者们“治疗病人”的视野：

精神分析家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把神经症的个体调整融入他特定的社会。他的任务还必须包括：认识到个体理想中的标准与他作为人类完满地实现自身的目标之间可能有矛盾。那是对社会中的进步力量的信仰，即这样的实现是可能的；并且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并不会永远对立下去。（Fromm，1944，p.384）

又及：两年以后举行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生评议会，那些成员中没有一个上过我的讨论班；它压倒性地把自己给转了个个儿，对我们校园中的男女同性恋者的权利给予了完全的承认。我仅有的问题是，这个转向——弗洛姆也许会称之为“向人性的完满而强健的表达的回归”——它是不是历史的根本进步的快乐的展开？或许，它会不会是这个事实的结果，即我已经安然地从校园隐退，度着假，写着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