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北美心理学
19世纪的北美心理学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康德，1724—1804）
我轻视哲学并与它的指引断绝关系——让我的灵魂与常识同在！（托马斯·里德，1710—1796）
自然及其法则在黑夜中隐藏，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顿成光明。（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
对真理的不同认识
如果你是一个来自良好的基督教家庭的男性白人，相信大学教育的价值，在一所很好的北美大学念书，并且在150年前出生的话，你将很可能发现自己身陷于一场道德哲学大讨论之中，甚至参加现场辩论。而辩论的命题便是上文引用的三条名言的优缺点。
如果你读过查尔斯·达尔文和托马斯·杰斐逊，那么你也许会是一个阶级怀疑论者，对科学和理性充满乐观的信仰；你会支持约翰·洛克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激进的社会观点；你会在奴隶制度的辩论中提倡解放奴隶；你甚至还对妇女解放问题有着激进的想法。你可能会疑惑，为何在你的同伴和老师中极少拥有康德所说的必要的“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勇气，也很少有挑战和质疑世界存在问题的自发愿望。可以想象，你可能主修的是化学或者植物学，同时对法律和医药有着兴趣；你不怎么喜欢学校，也不是那些建校奠基人理想中期待培养的大学生。205
另一方面，如果你已经进入大学——像你的大多数同学一样，为将来在社会上争取一个适合的精神地位而做准备（也许是一个教师或是一个牧师），那么你的同情心一定已经被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的著作触动了。你或许已经被你的那些同伴道德上的软弱深深困扰，他们是激进的相对主义者，否认神律在协调人类事务中的首要地位。而对你而言，达尔文在分类学方面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人类的最高权威、人类是上帝勾画的宇宙蓝图的标志；你或许已经接受了圣经所揭示的基本真理，即人类的本性和上帝创造的其他动物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你或许认为发现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是神在显灵，科学所解开的谜团和那些运用自己的能力来理解这些奥秘的人也是神在显灵；你或许会这样理解，心理学中有一种深远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有待发现，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是上帝最完美的杰作，但随之而来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将研究所得为基督徒所用？
然后，你或许会加入亚历山大·蒲柏的拥护者的行列。从本书这一部分的开头的对句中不难看出，他机智地暗示着：“你对这场辩论的迫切性和严肃性毫无概念，当然，先生，欢迎你投身于非科学的研究，但是，最好去其他地方吧。”
那么我呢？我若身处当时，必然会经历所有变革中最为激进的一部分。为了成为这个阶层的教授，我必须成为一名神职人员，最好是教会的长老或是大学校长。知识的形而上学部分是严肃的事情，它很危险，已经把许多年轻人引上了偏离真理的歧途。把科学交付给那些道德上缺乏准备或道德败坏的人来发挥能量将导致这些年轻人走向毁灭。科学是智力训练的根本所在；若要不被优美的讲道引向迷途或谬误，就必须拥有坚强的意志。但首先最重要的是：科学在道德方面是不妥协的。教师的职责就是引导年轻人坚守基督徒的正义——也就是听从命运的安排。
作为教授，我会因恐惧和憎恶“理性的”科学而受打击、心灰意冷。这些人会把你的叔叔说成一只类人猿！他们会告诉你人类的过去只是野蛮的丛林生活，而并非辉煌的文明！他们会将生存作为头等大事，而把救济看成说教行为！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淹没人类心灵永恒的激情，一味地依赖数学来研究石头如何运动、市场如何运作。206
新领域的传教士和教师
我的学院在印第安纳州，1832年由一小群虔诚的新英格兰长老会教友建立，为的是配备足够的基督教“传教士和教师”，借助他们的传统宗教观来打压新兴科学。创立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想要拯救不相信上帝的印第安人的灵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想要确定：西部的领土将由具有和基督徒相似意识形态的公民来统治，以避免国家落入天主教移民手中。“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理想，而教育是他们的主要手段之一。
从1836年到1914年，我的大学一直把心理学课程作为道德哲学来讲授。作为所有大四学生的必修课程，这些课程由英语圣经方面的教授们来讲授，而且通常校长也教这些课。也许就是这种教育取向，标志了一场延续至今的斗争的开始，这一斗争甚至在学院和大学里盖过了对“政治正确”这种思想的教学。
在过去那些年中，学院的课程名称曾更改了几次：1830年代到1860年代中期叫作“心理哲学”（mental philosophy）；1880年代中期起叫作“形而上学”；1895年起叫作“道德哲学和心理科学”。在世纪交接时，课程又被当作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来教；然而有趣的是，《圣经》仍是最主要的教科书，而由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的爱徒和信徒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所写《人类精神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则属于较为世俗的边缘补充教材。
这种被叫作苏格兰心理学或官能心理学的学科项目研究的是“人类官能”的实质。其既定目标在于告诉学生如何根据神灵的安排来完善自我。尽管现代的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人类神经系统的生理学上面，但从1896年起，学院目录就尽力地澄清道：
生理学的（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即建立在具有非凡灵感的“官能”基础上的苏格兰心理学）之间所具有的微妙联系使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在这两个学科中，所有期望倾诉自己个人困难来让别人来考虑的个体成员都会受到关注。每个星期都会召开与这些课程相关的研究会。
当美国心理学断然建立在美国高等教育圈内，成为19世纪原教旨主义的附属品的时候（Leahey，1992），我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就是“那些男孩”在他们的心理学课堂上痛苦不堪，不知到底该向院长倾诉何种“个人困难”。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位连任的主席都力求向少年们展示如何将“科学方法、精神活动原理以及从判断和理性之本质入手的哲学疗法”结合起来应用。207
20世纪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都曾在美国各地进行过讲演，但我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结束以前，他们的讲演内容并没有挤进北美心理治疗的主流。随后，好几百名欧洲培养的精神分析学家移民到美国，为纽约和芝加哥带来了“深层心理学”（即精神分析）。“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个人对固定理论的强迫性思维”的结果，并认为其对梦境的解析“没什么意义”（Erikson，1968，p.150）。而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对他的追随者们说，美国心理学的情形是“一个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尽管如此，这只是一个错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