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和心理治疗：西方面对东方

价值观和心理治疗：西方面对东方

从我们迄今为止的探索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无论历史的和文化的语境如何不同，谈话疗法的真正功能就是唤醒人的知觉，以便让人类对自身潜力的范围和深度有更充分的把握。以这种方式来思考谈话疗法有着巨大的优点，那就是它使得来访者和从业者在尚未意识到的，没有明显的痛苦，没有精神的、情感的或机体的失调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去关注心理治疗的价值。尽管任何被称为治疗的技艺都应当试图消解人的痛苦，但它并不是非得针对“精神疾病”的。简而言之，谈话疗法应当对普通人都有用，只要他们想使行为变得更有效，想要更直接、切近地经历生活的话。

对于任何这种企求，都是有普遍性的原则可以运用的。在第二十一章我曾提出，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应当理想地直面个体生命的总体。因此，根据这种定义，一种疗法若是忽视了不道德或非伦理的行为，它就不值得认真去研究。这样的“治疗”比一种技术多不了多少，我会立即不信任它，因为我无法估定它的运用范围：它究竟能用在哪儿呢？事实上，正是由于道德或伦理基础缺乏，使得人们现在不太听得到“行为矫正”这个术语了；那种纯粹技术性的术语给许多致力于此的行为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举例来说，罗德尼·金在洛杉矶警察部门得到了行为矫正，但没有一个治疗者会声称这种警务行动是治疗性的。如今，接受行为主义训练的临床医生把自己称为行为治疗者而不是行为矫正治疗者。这个区别是重要的。

谈话疗法的实行者并不总是坦陈他们在心理治疗中推行的价值观，但我想他们有责任以这样的风格来申明自己的价值观，以便每个人都能听到和评判他们的偏见。

个人主义和它的不足

大体上讲，在西方的心理治疗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就是：理性至高无上，以

行动为目的的意志，科学和科学方法在人类事务领域的合法性，还有在整个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自主。一章又一章，你已经看到了西方心理治疗者们如何努力奋斗，以便让人类能够发挥出自身独特的潜能，打破过去对自己在本能和经验上的束缚，释放自己，使自己成为自由自发的当下在场的人。西方的心理治疗者希望看到他们的来访者变得自主、高效、有决断力、无拘无束，带着他们立足于“当下在此”的个人力量。442

任何地球上的或自然界的力量，只要它们限制、分心或阻碍了人类，使后者不能成为他有潜力、有意志、有激情去成为的，那么它们就是“希望之党”成员不可饶恕的敌人。治疗者们努力想要发展出对于人类状况的这样一种解释，使得来访者可以用它来摆脱自然、孩提时代，以及来自未来的威胁所带来的束缚。任何阻碍他们去渴求更美好的未来的信念都会遭到我们治疗者的驳斥。我们都是当代的启蒙哲学家，立足于个体经验和个人转变。

由于这种西方意识形态对于我们的思维是如此根本，很可能前两章的内容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道和禅宗的教义及实践尽管来自另一种的文化，它们要达到的目的却和西方的治疗者殊途同归。然而至少在日本，这种印象带有很严重的种族中心主义。事实上，一个爱深思的日本观察者也许会对我前两段列出的一切价值进行追问。

并不是日本人不理解我们西方的个人主义、自主和自我实现的理想。而是，他们觉得这些预设有点令人震惊，而且完全是异在的。就像一个评论家在《纽约时报》上控诉一个行为主义者，说他写的书与其说适用于孩子，不如说更适用于狮子狗，日本的观察者也惊异于这样的一套哲学预设和治疗程序，它们的效果似乎是造出那么些“干屎橛”——可敬的铃木大拙也许会用的说法。大部分日本人简直无法接受那样一个世界，在这世界中像个人主义、疏离和自私这样的概念都是互相区别、互相分离的；他们认为这些概念从本质上是可以互换的。文化间如此深的差异使误解的可能性变成了确实存在的事实。让我用更有力的例子来说明这点。

麦琪对孤独的探寻

我的一个学生朋友麦琪曾作为交换生在日本生活了一年。当她收到一封邀请函，请她到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乡村家庭生活几个礼拜时，她很兴奋；尤其因为她已在东京待了半年，早就打算从这种极端拥挤的、城市化的景观中离开一段时间了。那时已是初春，麦琪盼望在乡下经历樱花盛开的煊赫场景，还想看些日本的尚未被城市化的东西。她在包裹里带上了远足靴、杂志，还有一大堆从美国的家中带去的消遣小说，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去往小村庄的旅程。正如她的学习进程安排机构所说的，她将同她那“乡村寄宿家庭”一起待上一个来月。443

当时我和我妻子住在日本。几周后我们去看她，看看麦琪以及别的住在乡下家庭的学生们过得怎样。我们驾车往麦琪主人家那与世隔绝的乡村住宅开啊开啊开啊。当我们最终到达的时候，已经离别的学生的住处有几公里远了。麦琪着实非常快乐地抓住我们，“就像是在监狱！”她叫道。“每当我穿上我的远足靴，这个家里的每个人就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准备要和我一起去‘远足’。

“每当我取出我的杂志，我寄宿这家的姐姐、母亲、祖母，甚至曾祖母，会带着她们房间周围的或谷仓里的需要操心的烦人工作赶来。昨晚我躺在床上看书时又被她们‘抓住’了，他们坚持要一起来个家庭合唱。

“我快要疯了！我再也不想在这儿多待三个礼拜了。这些人究竟想从我这得到什么？”

这时，我们那可敬的计划协调人长山女士正被“监禁”在厨房里。她得到了主人家的真相：“麦琪小姐多么孤独啊！我们都在竭尽全力照应她。甚至曾祖母也不得不通过把养小鸡的活交给她来帮助她，免得她没事做。

“她一直在她书上写东西，而爸爸确信写东西意味着她在这里不快活。我们都无法可想了。我们想也许该把这事告诉我们的［佛教］僧人吧，但那样可能冒犯了麦琪小姐的别的亲人。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孤独内向的孩子。”

如果你能回忆起我在第二十章说过的我自己的经历^[1]，就是关于我如何被召进我儿子的日本主人家——那家庭和麦琪那个家在同一个区域，你也许就能明了。麦琪对乡村逗留的期待也许来自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罗伯特·弗罗斯特和亨利·大卫·梭罗。她认为只要离开东京就能在宁静、美丽的日本乡村森林中找到安宁和孤寂。然而她去实现这种展望的每一步都是在一步步远离她那主人家庭的同样深沉的梦想：把一个美国学生带进他们扩展了的日本家庭网络。

那个家庭越是向麦琪伸出援助之手，麦琪便越是不得不牺牲一点她自己的私人空间。老祖母越是拼命想要“多给她点事做免得她想家”，麦琪就越是渴望有独处的时间和安静的思考。这彻头彻尾是一个跨文化的僵局。

这位聪明而足智多谋的计划协调人长山女士向那家解释说，麦琪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离开东京的生活；她认为麦琪可能被东京的主人家“宠坏”了。你要知道城里人是什么样的！他们什么时候想冲澡便冲澡，而不会享用（有生命威胁的）晚上滚烫的家庭浴礼仪（“观光者总是取前者”）。而且，或许那东京的家庭太忙，把我们可怜的麦琪忽视了。444

这位和蔼然而独断并且无所不知的长山女士对麦琪这样解释：“好啦，你知道这些乡下人是怎么样的。你还算幸运的呢，他们毕竟没为你安排个婚礼。你必须得保持个好一点的‘脸色’。他们能看出你的忧虑，并且你看上去越恼怒，他们越会觉得担心。他们为你的不快乐而自责。他们以为你是感到被抛下了，感到孤独、被孤立了。只要几个礼拜你就能回去，成为一千四百万中的一员了。不过现如今你是12个人中的一员。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这是一句日语的劝告，意思包括“留在那里，坚持住——拜托了！”每当有人在日本碰到不可思议、难对付的事——比如说，吃难以想象的东西作为早餐或通过学院的入学考试——“がんばっていますよ”或“我能成功”是准能听到的回答。表露出这种性情上的力量是向世界显示你不自私、你有好心肠的最重要的方式。）

麦琪和她的主人家落入了一个陷阱，在我看来这是日本文化与西方欧洲文化和北美文化间那道最宽的裂痕造成的。麦琪需要独立，要有私人空间，如此才能以属于她本质的方式来应对世界：她是一个爱冒险的美国年轻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学着认识世界和自身。

那个家庭甚至需要更拼命地（因为他们不断地谈论着这个，都谈得垂头丧气）去履行他们对于长山女士、对于东京的大学，还有在他们眼中最核心的，对于麦琪在明尼苏达的父母的人道的和道德的责任。那责任就是全身心地、毫无保留地把麦琪容纳进他们的家庭。他们已经答应成为麦琪的“家庭”，而这个责任并不是轻松接受的，也永远不会被完全解除的。对于那个日本家庭，麦琪的状况是否良好成了对于他们的性情和正直的一个测试。当然，那就是为什么长山女士跑出来把对于麦琪的“问题”的“深重”的责任归之于东京的那些无名的人们——那些人，由于他们是城里人，也许不会正确适当地来履行他们作为麦琪的另一个主人家庭的责任。

长山女士的谈话很好地确保了这件事中的每个人之间仍保有美好的感觉。不过这是她的工作，她生活中的正式责任（如果人们能够接受已婚女子可以在她的婚姻之外仍负有真实的责任的话）。她不得不分别地给那家庭和麦琪小姐传递消息，使得两边都能保存颜面并且满怀希望地建立一个对每个人来说都更宽松舒适的生活环境。

日本方面的观点　 想象一下，麦琪的那个日本乡村主人家庭根据他们的第一个冲动行动了：请来一个当地的禅宗僧人，听取他的劝告和建议。那位可敬的人可能会表示他对这个家庭的深深的同情，并且因为这个山谷中还有些人也有和美国学生打交道的经历，这位僧人或许会自诩在处理这些事方面自己至少还是有那么点经验的。我可以想象他遵循什么样的路线来分析麦琪问题。那会是这样的：445

亲爱的朋友：如你所知，这个问题很严重，而且你来寻求建议是做对了。但在我看来恐怕你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这对我们是难以想象的，不过事情也许是这样：麦琪无法接受你们所给予她的如此之大的尊敬和好意。你们必须记得麦琪不是日本人，所以她不可能懂得我们日本人能够领会的人类心灵的一切快乐。

麦琪小姐的父母把她抚养、让她成长为的恰恰就是你们描述的这个样子——这一点也许难以置信，而且不经过判断是难以接受的。美国人认为孩子应当成长为独立的、与他人没有深层联系的个人，这一点很重要。这很可悲，因为美国人是如此互相孤立，还因为他们无视自私，正是自私令他们永远无法懂得心灵的真正的宁静。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倘若你们真诚地坚持，也许麦琪小姐的心会打开的，就像山谷中的樱花，现在已经开始绽放了。你们必须对自己怀有信念，不要向她妥协，因为她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她需要你们的爱来给她以佛法（dharma）。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遍布整个镇区，哪里有美国学生和日本家庭待在一起哪里就有这样的问题。而我的劝告永远是一样的：首先，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应当加倍努力以维持家庭的“和”（wa，和谐）。当一个成员想走她自己的路时，这个任务是艰难的；不过她的疏离使你们的这个任务越发重要了。

第二，你们必须懂得，美国人几乎都没有对于“义理”（giri）的直觉或自然感觉；他们认为责任是个负担，他们努力要偿清他们从与他人的关系中得来的恩情。当他们发现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把他生命中的责任全解消掉时，他们会觉得很不舒服。这种信念我们日本人听来也许显得荒谬，但是对于美国人，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时刻警醒，免得被责任“套住”。他们认为义理是真正的自由的反面。他们相信，最大的快乐就得自孤立于同类、孤立于自然的生活。

所以现在你们看到了，为什么麦琪不来拥抱你们给予她的好意，而是羞涩地远离了。她把她的“恩”（on，直觉地体验到的责任感）的每一个侧面都体验为与真正的意图恰恰相反的。对你们来说那是纯粹的好意；对于她那是张纠缠的毫无出路的网，她一旦进去，就再也不能恢复孤立的状态了。你们的好意对于她关于幸福的最基本的感觉来说是个威胁。

是啊，很可悲，你们是对的。一个人若是回避恩的好处，他当然就不可能经历到义理。她永远不可能懂得人从属于一个团体时所获得的深深的确信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美国人从灵性上对于“人情”（ninjyo）是无能为力的。对于作为日本人的共同的情感遗产的人际感觉，他们体会不到。美国人就像是住在这样一间屋子里，里面没有光，只有阴云密布的小小的窗户。他们生命的大部分都是幻象，因为没人能和他们分享人类感受的最深最广的方面。446

你知道我们日本人有这样一种说法：“义理不断地渴求人情。”我们懂得，生命中的痛苦只有我们互相之间息息相关的感受才能打破，而这种感受是由于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所付出和接受的无数的好意。那就是为什么在接受伟大的善意时我们总是说“すまない”（“还没有结束”）。而美国人说“谢谢你”然后就匆匆跑开，在它积累起利息之前就把欠的债还清。

你们家里有这么个美国小孩，就好像有个野兽和你们在一起。我确信她的心是好的，她也是很和善的。但她想要逃离以便“自由”，而且她怕你们的善意会给她带来一大笔责任的债务使她再也无法脱身。但我们必须通力合作，让她知道她的道路是错的，让她懂得人类心灵的智慧。

前面的路是艰难的，也是简单的。作为一个家庭，你们不该因为她害怕人际关系的羁绊就向她妥协。你们必须继续给她以好意，希望她能够就人情学到些什么。当然还要给她以足够的责任和任务。这样她一定能够学着去欣赏、享受那种为全体作出了好的贡献的快乐。当她感到她在为公共的善作出贡献时，她也许能够体验到一些义理的快乐。

还有最重要的，你们女人得继续像母亲一样对待麦琪小姐，就像她是你亲生女儿，刚刚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母爱的力量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力量。麦琪小姐起初的反应会是粗野乖僻的，就像任何刚被带进一个爱的家庭的野生的东西本能所是的那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许许多多母亲和祖母给她的好意将会淹没她的怀疑，使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女儿。渐渐地，对你们的感恩之情的意识会在她内心不断增长。当这一切发生了，她也会开始说“すまない”以取代“谢谢你”。到了那一天你就知道在她心中人情已经被产生出来了。她将有能力吹散她关于分离的幻象，那幻象会像富士山上的云朵般散去。自我怀疑和自我意识的破坏性的干扰将从她眼前消失，于是一个真正的家庭的孩子就诞生了。

倘若她能从おとうさん（父亲）那里得到关于坐禅的教导，那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坏处。不过也许，如果她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外在地显得烦恼的话，这个教导还是缓一缓吧。不管怎么说，麦琪小姐出现在这个家中，这正是对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的道德力量的严峻考验。我慢してよ！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你们必须为之努力，知道吗？不过我祝你们在这个努力中能有好运。请让你们的工作取得成功！）

西方的观点　 现在想象一下，麦琪把她这个问题叙述给了一位西方心理治疗者；两相对照是很有教益的。大多数治疗者会对麦琪的两难困境十分同情，并会向她保证，心理治疗能够帮她找到对于她所经历的困难的满意解答。447

一个以动力学为方向的治疗者很可能会探索使得麦琪远离亲密的无意识的原动力。一个真正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会这样理解：麦琪对于她的美国家庭的未解决的俄狄浦斯冲突竖立起了一道障碍，使得她再也不可能与任何二手的家庭单位有什么亲密关系了。这样的一个治疗者甚至会把麦琪对于日本乡村家庭的“抗拒”看成是一种移情现象：她把她对于美国的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投注到了一个相对安全和中立的场合，即她在这个“虚拟”家庭环境中的关系。如果这种治疗是成功的，麦琪不久就会放弃对于来自这个新的家庭的亲密态度的抗拒，这样她就向心理社会意义上的成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一个以行为主义为方向的治疗者可能会聚焦于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主题。麦琪和她的治疗者可能首先达成这样的共识：居住于一个不熟悉的文化中，远离所有属于她的支持系统，同一个侵犯了她私人领域的家庭待在一起，这些会给她带来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她必须致力于赢得更多的情感上的自我控制。不过行为主义治疗者也许还会帮麦琪想办法“调整”她的日本家庭加在她身上的要求。我完全可以想象和麦琪坐在一起搞出一些策略来克服她那干扰性的情绪反应，并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套详尽完备地预演了的独断行为，以使她在那样的家庭背景中更好地展示自身。这两套策略，更好的情感自我控制和更有效的社会行为，对于增进麦琪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效能感都是很根本的。如果行为主义者取得了成功，麦琪不久就会完全地适应她那新的文化对她的期望。

一个人本主义治疗者会帮麦琪更清晰地把握她在这个状况中的感受的本性和深度。这样的一个治疗者会帮助麦琪从自身发现更大的力量来应对这段困难和严酷的时期。他们会探索一些途径，通过这些途径，度过这段经历对于麦琪的成长和把自己作为个人来认识是有帮助的。我可以想象麦琪的人本主义治疗者为了处于麦琪那样的境地中的其他人建立起一个支援团，在其中人们可以相互伸出援助之手，怀着同情和积极的自我认可。

如果我们可以一直想象下去，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成功的格式塔治疗会让麦琪用她自己的感受、她所接受的选择以及她能够继续同这个家庭一起生存下去的条件来对抗她那个日本家庭。倘若它们能使这个关系继续下去，那太棒了。如果不能，那么事情会是这样：麦琪不到日本去告诉那些本地人如何过他们的生活，当然也不用日本人来告诉她应当如何过她自己的生活。

文化的元信息　 倘若我们把日本主人家庭从佛教僧人那里得来的“元信息”（metamessage）同麦琪从她的西方心理治疗者那里得来的作一番比较，我们就能把东西方之间的差异看得更清楚了。448

那位僧人用无法解决的性情问题来解释这个两难困境。他认为美国人是在一个有着深深裂痕的文化中长大的，在这文化中，人如何立足于社会这个问题的核心中的最根本的东西没有人教给孩子。他认为麦琪缺乏一切重要的道德上的和情感上的（这些是不可分割的）感受力，正是这些感受力使人类得以互相之间和谐共处。你无法给人以人情；它是种基本的人类感觉，只有人对于义理的深沉广博的体验才能产生出它。你无法让一个人体验义理，因为义理要求人用一生的时间来相互承担“责任”，那是无数的单方面提供的好意，每一个都是恩的一次绽放。也许一个在别种文化中长大的人终究也能够经历恩，但要教导这样一件事是一桩多么需要投入一切却又不容易得到回报的任务啊。那个家庭需要有勇气，有力量，并且坚持不懈。他们是在试图把某些粗野的、受惊吓的东西带进自己生活的核心，所以他们不可以把初始期望定得过高。

另一方面，西方的治疗者把这种状况解释为麦琪需要恢复健康和健全的功能。她需要唤回她的自我控制和情感稳定性。只要她的意志能变得坚强，人格能得到重新肯定，她就能找到前进的勇气。她正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但她必须懂得，如果这个状况对她来说确实过于艰难，那么没人会因此责难她的。没有人会说她的性情有缺陷或问题就在于她的自私。当日本的治疗法把问题的责任归诸人的内在时，西方的治疗者把它归诸环境。当然，西方的治疗者也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而且大部分都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麦琪总得就那些改变做些什么，如果做的不是大部分的话。但核心观念是：她必须改变，以便符合这个严厉的、充满竞争的世界的要求；她是个好人，只是应对方式不够充分。或者正如阿尔伯特·艾利斯（见第十四章）会说的：“OK，麦琪，它会好的，它会合你意的，只要你能觉得住在日本乡村的家庭中是可爱的。但你不能。而这并不是 一个世界级的悲剧！当然，你可以不断自责，或者你也可以接受在你的控制之外的事物，然后你也可以进一步去尝试些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