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

卡伦·霍妮

在此前讨论盖尔的案例的时候，我描述了最初的无成果的疗程给我的沮丧。最终我在卡伦·霍妮思想的语境中思考了她的处境，看起来这个就是关键。霍妮（1885—1952）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先驱之一，也是首批女性精神分析家中的一个。霍妮的工作，尤其是在《女性心理学》（1967）中所体现出来的，又在这方面迈开了一大步：进一步削减精神生活的男权中心的、解剖结构即命运的公式，而这一公式曾经是那些最初的男性知识分子圈子的思想特征；在精神分析运动的早期岁月中，他们聚集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周围。

聚焦于性别的心理动力学

从根本上说，霍妮对于谈话疗法的贡献分成两个部分。她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就是改写了精神分析的理论，使之在临床分析中、在对男性和女性的治疗中能更好地应对性别的问题。例如，她认为，弗洛伊德所说的“阴茎忌妒”实际上体现了女性的愤恨，因为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往往被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她主张，女人想要的不是阴茎，而是要分享更多的尊重、权力和特权，以便和那另一半拥有阴茎的人类平等共处。她观察到，为了她们被生理情况决定的低级社会地位，女孩子不仅倾向于责备自己，还倾向于责备母亲。这种“令人痛苦的自卑感”不可避免地使得女人们压抑自己的女性特制，或“否认阴道”（Horney，1967，pp.147ff）和“逃离女性特质”（1967，pp.54ff）。结果就是，任何对于女性真实本性——那当然是男性和女性特征的结合体——的肯定都会令她们感到焦虑和恐惧。191

“对女性的恐惧”霍妮（1967）认为，社会的男性至上主义对男性也同样造成了伤害。在她关于性和精神病理学的作品中，男性对女性的恐惧也是一个相应的主题。霍妮强调，文化对男性角色普遍的过高估价迫使男人们承担可畏的责任，并且倘若他们身上有任何令他们想起女性特征的东西，他们就会感到恐惧。因此，当男人们遭遇到自己身上的“某些奇怪的、不熟悉的、神秘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焦虑起来；这恐惧使他们把自己天生的同性恋感觉当成是巨大的警告和混乱。

从这个视角来看，弗洛伊德的断言“解剖结构即命运”就获得了全新的意义。由于解剖学上的性被社会操作成了性别，由于性别是文化期待的基础，从中我们萌生尊重，并且由于每个性别都认为相对的性别仅仅通过耗费相对的特质才能赢得尊重，这样一来，性别之间的不信任和“一种可以理解的怀疑气氛”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男人们和女人们试图克服这种事态，因此他们在“过高估价的浪漫爱情”状态中走到一起，希望爱欲的吸引能够在个人层面上抹去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毒害了我们的东西。但我们当然会把外在世界的政治带进浪漫的爱情关系。霍妮指出，在分析中，男人流露出了对这些东西的无意识的恐惧和不信任：女性对于他们的阴茎所具有的“神奇的影响”，还有那个“神秘的存在”，它会秘密地把他们评判为不合格的男性。

神经症的虚构　 另一方面，女人们常常渴望与男人有爱欲上的亲近，怀着这样一种神经症的希望：她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拥有那些被归属于男性生殖器的神奇力量。女人过高估价了爱情，以为对男人的动情的献身就能抹去那萦绕在她们生命中的对于低等地位的愤恨。爱情成了“通过他者来生活”的媒介。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婚姻会失败，这种神经症的虚构也是一个原因。

问题在于，精神分析如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霍妮的回答：

为了消减这种两性间的不信任，分析的洞察能作出什么贡献呢？

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成不变的回答。对情感力量以及对它们在爱情关系中的难操纵性的恐惧，还有由此产生的投降和自我保存之间、我与你之间的冲突，这些整个地是个能理解的、无法平息的现象——如它所是的，也是个普遍现象。从根本上说，我们的不信任倾向同样如此——那源自未解决的儿时冲突。而这些儿时冲突在强度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留下的痕迹的深度也有所不同。分析不仅可以在个人的案例中帮助人们改善和异性的关系，而且还能试图改善儿童的心理状况，把过多的冲突遏制在萌芽状态。当然，这些是我们对于未来的展望。在追求权力的重大斗争中，分析能够把斗争的真正动机揭示出来，这就实现了它的重要功能。这种揭示无法把这动机消解掉，不过它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斗争发生在它自己的地基上，而不是仅仅诉诸外围问题。（1967，p.118）192

基本焦虑

霍妮对于谈话疗法的第二个基本贡献是发展出了一个理论语境，在其中基本焦虑能够就其自身而言被当作问题来处理。她的起点同埃里克森类似，即人的本性是构造性的，因此是受到文化的强有力的影响的。和埃里克森一样，她也认为文化提供了根本框架，在这之中每个个体寻求发展他或她独特的人格。当这种内在的发展力量被对抗着的社会力量压制、扭曲、阻塞住了，病变就发生了。

再访溺爱和忽视　 这些对抗性力量的例子，当它们从婴儿身上开始时，看起来有点阿德勒主义（见第八章）。父母的溺爱、忽视、羞辱、嘲笑、自相矛盾、盲目钟爱、显著的性别歧视、对兄弟姐妹的偏爱、野蛮还有完美主义，这些在孩子身上创造出了一套几乎不可思议的规则，孩子试图遵循它，以便在家庭群体中感受到完满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孩子们害怕自己因为不够好而遭到抛弃，因此他们把这些规则看成是克服这种恐惧的方式。如果孩子在生活中无法尽善尽美地达成这些规则，他或她就会怀着忧虑感、不安全感来生活——这种感觉就是霍妮所说的基本焦虑。

这些基本焦虑体验的核心就是那样一种倾向：想要寻求并抓住那让孩子感到安全的任何东西。最终，这孩子为了获取安全感而采取的策略在他自己看来就会变得非常可靠了。霍妮就把这些策略叫作“策略需要”。在大部分人身上，有三种基本策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在神经症病人的自我保护操作中，它们就以夸张的形式显现出来（见Horney，1950，以看到完整的讨论）：

●依从型　 神经症地趋向他人，出于对保护和安全感的渴望，彻底地依顺他人的希望，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

●敌对型　 神经症地反对他人，希望支配、主宰他们193

●分离型　 神经症地离开他人，以免受更多的伤害或被抛弃

最终，在那些儿时曾经严重地行为出轨的人中间，这些神经症的策略成了神经症的强迫，在人的生活中再也起不到什么适应性的作用了。但它们确实主宰着那个人的生活。它们甚至会成为一个表面的、异化的假自我，个体会自相矛盾地将之当作“被轻视的真实自我”（Monte，1991，p.584）。这样的人会说，“当然，我不得不这样，因为你为我设立的世界是蹩脚、敌意、无爱心、不可预期的。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很好的。”然而，这种“好”是不现实的，只是幻想中的理想自我的一部分。

敌意和异化　 霍妮相信，在个人生命的这一点上，基本焦虑和基本的敌意结合了起来。结果就是人从他或她真实所是的那个人发生了异化。这个进程是这样进行的：我不敢打破我为了让自己在你面前感到安全而设立起来的那些法则，同时又因为你使我焦虑而非常、非常的生气。我渐渐相信我这个人实际上要比任何人所能想到的都要好、都要美妙，继而因为没有人承认我的美妙而深深地失望；不久以后，我就彻底地对自己实际上是什么人、在世界上干什么都视而不见了，也不知道别人之所以这样对待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那种疯狂的举动。我开始生活在一个深度的神经症的现实中，它围绕着我对自己的期望而被建构起来，而这期望是由我所期望于你的你对待我的方式所产生的。我创造了一套套精巧的规则，关于我是什么样子、该感受什么、希望什么（Horney，1950）。

然后这些神经症的规则就造成了一件约束服，使我同我对于你、对于我自己的现实经验分隔得越来越远：

换句话说，这应该的专横［驱使］我疯狂地去成为我所是或能是的东西。而在［我的］想象中［我］是不一样的——是如此的不一样，以至于现实的自我完全黯然失色了。神经症的主张，在自我这一方面，意味着抛弃自发能量的储藏库。［我］自己再也不作努力了，例如，就人际关系而言，［我］神经症［地］坚持认为别人应该迁就［我］。（Horney，1951，p.159）

心理治疗的目的

对于霍妮，“心理治疗的目的在于向个体提供手段，以解放真实自我，接受它的性情，让它得以完整而自发地表达自身，不被习得的防御性削减掉”（1946，转引自Monte，1991，p.583）。但这一纲领如何被完成呢？神经症病人把治疗者的努力看成是极端的危险。而治疗者毕竟是在挑战、寻求着，要把那独特的甲胄扯开；是这甲胄保护着自我，使之与自身一致、与他者区别。194

霍妮再次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那里借来了东西。她认识到，神经症病人虚构的自我中所保存的是她或他的荣耀的神经症胜利。对于这一现实的任何威胁就是在威胁病人最基本的安全感，他或她的“保护结构”。

治疗进展每次只能前进一步。渐渐地治疗者和病人对每一个神经症冲动都进行了工作，而每一个都在治疗关系中显示了出来。在霍妮看来，移情是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Ewen，1988，p.176）；通过移情过程，病人透露出习惯性的倾向，是要趋向、反对还是离开这个关系。由于这些倾向变得明显了，病人就可以把它们递交给仔细的检查和分析。渐渐地，病人学会了同他人打交道的方式，这也就把真实自我的片段给揭示出来了。随着个人的成长，他就渐渐地从那曾经建构在生命之上的应该的专横中解脱了出来。于是，一点一点地，那想要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的神经症的需要，就不再成为支配他选择和交际的决定性力量了（在第十四章中，你还可以看到对付这种问题的别的策略）。

最后，心理治疗必须帮助一个人接受他或她的“真实”自我所必须承担的成人责任。那个人开始那样来体验世界，即把世界作为一个更富于回报的、有价值的地方。那“真实的”自我开始和这样的世界打交道，这世界大体上、在大部分时候还是颇为客观公正地待人的。在这个非神经症的现实中，那病人发现了一个贮水池，美国人把它叫作意志，而霍妮称之为“内在自立”；它伴随着更大的感受和品性的自发性，霍妮称之为“全心性”。

我相信，霍妮希望她的病人们获得的是这样一种体验，有些存在主义治疗者把它叫作“生命之如其所是性”。正如霍妮主张的，“分析家的力量并不在于把病人转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仅仅能帮助病人自由地朝着接近这些理想的目标奋斗”（1945，p.243）。因此，分析的真正目的不是让生活中没有危险和冲突，而是让个体有能力最终用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Horney，1939，p.305）。

霍妮的独特贡献

关于性别和侵袭男人与女人关系的基本冲突，霍妮的作品是如此具有说服力，这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上是颇为独特的。她是在德国北方长大的，她的母亲情感强大，而她的父亲有时会虐待她，这时她母亲就站出来用身体保护霍妮——这些也许能够解释她何以成了世纪之交的欧洲的少数几个女性医学院毕业生之一，以及她如何能够在当时还是男性特权领域的精神分析中把持住自我。她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195

卡伦对于她父亲的双重感觉，她对母亲的依赖和为摆脱这种依赖所作的奋斗，她因为扮演次于她哥哥的角色而由来已久的愤恨感，她的专断的职业女性角色和温顺的怀着孩子的家庭主妇角色之间的内在冲突——所有这些（她）都必须去面对。（Rubins，1978，p.38）

作为一个年轻的分析家，霍妮清晰的独立思想也许曾令她的导师们惊讶。

1932年，霍妮移居美国。她对于女性的观点，她那极端自由主义的性态度，她在焦虑这方面同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分离，这些使她被芝加哥和纽约的精神分析机构革出教门。最终她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它欢迎了来自各个学派、各种立场的精神分析家们。然而最后，由于一次灾难性的战争这一冒险失败了；这战争是由精神病学家（她是其中之一）挑起的，目的是不让非医生的分析家——如埃里克·弗洛姆和艾瑞克·埃里克森——在美国从事心理治疗。

也许是她那强硬、创造性的灵魂使得霍妮的精神分析如此直接地关系到了社会和情感政治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定义了世纪之交的美国人身上发生得最多的那些情感失调。霍妮自己雄辩而谜一般地写道：“真正工作是否开始于分析之后 ？分析向一个人显示了她的敌人，而这个人此后就必须同它们作战，一天又一天”（霍妮的日记，转引自Rubins，1978，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