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兴起

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兴起

本章将简要地追踪那四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继承者和接班人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美国的工作。当你在阅读的时候，请时时记得1930年到1950年之间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广泛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大变革：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还有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第二代的精神分析家向美国的迁移，以及漫长而残酷的世界大战和民主制度的最终胜利。对于后弗洛伊德时代的精神分析思想的发展，所有这些变革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时代的开端，精神分析是高度智力化的，并且几乎仅仅限于中产阶级职业者；它关注的是生活在竞争的、物质主义的社会中的私人的个体。但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很大程度上因为北美的价值观和经验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精神分析开始重新思考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观点，重新思考他的那些关于性本能和攻击本能的决定性影响的假说，并开始采用一种关于压抑的本性的更宽广的观点。正如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埃里耶斯（Philippe Aries，1985）观察到的，精神分析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欧洲19世纪产生的性困惑的结果，当时好色的农民的性能力同文雅的中产阶级的秘密的性欲发生了碰撞。而到了性已经失去了震撼性价值的时代，精神分析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弗洛伊德的时代，典型的精神分析病人是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她们的内在冲突和压抑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发生了我的一个病人所说的“整洁、安静的神经质崩溃”。但在新世界，由于人们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他们自身，尤其是性，于是歇斯底里症就几乎闻所未闻了。在那些地方男人和女人们经历着焦虑，当他们无法应对外在世界的要求的时候。他们的崩溃不是“整洁”的；一次严重的焦虑发作和一例转换性歇斯底里症看上去没有多少相似。177

弗洛伊德曾认为，分析的任务就是打穿防御机制，这防御机制通过对性力量和攻击力量——它们来自受本能驱动的本我——加以抑制而达到保护自我的目的。而新的分析家们则关注自我自身的发展和改善。这些新的“自我心理学家”们甚至就“自我的机能自主（functional autonomy）”来进行写作；这一概念听上去是够简单的，不过它的威胁可能把精神分析彻底地从它的生物学基础上连根拔起。

简而言之，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的临床和理论贡献就是：把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的总括性的断言——即事实上一切行为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秘密地被［生物学］驱力的满足驱使着、为这种满足服务的——给软化、缓和了。有了自我心理学理论上的修正，就在精神分析理论中为那样的行为和机能留下了空间，这些行为和机能在驱力变迁上是相对自主的。同时……因为病人可能对他们的希望和对抗这希望的防御机制都一无所知，解读的核心就可以聚焦于病人的这些防御策略上。（Eagel＆Wolitzky，1992，pp.114_115）

俄狄浦斯冲突再也不被理解为是人类冲突和混乱的一个纯粹的性的和攻击的根源了。现在它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学的词汇来理解。它可以用这样的术语来言说：忌妒和挫折，抛弃感和渴望感，基本的安全感和信赖的资格，给予和接受爱的能力。

精神分析家们必须适应这些转向，这样才能保持与当今时代的同步。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就把精神分析理论打碎成了一百个断片——或者，是一百个花朵。

自我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假定

这些现代的自我心理学家们还保留了一些弗洛伊德主义的洞察，其中主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成年人的生活是通过这样一些方式展示出来的，而这些方式是我们早年的儿时埋下的。对于分析家，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所说的“孩童是男人的父亲”字面上就是正确的。成年人的神经症症状、不适应的人格特征，这些实际上都是“病态的妥协”（Eagel＆Wolitzky，1992），源自儿童受阻的、经历了冲突的对爱、养育、认可的需要。在精神分析中，病人的无意识对这些问题是如此“工作”的：把它们从过去投射到同分析者当下进行着的关系中。

当我针对年轻的卢克进行工作时（在第七章中介绍过），有段时间他曾相信“我所做的对你来说从来都不够好”。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评估或判断过他的任何行为。最终他渐渐明白，他在拼命与之争辩的不是我，而是他生命中的那些情感力量（在这个案例中，是他的父母），这力量从不让他感到自己值得赞扬，因而也令他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178

在卢克同我的移情关系中，他渐渐揭开了他童年遭遇到的那些问题。从自我心理学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并不过多地在于他的性和攻击的感觉，而在于他那样一种能力，即摒弃“倒退的渴望，渴望融入并依附于幼稚的依赖感”，以便适当地助长那成人的“驱策，朝向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Eagel＆Wolitzky，1992，p.118）。

在弗洛伊德，治疗的目的是让力比多得到矫正性和恢复性的情感释放，这力比多被压抑的大墙阻挡在了后面。对于“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治疗更倾向于被认为是帮助病人“减少超我（superego）的抑制，［从而给予］病人有利环境以形成对于自我的新的确证”（Eagel＆Wolitzky，1992，p.117），这新的自我确证将更有益于成长和转变。于是精神分析成了这样一个程序：与一个明智而富于洞察力的治疗者接触，帮助其克服受阻碍的心理发展，通过放弃这样一些儿时的遗产：反生产的、自我保护的症状和策略。

为了举例说明这些原则，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来自弗洛伊德也许会称之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东西。倘若你将坐下来和一个年长的、智慧的人来个心贴心的严肃谈话，这个人很熟悉你，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对你作了定期的观察，那么，对于你不愿意去知道、去思索的你的自我，他将告诉你些什么呢？

我们也许会在学校或工作中展示出奇迹，保持乐观的、富于成果的、快活的状态，并且完全胜任我们所做的一切——直到我们撞上一位权威人物。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就会显得情绪化、非理性，甚至有那么点偏执狂。

或者，我们也许会一直胜任并且成功，直到我们照了镜子——在那儿我们不可避免地看到了一个肥胖的、没什么吸引力的人，似乎谁也不会尊敬他、爱他。

我的工作中曾遇上这样的男人，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有个女老板，或与同性恋者做同事。我还知道这样的人，他们把一切的自我价值都投注到薪水或平均学分绩点上面。我知道有个学生，他仅仅允许自己报名这样的课程：这些课程据传言是不可思议的难——无论他对那些主题是否感兴趣。倘若我在学期末的课程评估表中收到仅仅一份这样的评论，内容是蹩脚、恶劣、复仇心切的，那么我就会对余下的50份评估表视而不见了，尽管那些评估告诉我，我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而且富于成果的学习体验。

像这样的一些经验并没有强制人去相信这种观点：性驱力和攻击驱力是人类感觉和行为的发动机。因此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被拉进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现今遇到的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困难，是我们幼年期所获得的教训的结果，这教训关乎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179

客体关系　 在成长中的孩子身上，正在出现的自我在与一系列的非我的“客体”对抗着；他或她必须与这些客体相互作用，以满足最基本的本能需求。对孩子来说，挑战在于，他得学着去和这个外在世界进行磋商谈判，而且不能为了个体自主性和自我感而出卖对于这些基本需求的满足：比如爱、安全感、尊重。

自我心理学聚焦于客体关系，即病人在儿时是如何学着在安全和独立之间取得妥协的。如果病人寻求成长为一个成功的成年人，那么他或她就必须发展出一个对于个人同一性（identity）的强有力的感觉（Kernberg，1976）。这种个人同一性必须和自我的许多不同方面整合起来，这些不同的方面是在与数以千计的别的“客体”的关系中浮现出来的，而这些客体是个体不得不与之进行磋商的。

自我防御　 根据科胡特（Kohut，1971）所说，健康的同一性包含了一个自主的自我，它保留有足够的自信和自尊。当遇到这种成长中的挑战时，这个个体拥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能在参与共同体生活的同时成功地满足他或她自身的需要。然而这挑战从根本上说会贯穿人的一生。一次又一次地，我们都遭遇过这样的形势，在其中我们的自我感觉并不充足，在其中我们也许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满足加在我们身上的要求。

在这种时候，我们这样对世界作出反应，大致地就如同我们在父母的亲密照料下所学到的那个样子。我们自我的弱点显现在了各种各样的防御性策略中，我们用它们保护自己，使自己免得被压倒、被抛弃、被拒绝养育。我们同世界的这种和解会支离破碎，而我们也许会陷入无意义和孤独的恐慌中。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在那些和我们最亲近的人看来，我们会显得忘记了自己是谁、自己将代表什么。这种形势就需要对自我系统（self system）来个矫正性的重构：

尽管它能用多达半打的不同表达方式来予以说明，但匮乏/防御假说的中心在最近的海因兹·科胡特（Heinz Kohut）的自体心理学中是尤其明显的。对科胡特来说，精神病理学的核心就在于自我当中的结构性的缺陷和匮乏。而那防御性的和补偿性的行为则被说成是把那个个人驱动引领向两个方向：受负罪感支配的对快乐的追求；还有“悲壮的”（尽管是有创造性的）企图，企图“超越快乐原则”并展现那个中心的或“核心的”自我的模式。据说有一个“张力弧”联结着这些自我的两极性方面，从而使这个人既受着寻求快乐的雄心的“驱动”，同时又被他们的理想“引领”着。（Mahoney，1991，p.237）

有时候，我们的自我防御会变得如此强制，而我们对它们的洞察又是如此受限，以至于我们必须寻求某些治疗形式，才能够得着我们自身的动机和经验的真理。几年前，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个人。

案例研究：盖尔和无名的问题

盖尔是个31岁的银行雇员，她最近升到了副经理助理以及消费贷款部门领导的职位。在她商行的历史上，受到如此重用的人中，她是最年轻的一个。在工作中，她是有才能的、受欢迎的、专断的、自信的。180

而在家里，她就完全是另一个人了。盖尔有三个孩子，每个都在小学的“天才”班中接受过追踪；而她的丈夫，每天都要多次告诉她，她是他所知道的最伟大的妻子、伙伴、母亲、个人。她的孩子们有着良好的教养和举止，而且很爱她。她丈夫也是爱她、支持她的，而且积极地参与着家庭中的一切。

可是尽管一切都那么好，在工作结束后，盖尔有时仍会在自己的车里因为不得不回家而哭得死去活来。当她必须离开工作、回到她的家庭时，她就会恐惧周末和假日。

和许多中产阶级的人一样，盖尔来接受治疗，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快要精神失常了。她害怕她自己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崩溃，而且她担心，如果她因为精神病而住院的话，会给她的家庭、职业带来不良的后果。不过，当她午餐时把这些告诉我时，她仍旧是那个有权力的银行家盖尔。我听了，却真的“看”不出她的故事。我知道她告诉我的是真的，但那看起来仿佛是属于另一个人的真实，那个人和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非常成功而沉着的人完全不同。

我们快速地掠过这些明显的可能性：她爱上了另一个人？不。她憎恨她丈夫、她家庭加在她身上的要求？不。她性生活不快活？也许性要求没被男人满足？不！财务的问题？工作问题？生理上的抑郁？房子简陋，或者邻里生活不愉快？希望一个人待着，需要更多的私人空间？不，不，不，不，不。盖尔真的不知道使她烦恼的究竟是什么。当她接受我那20个问题的考问时，她也许甚至有点受惊吓。

我观察了盖尔和她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那儿没有线索。我观察了她和她丈夫丹在一起的时候——那儿也没有线索。除此之外，我观察到，她在丹面前的时候，显得颇为紧张、不安和拘束，和她同我初次见面时的自信、“负责”的样子完全不同；而那时是她和我单独在一起。

我单独地见了她的丈夫。丹至少是像盖尔一样困惑——而我也要变得那样困惑了。

同时，盖尔和我有着很好的职业关系，尤其考虑到我从没为她做过任何岂有此理的事情。这关系是足够好的，以致于在我们的疗程之前和之后，她在晚上会做些生动鲜明的梦。这些梦的强烈程度和意象都常常令人吃惊，而且通常包括发生在丹身上的某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当丹掉下一个悬崖、在院中被枪杀、被周日的晚餐噎死或得了什么绝症的时候，盖尔总是个无辜而无助的旁观者。由于这些可怕的意象，当她和丹一起在我的办公室的时候她明显表现出不安——把这些结合起来，我想我们也许能够分析出某些东西。181

完美性的专横　 我开始相信，在盖尔的生活中有着某些巨大的“应该”，而且由于某种原因一个或两个主要的“应该”发生了故障。我回忆起新弗洛伊德主义分析家卡伦·霍妮的一段话，在脑海中，我试图把它套到盖尔身上：

神经症病人试图把［她那］和外在世界有关的理想化的自我予以实现：在成就中，在成功、权力或胜利的荣耀中。［神经症病人］试图坚持她的某些异乎寻常的权利，这权利是［她的］独特性所赋予的，不管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她］能够……并且［她］一旦感知到自身和理想化的自我之间的差距，［她］的声言就使［她］能够让自身之外的某个因素为那样的“失败”负责……

许多灰心丧气、过敏易怒的反应，或发生在分析时的恐惧，这些与其说是病人由于发现了［她］自身之内的使人困扰的问题而作出的反应（正如分析家们倾向于假定的），不如说是由于［她］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把它立即驱走。（1951，pp.64，71_72）

有两种可能性在吸引着我。一是，在她的死亡梦境中，盖尔用她丈夫“安全”的形象代替了她自身；事实上，被假想为要死的是她自己，但她的无意识把自己和丹在梦境意象中调了个。二是，倘若有一天，丹真的死得冰冰冷了，那么盖尔生命中的某些真正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这两种假说都能符合我见证的事实和我听到的故事。而且也许两个假说都符合霍妮所说的“应该的专横”（the tyranny of the should）。亲爱的读者，你猜是哪个？

现在我开始相信，这个问题由于某种原因更多地同婚姻有关，而不是同那近乎完美的孩子或更完美的工作。那个概念——完美性——总在我脑中盘旋。盖尔是个完美的银行家，也是个完美的母亲。她是不是完美的妻子呢？

我试着把头脑中的这些想法转个方向。盖尔拥有完美的职业、完美的孩子、完美的房子。她是不是拥有一个完美的配偶呢？

我对那些梦境进行了文字解读。我让盖尔告诉我，倘若她的梦实现了，她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哦，那将多么可怕。多么悲哀。毁掉了孩子们的快乐。留给了她孤独。她决不会再婚。那是世界上她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她希望她先死，这样就永远不必经历它了。

是啊，但是梦常常背离愿望。丹的消失会解决什么问题呢？我没有问盖尔谁会为之感到愉快。我问的是，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剧本中，一线希望在哪里。

盖尔开始谨慎地、甚至是理智地和我说话。是啊，因为丹没有学院文凭，也没有什么真正了不得的工作，再说她的工作现在收入非常可观，失去丹在经济上是没什么影响的。有那么个后果也许是积极的：孩子们可以和他们的外公外婆更亲近了。他们不赞成丹，而且没来参加婚礼。盖尔当时已经怀了三个月的身孕，这是她父母猜想的；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丹缺乏教育，根据社会阶层背景来看，他配不上她。182

渐渐地盖尔向我透露，并且也向她自己透露，在12年前，她在她的家庭和丹之间所作的选择是痛苦的。倘若她没有怀孕，也许她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不过，也许她让自己怀孕，就是为了让自己别无选择。

盖尔是爱丹的。但在某些层面上，她也为他感到羞愧。她常常害怕他会在别人面前说些或做些什么，从而泄露出自己的工人阶级背景。甚至当他来和我谈话时，她也害怕他会说出蠢话。而现在，盖尔和丹在一起的生活变得多么复杂啊。一个一生从来没读过书的男人的孩子，却在一个天才儿童的班级里。等他们长大，等他们拒绝丹那边的家庭，并且接受他们的父亲在一个工厂里工作的耻辱——正是那时，他们的母亲却正在升向职业生涯的顶峰。

无意识的秘密　 我们可以从一个动力学的视角来看看盖尔身上发生了什么：不断增长的绝望和恐惧威胁着她的长期安全感，这些情绪开始支配她的无意识心灵，她不得不寻找更有效的方法以抵挡、以避开她的焦虑。在我初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和她的问题的根本完全失去了接触。正如安娜·弗洛伊德，自我心理学的先驱之一，所说的：

只要那个人的自我设立起来的防御是原封不动的，那么分析的观察者所面对的就是空白；而防御一旦崩溃，例如，当压抑失败了，无意识的材料返回了，一大堆的关于内在进程的信息就可以取得了。（A.Freud，1968，p.125）

盖尔的无意识显然接受了治疗情境的邀请，产生了一系列揭示性的梦。不过她的无意识把这样巨大的不完美压抑下去了：憎恨她所深爱的丈夫的社会阶层和教育背景；这种压抑就使得她没能认识到她自身的相当严重的情感问题根源。

到了这时候，我们就能够追踪盖尔的完美主义以及对她父母的高度清教徒式的世界观的反抗根源了。她明白了她如何给自己制订了成功和获取权力的计划，既是为了保护她脆弱的自我，使之免受他们那粗鲁的批评的伤害；也是为了迫使他们接受她，为她自豪。

她的反抗行动——和一个友善文雅的工人阶级年轻男子睡觉并怀上了他的孩子——给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她发现了如何交流感情、如何表达和接受爱。她还发现了，只此一次及时行乐也是可以接受的。

她目前的危机显然是她最近的升迁促成的。她大体上看出来了，银行规矩而严厉的上层管理与她父亲有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疗程中她回忆起来了，当她收到那封宣告她升迁的信的时候，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确保，不让她的新老板，还有她现在的手下——也许这一点更重要——知道她的丈夫。183

针对这些问题的工作结束后，就是我离开诊所的时候了。我提醒说，我的离开是个好机会，好让盖尔和丹尝试一些夫妻治疗。我冒险作了这样的判断：盖尔并没有像她自己所想的那样在她丈夫面前成功地掩饰住她对他的教育和职业层次的轻视。现在，也许，“她的”问题实际上是“他们的”问题；并且，因为他们两人都希望维持他们的婚姻，那他们就得在两人的关系上好自为之了——这一点非常重要。

盖尔的故事最终结果如何，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我确实知道的是，我对于丹的觉察所作的猜测是有根据的，并且他对于婚姻的考虑也得在咨询中得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