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苏罗威（1979）的《弗洛伊德：心灵的生物学家》一书详尽而吸引人地描述了弗洛伊德试图完成“计划”的智力冒险。对于我们的意图来说，必须注意到，弗洛伊德的这个断言——是力比多（libido）（性能量）的不适当运用的毒害性后果导致了机体的器质性的神经失调——在1895年也很难说是新颖的观点。子宫错位引起歇斯底里，手淫导致各种神经学上的失调，这些在当时都是已被确立起来的医学信念。103

确实不同寻常的事是，弗洛伊德通过他那精神分析的新技术开始科学地解释这一进程在精神生物学上是如何运作的。“计划”的目标是用纯粹机械论的术语来解释观念如何能够对身体有不利的影响。这样一来，弗洛伊德仿佛站在这个边缘：用心理学来解决心灵/身体的两难困境——这个困境从勒内·笛卡儿那时候起就让科学屡遭挫折了。

幼年期诱惑假说

在1895年，弗洛伊德颇为突然地否定了“计划”背后的整个观点。他向弗利斯写信说，他开始怀疑这个模型的恰当性，也许它已经走得离反活力论科学的严格要求太远了。在它的地盘上他发展出了幼年期诱惑假说，主张：产生引起神经症的性毒素的不是性侵犯的观念，而是实际的不正当性经历。当这种性刺激被强加于孩子的不成熟的神经系统时，它就是神经学的损伤的根源，那么多中产阶级女性的疯狂就显示了这种损伤。

尽管这种解释让“计划”恢复了反活力论的面目，但它最初是被预想为一个机械论的代表作的；较之最初的预想，幼年期诱惑假说至少由于以下三个主要“事实”而必须有变动：

●如果说所有的歇斯底里神经症患者都曾遭到过性骚扰，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那样的观点将暗示有成百个或许上千个坚实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都是性怪兽。

●即使这些女孩确实遭到过性侵害，那么为什么他的病人们都记不得她们经历过的创伤？这样普遍的健忘症如何能够用纯粹物理学的术语来理解？

●在这个体系中，谈话疗法将如何被解释？谈话，即使是发泄感情的谈话，如何能够把神经系统中的性毒素去除掉？

人类通过把他们的问题谈出来就能恢复心理和情感的健康，这个观念对于大部分有知识的西方人来说，是个信念上的问题。我们这样鼓励我们的爱人和朋友，要他们谈谈他们的问题，而倘若他们拒绝谈，我们就往往会认为这种拒绝意味着更严重的个人问题。另一方面，对一个相对陌生的人如此地公开展示自己的感受，对个人隐私法则是如此彻底的侵犯，这对大部分同时代的日本人来说也许本身就是症候性的。就算这种自我纵容的公开自白不是失去自我控制力的清楚的标志，它至少是“很美国”的——那就是，一种奇怪的、异常的、自我纵容的行动。关于弗洛伊德那个时代欧洲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曾阅读过一些东西，从中我得出这样的印象：在这一点上，同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人的观点更为接近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他们在欧洲和北美的曾曾孙。104

当然，事实上正是弗洛伊德自己的作品使得这一“治疗的时代”在西欧和北美开花结果。问题在于它是如何发生的，还有弗洛伊德的角色是什么。在1900年，谈话疗法这个观念已经盘桓了有一些时候了。实践者们从弗朗兹·安东·麦斯麦起就在用言辞治疗病人——正如那些牧师们，我想有人会说，在整个驱魔和祈祷仪式的时代。当然麦斯麦没有认识到他的“磁学”的言辞上的本性，我也不确定沙可是否知道他的催眠治疗实际上就是言辞治疗。但这一点是肯定的：南锡的医生们理解他们的“暗示”疗法的言辞本性，还有让内显然是把谈话疗法用作了主要的治疗方式，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关于阿基里斯的工作中就在这样做了（见第四章），而那时弗洛伊德正在访问萨尔贝提耶。

我觉得，谈话疗法的观念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问题在于，它是深深地“政治不正确”的。这个观念公然向医学和科学的分析挑战。它唤起了诗意的想象，关于一个有着丰富结构的内在生命，关于一个被创造性地赋予了力量的自我表达之源。它也许不是有神论，甚至也不是自然神论的一种形式。但它反映了活力论者的一个支流——所谓的“罗曼蒂克表现主义”（Goldstein，1987；Taylor，1989）；而且它将被那些进步的、20世纪初的医学新人们认为是极端反动的。

因此，对于弗洛伊德和弗利斯这样的激进的科学家来说，谈话疗法的观念听起来想必像是一大堆多愁善感的、反科学的、活力论者的腐朽之物。它唤起了古老迷信的幽灵，并把它包裹在诗意的幻想中。他们认为，所有这些猜测都不过是换了种方式否认这一观点：人类机体可以被严格限制地理解为是根据化学、数学和物理的规则运作的。

我希望你能够看出，一旦弗洛伊德把他关于疯狂的性起因的机械论理论——即幼年期诱惑假说——公诸于世，所有关于谈话疗法的推测就真正地成了关于人类生命本性的更大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对于弗洛伊德和同他一道的反活力论者来说，一切形式的浪漫主义都是对那绝对控制人类行为的生物学的否定。那些反活力论者们认为，反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支撑起一个意识形态，致力于否认造成社会不便、造成政治危险的生物学事实。

弗洛伊德的两难困境

19世纪的最后几年，弗洛伊德面对着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问题：尽管他是反活力论的忠实信徒，他还是知道谈话疗法是有用的。他知道，因为他亲眼看过别的精神病医师的工作（即使，如他后来声明的，他没有实际看到过让内操作它），还因为他在他自己的病人身上也看到过它的有效性的证据。

至少，弗洛伊德不得不完全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宣泄，即催眠导致的封存起来的思想和记忆的大爆发，是获得病人精神病史的一个有力的方法。弗洛伊德是个不称职的催眠者——不过他自己这样说，仅仅是因为他不能让他的病人演示出催眠状态的各种不同的程度，就像沙可的催眠“科学”所描述的那样。弗洛伊德仍然惯例性地使用催眠术，他把它作为一种面谈技术，作为诱导出病人的真实性经历的方式。这些通过催眠揭示出来的记忆是些基本资料，幼年期诱惑假说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在他自己观察的基础上，弗洛伊德渐渐相信伟大的沙可是对的：性永远是这些神经症病人症状的无法还原的根源。催眠术不过是可用技术中最有力的一个，可以揭示出那些记忆。105

对弗洛伊德来说催眠术曾经是令人沮丧的、没什么效果的，不过在1890年，他开始认识到催眠诱导的价值，认为为它付出相当的麻烦是值得的。催眠术“对于宣泄治疗有着巨大的美妙的帮助”，弗洛伊德（1925/1964a，p.17）宣布说；事实上，他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治疗歇斯底里症病人。于是，在精神分析的先驱者们所操作的治疗方法论中，催眠术保持了几年的核心地位。

然而催眠术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显得像是无意义的咒语。他是磁学的堂兄弟，而磁学还有别的堂兄弟，那就是招魂术和室内游戏。在当时催眠术没有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弗洛伊德发现了“精神集中技术”（concentrationtechnique）以取代催眠术时，他是异常热心的。

这一技术的灵感也许得自弗洛伊德的南锡之行。他把手放在病人的头上，然后命令他回忆过去的已忘记的事情。正如你可以想象的，整天做这个事对身体来说是有难度的（再说弗洛伊德抽雪茄有瘾）。而且它比催眠术也科学不了多少。毫无疑问，弗利斯可以用他的双性体理论的术语来给精神集中技术做点什么，但它仅有的真正好处就是，它使得弗洛伊德从此可以彻底摆脱催眠术了。

有了这个发展以后，显然或多或少是偶然地，弗洛伊德发现了他那著名的“沙发技术”（couch technique）。就是“要求病人躺在一个沙发上，我坐在他后面，看着他，而他看不见我”（Freud，1925/1964a，p.17），这样他只需要最少量的探询和激励就可以使病人透露出他无意识心灵的内容。弗洛伊德写道，在进行这种治疗时，病人透露出的事是这样的：

凡是被遗忘之事，多多少少总是痛苦的；按照受试者个人的标准，那些事情不是触目惊心、令人生厌，就是见不得人的。（请注意，复述时“病人 ”

［patient］换成了“受试者”［subject］。）于是这一想法很自然地发生了：这正是那些事情被病人遗忘、也就是不再保持为意识的原因所在。要使被遗忘的事重新成为意识，就必须克服病人身上的某种抵抗；必须通过他自身的努力，以便操纵和克服它。（1925/1964a，p.17）

这是个人取得胜利的时刻！弗洛伊德终于让自己摆脱了催眠术的障碍，而且为了消除病人的健忘，他也再不需要和每个病人保持实际的身体接触了。106

弗洛伊德有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不错，他正开始把谈话疗法科学地解释为宣泄；而宣泄也可以被赋予听起来颇为科学的功能，那就是，把创伤性事件留下的神经学上的能量生理学地“发泄”掉。这种储存起来的能量的力量能够表现出爆破性，借助它，“被忘记”的事件能被回忆起来，甚至在分析的疗程中它们能被再次体验。

但是，针对这些回忆的“阻抗”（resistance）力量又是什么引起的，又该作何解释呢？还有，人们何以如此经常、如此拼命地紧紧依附于那些可怖、痛苦、令他们发疯的记忆？这些行为如何能够用神经解剖学的术语或心灵的神经生理学结构来解释？

还有那些病人，这是一切问题中最大的问题。除了比较无趣——倘若还不算令人沮丧的话——以外，他们中大部分人都缺乏必要的智力教养、勇气和决断力，因此无法克服他们的问题。他们所展示出的人类的倔强与乖谬让弗洛伊德心烦；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眼中的世界是个整齐划一的物理学的、机械论的世界，可现在，那些人类的弱点却甚嚣尘上。

伟大的发现

我不认为每个人都真正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有些作者简单而神秘兮兮地把它叫作弗洛伊德的“创造力疾病”阶段。在1887年9月，弗洛伊德写信给弗利斯，告诉他弗洛伊德正在彻底地放弃幼年期诱惑理论和对于疯狂的完全物理主义的解读。一个月以后，他又给弗利斯写了封晦涩难懂的信，告诉他，自己现在终于理解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的“引人入胜的力量”。

六个礼拜以后，又有一封信，透露出弗洛伊德正在开始认识到他自己的生活和恐惧是多么深的“神经质”。

接下来又陷于沉默。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以下2年的比较好的部分，他致力于灼热严酷的自我分析。他把精神分析的镜头对准了自己，并且发现了一长串的被强有力地压抑下去的儿时的记忆。这些记忆大部分围绕着这个主题转：对于他母亲的幼稚的渴求，还有同样有力的幼稚的感觉——对于父亲的愤恨和妒忌。当他正在发现这些失去的记忆时，弗洛伊德还觉察到非常强烈的阻抗，那是来自他的无意识心灵的，这些阻抗是为了不让这些长久压抑的、极度痛苦的童年记忆得到充分的揭示。

克里斯托弗·蒙特（Christopher Monte，1991）在他的《面具之下》一书中详尽而又迷人地讲述了弗洛伊德通过自我精神分析达成了自我发现的故事。阅读蒙特的研究所花费的时间将是值得的。

为了我们的意图，我们只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就够了：自我分析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是个剧烈转变的时期——无论是他的人格还是他的理论。通过这次自我分析浮现出来的是一套精神分析的完整的理论，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弗洛伊德将对之进行精炼和修饰。107

《梦的解析》弗洛伊德普罗米修斯式斗争的结果在《梦的解析》（1990）一书中得到了表达。在他的余生中，弗洛伊德把这部作品视为自己的杰出成就，视为自己献给世界的非凡的赠品。（普罗米修斯是一个古希腊的神，他把人类的所有烦恼都关进了潘多拉的盒子，并且由于把火给了人类而获罪，在宙斯手中接受苦刑。）

《梦的解析》实际上解决了在弗洛伊德作为职业神经病医师的最初15年里困扰过他的所有智力上的问题。它最直接、最具解放意义的后果就是，弗洛伊德可以摆脱物理主义、机械论、反活力论的严格束缚了——它曾经是如此控制和支配着他的科学思想。

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思维体系——精神分析；在某些意义深远的程度上，它接受了人类存在的深深的神秘。人类的行为是可以被理解和解读的，但它们又是无法真实地预言和控制的。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工具，牛顿物理学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达尔文的生物学，它能够用来探索这样的进程和规则，以解释人类行为的多变性和多样性。

“计划”被根本地抛弃了。同弗利斯的友谊也破裂了——表面看来是因为弗洛伊德开始认定弗利斯正在窃取他的观点；而实际上是因为弗洛伊德展示出的理论，使得弗利斯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反活力论变得不相称了。一个由弗洛伊德最亲近和最信任的伙伴构成的团体形成了，为了把精神分析的观点传遍世界，使之永恒不朽。然而不幸的是，这个使命的某些部分是这样来完成的：任何人，若是反对或者挑战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就会遭到系统性的指责抨击，被弄得名誉扫地。

理智地讲，由于弗洛伊德的人格力量，还由于他对他的追随者近乎病态的要求——他让他的“殷勤的支持者构成的小团体”绝对效忠，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是胎死腹中。如果你发现了它，那么你要么抓住，要么离开，因为它对修改和更正并不接受。

不过，精神分析对西方世界有着怎样的冲击啊。安娜·O.的神秘的疯狂是这个理念的一颗种子，这个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世界的人们理解人之为人的方式，而且从实质上影响了至少下一个世纪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的每一个方面。

无意识的心灵　 弗洛伊德从哪里发现了这个如此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真理？他是在他自己的无意识心灵中找到它的。不过为了到达那里，他首先必须发现能够让他进入人类心灵的工具。催眠术和精神集中显得并不足够有力。当他发现了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谜题的答案以后，弗洛伊德就宣布，他已经找到了这个工具。这个谜题是：一个人倘若没有经历过自毁，那么他如何可能认识自我的真相呢？108

当弗洛伊德致力于自我分析时，答案来临了。他这样描述这个智力上的突破：“一个洞察……仿佛一个使命降临到我身上，不过一生只能有一次。”他把它评价为“所有我有幸作出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一个”。于是在1900年他把它发表在《梦的解析》上，这本书标志着精神分析运动的正式开始。

弗洛伊德的洞察既是古老的，也是革命性的。“对于梦的解析，”他写道，“是通向对于无意识心灵的理解的辉煌的道路”（1900/1953，p.68）。这本书的主题就是，通过揭开梦的意义，

精神分析学成功地获得了一项成果，它看似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实际上在科学思想方面必然会导致一种全新的看法，形成一套新的价值标准。它使得证明梦 具有某种含义、并揭示出这种含义成为可能……通过无视那些［现代科学］对梦的贬斥，而把梦看成未经解释的神经症症状，看成妄想性或强迫性的观念；不注重梦的表面内容，而把梦中各个单独的意象变为自由联想的话题——通过这样的工作，精神分析学获得了与众不同的结论。做梦者产生的大量联想，使精神分析学发现了一种思维结构，它再也不能说是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的东西了，它是一种完全正常的心理产物，从那里产生的显性 （manifest）梦，不过是一种变形的、简化的、被误解的翻译，并且多半是转为视觉形象的翻译。（Freud，1925/1964a，p.28）

对于梦境生活的内在现实，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是：无意识储藏和保存了童年生活的每一个重要的情感方面。梦保持了一切孩子气的希望和幻想。与流行的主张恰恰相反，它们并没有丢失，而是转换成了关于“原发过程（primary-process）思维”的普遍性的人类元语言（metalanguage）。当我们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让我们置身于这样的情境，这情境隐喻性地或象征性地同我们的儿时经历有所类似，这些普遍性的梦的象征符号就在有意识的记忆——即梦境——中苏醒了。于是梦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为我们当时所经历的挫折和失望提供了一个无意识的解决方式，它是个心灵的出口，用以释放恼人的情境当中的紧张。

这一发现——即每个人的无意识中都存在着过去的生命——给了弗洛伊德力量，使他能够揭示和恢复心灵中隐藏的秘密。梦的分析是精神分析考古学的发掘工具。不过梦的分析确实只是个工具。

弗洛伊德的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礼物，是他把对于无意识生命的分析投入到运用中。弗洛伊德相信，精神分析方法的力量可以用来发掘人类心理和动机的原初秘密——这些秘密被我们那高度进化的神经系统深深地埋藏着。109

性动机的原初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弗洛伊德修正和扩展了他的理论，里面包括了死本能（thanatos）：所有的生物都渴望着通过死亡来停止紧张和奋斗。死本能和生本能（Eros）之间的冲突是人类冲突的根本源泉。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应当为一切破坏性的虐待狂的冲动和倾向负责。

接下来，通过弗洛伊德对自己还有对病人关于梦的自由联想的精神分析式的解读，有一个压倒一切、无法抵挡的真理出现了。这个真理被证明能够揭开心灵生活的一切秘密。弗洛伊德所发现的真理，正如现在一般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的，就是性。

性——一切动机之母，一切本能之父，这一力量定义了我们精神生命的每一个方面。

这个真理在弗洛伊德面前一直是正确的。正如他后来在回顾布洛伊尔治疗安娜·O.的工作时所认识到的，“布洛伊尔发现了钥匙，但他愚蠢地遗失了它”（转引自Jones，1953，p.224）。布洛伊尔曾经说：

我在《歇斯底里症研究》中作为“No.1；安娜·O.”描述过的这个案例是经了我手的；我的功绩，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认识到了这个把我引向研究的案例是多么的富有教益和科学重要性……因此那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其中有不少颇具科学价值，还有些东西具有实践上的重要性——就是说，对于一个“一般的从业者”来说，治疗这样的案例而不把他自己的行动和生活方式完全彻底地带动进来、直到结束，那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发誓说，我再也不想再次承受这样的苦难考验了……我承认，在理论和实践中一头扎进性的问题，这不合我的口味 。但是，我个人对于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的口味和感觉，与“什么是真的”这个问题又有什么相干呢？（Breuer，1907，转引自Monte，1991，p.36）

在1907年，25年以后，布洛伊尔仍旧坚持“安娜·O.的案例……证明了，即使没有性的基础，相当严重的歇斯底里症也能发展、繁盛和被解决”（Breuer，1907，转引自Monte，1991，p.36）。但是，当布洛伊尔已经知道了这一事实——即当他和这女孩的关系结束时，女孩控诉说她同这位医生有性关系——以后，他如何能够宣称性因素没有被卷入呢？

一个理由是，布洛伊尔仍在为弗洛伊德离弃他而感到痛苦。布洛伊尔曾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洞察”——即性是一切神经症行为背后的唯一的普遍性的动机。而且布洛伊尔也不准备收回他自己的同样普罗米修斯式的洞察，那就是他和弗洛伊德在他们的《初步交流》（对于此后完整展示的《歇斯底里症研究》来说是“初步”的）中所发表的：“使歇斯底里症患者痛苦的大部分是回忆”（1893/1955a，p.7）。110

布洛伊尔的“阻抗”的第二个有力的理由是，从他的视角看，在安娜·O.的案例中没有性方面的动机。也许你还记得，关于她，布洛伊尔所告诉我们的差不多最初的“事实”（见第五章）就是“在她身上，性的因素令人吃惊地不发达”。实际上，在安娜·O.的生活和兴趣中，她是无性的、幽居的。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她曾遭受过性虐待和性侵害，并且有一点也是可以确定的：她的父母对这种事的观念是如此拘谨、如此维多利亚式，以至于她既没有目睹过父母的裸体，也没有作为孩子见识过那原初的场面。布洛伊尔继续无视那件不幸的事情，即虚幻的怀孕；也无视那个明显的事实：那女孩完全地被他迷住了。

对弗洛伊德来说，正是安娜·O.那“惊人地不发达的性”促使了她那漫长而痛苦的疾病。对于维多利亚式的性压抑以及这种压抑导致的心灵上的困难，安娜·O.是个完美的活标本。对这个女孩的性因素的压抑在她的生命中造成了可怕的生理心理学后果，这个后果最初体现于她那歇斯底里症的疾病，最终就体现为她那个典型（实际上，正是那个 典型）案例：她对她的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有了移情（transference）神经症。

在他理论的一个有意义的延伸中，弗洛伊德最终承认，通过把她那遭到巨大挫折的对性和深挚爱情的需要转移到她和她的治疗者的关系上，安娜有效地把自己从所有其他神经病症状中解脱了出来。问题在于，布洛伊尔对于这种移情的发生毫无知识。他已确定这整件事“不合他的口味”，于是就“抛弃”了病人，却没有认识到“工作于”这转移了的性感觉之中是绝对必要的。结果就是，安娜·O.一头扎进了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