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动力学结构

心灵的动力学结构

对于它所拒斥的东西，意志会阻止其进入知性的知识；正是通过这一点，疯狂可以破门而入，侵入灵魂。（Schopenhauer，1819，p.460）113

就他关于心灵的结构和功能的理论而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期望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关于神经症病痛的东西？在开始探索精神分析在心理治疗上的应用的时候，也许我们应当先对此来个简短的纵览。

正如伟大的让-马丁·沙可认识到的，造成歇斯底里症痛苦的，主要是回忆。那些症状并非是由患病的心灵产生出的古怪而无意义的产物；它们是有意义的行为的前后融贯的展示，是由一个奥妙难解的、或深深隐藏着的情感逻辑构造出来的。从本质上说，歇斯底里症的外在显现是强有力的情感富有意义的产品，这情感被窒息在了无意识中。

对梦境生活的精神分析向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揭示出了一个隐藏但无法逃避的冲突，那是人类需求的冲突；在人类性心理的发展所创造出的舞台上，它们上演着。我们在那些处于剧变中的人们身上所看到的自我挫败的无助、自我欺骗，还有绝望，这些都揭示出了深深的结构上的断层，这些断层在人的心灵中——同样也在文明自身中。

压抑：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石

在精神分析中，你必须接受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压抑（repression），实际上它在弗洛伊德关于谈话疗法的所有作品中都出现过；它是“一块奠基石，精神分析的整个体系都建立在它上面”（Freud，1914c/1957a，p.14）。在词语联想测试中病人所表现出的强有力的阻抗让弗洛伊德发现了压抑——一种受驱使的健忘症，或故意的忘记——的存在。弗洛伊德写道：

压抑是［自我］责难的一个预备的阶段，它介于逃避和责难之间……［对于它来说］必要的状况显然是，倘若本能达到了它的目的，那么就将产生不愉快而非愉快……压抑的本质不外乎就是赶走某些东西，并且让它对意识保持距离。（1915/1957b，pp.146_147）

对于我们每天的情感平衡来说，压抑是根本性的。正如道威斯（1994）指出的，弗洛伊德和叔本华一样（见本章开头的引言）相信，当压抑没能成功地把我们最为痛苦的观念和无法接受的冲动抑制住时，疯狂和神经症就闯入了意识。压抑既是自动的，又是无意识的。它还是累积的。正如蒙特（1991）所说：

弗洛伊德对于自卫压抑的本性最深刻的发现就是：并不是任何的一个无法接受的思想被从知觉里除去了；而是那思想或感受的联合体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使心理上的痛苦增强，增强到了某一点上，以至于它终于再也不能被有意识地承受了。此外，这冲突的每一个元素都和那个人的伦理自我形象有力地撞击着。（p.56）114

在继续进行之前，关于压抑这个概念我还需要说明一点，那就是，在心灵的能量动力学方面，压抑相对来说是比较昂贵的。要想“不知道”“不看到”“不记得”，就得消耗大量的心灵能量。由自我（ego）操纵的、使我们对痛苦不再有有意识的觉知的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事实上可以被这一工作的规模所压倒，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就经验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防御系统（defense system）崩溃：

现在人格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显示”精神的冲突，使得它对于意识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即使它从某种意义上说终究是显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弗洛伊德说，为了完成这么一件事，我们可以用另一种形式的公开表达（机体的）来取代（心理的），这样一来，通过一个让各方面都满意的折中妥协，就把那意图的行动方向给偏斜了……那些［互相竞争的］希望达成了一个协议，找到了某些交互的共同的表达方式，使它们自身显示于某种类型的［神经症］症状上。（Rychlak，1981，pp.84_86）

神经症的智慧　 倘若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动机、行为甚至文明的普遍性的、深层的、结构上的、性格学的及历史性的根源，那么它何以选择那些在文明的重压下崩溃的人们的不正常的行为来作为研究对象呢？对于那些患神经症的心理治疗病人的研究，能够就人类状况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回答是：

如果我们把一块水晶摔到地上，它就碎了；但它的碎片不是杂乱无规则的。它沿着它本身就有的裂痕碎成一个个断片，它们的边界——尽管是看不见的——是由水晶的结构预先决定的。精神病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裂开和破碎的结构。在过去，人们对精神错乱者怀有一种虔敬的敬畏，而我们也无法收回对他们的这种感觉。他们从外部的现实抽身离去，但正是因为这个，他们对于内部的、心灵的现实知道得更多；而且他们可以向我们揭示出大量的事物，倘若没有他们，我们是无法感知那些事物的。（Freud，1933/1964b，p.59）

由于无意识的幻想压倒了文明的、有意识的、有控制的虚弱矫饰，病人错误地感知、错误地解读当下的经验，并且不恰当地应对着这些经验。神经症症状必须被理解为是“消极的变态”，它阻止了人类最基本的本能的表达。

催眠也许能给病人带来暂时的缓解，但对于痛苦的真正解脱只有通过发泄（abreaction），那是对被锁闭的情感的宣泄排出。当病人经历情感上的再体验过程，甚至再次体验儿时的心灵创伤的时候，发泄就发生了。这一痛苦历程的有益结果就是，成年人完全发展了的性驱力的要求再也不遭到妨碍了，于是病人最终也许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满足。

当这个个体一旦从心灵的封锁的压抑下解脱出来，他如何满足其机体的基本的，然而是原始的、本能的需要呢？它们将通过爱和工作得到排遣，那是每个男人和女人对文明所承担的共同的义务。我们的进化了的才能包括理性的能力和对满足的延迟。这一过程的代理人就是自我（ego）。115

当被压抑的童年经历的情感残余得到了发泄，从而心灵创伤得到了排遣以后，这创伤变成了什么？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回答是：歇斯底里症的痛苦不幸变成了普通的、日常的不快乐。一旦神经症的障碍被从无意识中去除了，病人就会变得“较悲哀但较明智”，长久地摆脱了幼稚的幻想和成人的妄想及困惑。

为克服阻抗而作的斗争　 精神分析要求当下的问题在病人独特的性心理史的语境中得到解决。通过成为“他自己的经历的考古学家”，在分析师温柔而坚定的引导下，病人发现了他童年记忆中最黑暗、最少被考虑到的部分。在这一过程中，病人遭遇到各种各样具体化的阻抗——即记忆的这样一些只能在睡眠中、甚至仅仅在原发过程思维（primary-process thinking）的梦的语言中才能被观看到的区域。对于阻抗的探索，实际上就是为具体化的力比多——生命的性能量、生殖能量——绘制地图。

对于记忆或自由联想的阻抗是动态的、积极的。正如一个肾结石通过传递强有力的痛的和不舒服的信息来让病人得知它的存在，被压抑的冲动的能量也发送着它的警报信号。对于正常的、日常的生命来说，这些信号是梦、玩笑、个人的怪癖，还有口误。压抑的症状在神经症病人身上会更明显，尤其在情感紧张的时候。

神经症阻抗的特征在于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某些特定的行为式样。强迫性重复是对某些经验和态度的无止境的再体验，这些经验和态度不会给我们带来愉快，甚至也许会带来痛苦。正是这些经验中的强迫思维和行为揭示出了它们是什么。这重复的强迫力把被压抑的关于创伤经验的记忆同意识的觉知隔离了开来。为了获得精神分析的疗效，病人必须有勇气把握住那被压抑的记忆。最终，治疗者能够把重复的强迫行为——对承认现实的阻抗——转变成回忆的动机。

在精神分析中，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心灵是有待解译的文本。而精神分析的治疗是“一个哀悼的工作，这工作远远不是要把幻想打倒；而是把它作为幻想恢复过来，以便把它清楚地同现实列在一起”（Ricoeur，1977/1992，p.359）。

用弗洛伊德一句著名的话来说，精神分析治疗从根本上讲是针对阻抗所作的斗争。它需要成百个小时的回忆、重复和工作到底——回忆我们的过去，以便逐渐地克服情感的阻抗，正是这阻抗使我们不能真实地认识自身。在一篇重要的名为“回忆、重复和工作到底”的论文（Freud，1914/1958d）中，弗洛伊德揭示出了精神分析谈话疗法背后的动力学。以下是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洞察的精髓：116

［治疗］恰恰在这一时刻开始……就是当那些对于创伤性事件的回忆被那阻碍记忆的重复的强迫行为取而代之。聚焦于重复的强迫行为，阻抗，还有移情，［弗洛伊德］写道，“阻抗越是强烈，［重复的］行动就会越是广泛地代替回忆……病人用重复来代替回忆，而且是在阻抗的状况下重复”（p.151）。接着他引入了移情，他把这描述为是“主要的工具……用以抑制病人那重复的强迫行为，并把它转变成回忆的动机”（p.154）。移情何以有这样的效果？……倘若阻抗可以被清除掉而回忆可以自由地发生了，那是因为移情构成了某些东西，类似于“一个运动场，在这上面［病人重复的强迫行为］被允许在几乎完全的自由中扩张”（p.154）。弗洛伊德又对这个运动场的类比作了延伸，他更特别地指出：“于是移情在疾病和现实生活之间创造了一个中介区域，通过它，从这一个到那一个的迁移就可以做到了”（p.154）。……这样一来，就从人类经验中独立出了、或者说筛选出了欲求的直接的交互主体性向度（Ricoeur，1977/1992，pp.348_349）。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关于强迫性重复，有个明显的例证映入了我的脑际。我熟人中有个年轻男子为同性恋的念头而深感困扰。在给我的信中他甚至说，他感到他脑海中的那些同性恋配偶的亲密行为的形象是多么的令人厌恶和作呕。他生活在一个兄弟会中，每年，他都要认真严格地度过成百个小时，试图找出他的兄弟会中有谁正从事于同性恋活动。他有效地说服他的伙伴们在这个社团的分会中召集了几个秘密的裁判所，以从会员中搜索出同性恋嫌疑分子。对于校园中的许多别的学生他同样有着强烈的怀疑，而且他还颇为肯定，有些教员和管理部门的成员都有同性恋倾向。

在这个学生的妄想症中，有个比较有趣的方面：那些“出柜”的公开的男同性恋者或女同性恋者一点也不会使他困扰。事实上，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社区中，他都承认和同性恋男人有好的关系；并且对于他校区的骚扰同性恋学生组织的活动，他拒绝参与。

我不是这个年轻人的治疗者，我对他的个人历史或性的历史也所知甚少。不过我对他是足够诚实的，我告诉他，他迷恋于发现谁是“秘密的”（我想说“私人的”）同性恋幻想者及实行者，这兴趣与其说是他的怀疑对象的窗口，倒不如说是他自己心灵的窗口。然而，在我们相遇几次以后，我感到他关于秘密同性恋者的好奇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不愉快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尴尬的——但即便如此，他还继续地想要和我分享他的最新“发现”，每学期一到两次。117

关于这种奇特的行为形式的根源，我不想作什么假定。事实上，他从他的许多同伴和某些家庭成员那儿都得到过赞同，凭借这个我就可以有道理地解释他的行为了。毕竟，对于同性恋者的偏见只是这个社会所充斥的宗教、伦理和社交偏见当中的一个。但我可以说，对于弗洛伊德用强迫性重复这个术语所意指的东西——就是看起来没头没脑地重复着神经质的行为序列，却察觉不到任何可能使它有意义的动机，也认识不到与它有关的个人经历——这个人是个非常好的例子。

倘若我这位熟人想要探询他的问题的根本——比如，也许到了某一天他这对“秘密”同性恋者的病态迷恋会对他继续下去的职业构成威胁——那么，对他的阻抗来个仔细的精神分析将会帮助他思考和想起促成了他的迷恋的童年经历。如果这个源头以一种直接的、动态的、情感的方式被记忆起来了——如果它得到发泄的话——那么，专注于那早期经历的能量就可以排遣掉了，这样他的困扰也就被终止了。

请确认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有阻抗。我们都有健忘的“心不在焉”；我们都至少有那么点神经症。我们都在经历繁重的、一天又一天的斗争，针对那无意识的阻抗和神经症的防御。当我们因为日常生活的责任的重担而感到不堪重负时，那些阻抗就更清楚地显现于我们行为的表面，根本无视目击者的存在。我们的敌人把我们人格的这些方面视为我们永久不变的弱点和性情的缺陷；而我们的朋友则视之为使我们成其为我们自身的独特品性。

精神分析的承诺及其限度

精神分析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一种邀请，邀请人走向深层的性格学的转变。求助于精神分析的人们必须深深地致力于一个坚持不懈的过程：自我检查，自我发现，并且对他们自身的某些最重要的、持久不变的部分进行重新评价。他们发誓要揭示出他们童年时代的每一个被忘怀的秘密，并且让那些形象和印象同成年人的现状达成一致；这些形象和印象是作为一个幼小的、纯洁无辜的孩子的记忆被储存起来的。

弗洛伊德认识到，这个方法决不适用于每一个人。那些过于精神异常的或受太少教育的人们、那些“低级下流的”或“令人厌恶的”人、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的精神生活从精神分析这儿得不到什么。弗洛伊德温柔地把这些人指认为是“超出”他的新科学的视野的。不过我想，真相是：精神分析是为文化上和智力上的杰出人物设计的。

因此我认为，如果试图把精神分析看成是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万灵药，那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观念曾在美国非常流行；而且有段时间它甚至影响了刑事审判系统的法律思想。然而最终，如果没有能力评定罪过、给予指责，社会的法律机构是无法运行的。现在这一点是明显的：寻求过失对于精神分析来说将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尽管从直觉上来看，这一展望——即在它那完满的心理学语境中来理解犯罪和罪犯——是多么的诱人。我已经信服了这一点：精神分析提供的不是社会的万灵药，它所提供的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个人的拯救。118

关于拯救的一个现世的教条　 在第一章中我曾提起过，我太太是个英国籍加拿大人。我现在还要透露一点：她也是个心理学家。我们所受的训练是你们所能想象的最基本、最正统的斯金纳行为主义（Skinnerian behaviorism）。（我非常推崇这种训练，认为它为我们的将来作好了辉煌的准备；不过它是如此极端，以至于我们作为研究生被安排去为之奋斗的那些智力问题，大部分在今天会被认为毫无智力上的趣味。）

当我们接到我们的第一份教学任务、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大型的欢迎宴会时，我们得到了温暖的招待。首先是所有新的教职员共进晚餐，我的妻子很荣幸地坐在了主人边上，主人是位年长的、非常杰出的上级教职员。

“告诉我，布伦达，”在上汤的时候，那位杰出的学者问我妻子，“你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作品感兴趣吗？”“实在不喜欢，”我的新娘诚实地回答。“这使我吃惊，”他答道，“尤其因为你是对儿童的发展和行为感兴趣的。”“哦，”她有点快地回答道，“正如德·波伏瓦（De Beauvoir）认识到的，弗洛伊德主义仅仅是另一个宗教；而如我所知，宗教仅仅是浪费时间。”

桌面上被沉默笼罩了。但生活在继续，如平常那样；而我妻子和主人都找到了别的谈话主题和伙伴。“那家伙是谁？”我们开车回家的时候，布伦达问我。“他？”我回答道：“首先，他是任期和晋级检查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对了，他还是宗教系的主任。”

所以，我们得搞清楚，我并不是宽松地使用“救世者”（salvationist）这个术语的。而且我现在相信了，把精神分析当作宗教是个严重的错误，无论弗洛伊德对他的追随者们所“揭示”的教条是多么的独断、多么的神秘。不过精神分析确实明确地给它的拥护者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从迷信、幻想、对自我的无知、神经症以至于疯狂中“被拯救”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将同意费尔斯通（Firestone）的断言：精神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了“我们的现代教会”（1970，转引自Donovan，1985，p.104）。

理性、人本主义和精神分析　 我这样说也许会给自己惹来麻烦，不过我并不比弗洛伊德本人更信服这一点：即精神分析为一个可以广泛应用于情感和精神疾病的“疗法”提供了很多新的东西。把我说服的并不是我看到的任何资料，说什么精神分析可以把一个人从一些症状，例如抑郁、酗酒或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当中解放出来。倘若它确实有疗效，它的有效性也是相对于完全不治疗而言的；而且疗效大致仅限于歇斯底里症失调——就是本书所描述的各种案例研究中的那一种失调。119

不过，如果你问一个从业的心理治疗者、甚至行为治疗者，倘若他们的生活被困扰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他们得求助于心理治疗，他们将走向哪里，那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会说“精神分析”或“以精神分析为方向的治疗”（Lazarus，1971；Norcross＆Prochaska，1984）。对于那些过着多思的生活、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中产阶级的西方人，精神分析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他们对于人道的、从容不迫的生活的寻求过程中，为了在那一天又一天的“爱”（保持生命中原初的关系）和“工作”（要多产的，还要同共同体中的别的成员竞争）的奋斗中取得某些程度的成功，他们从真正的自我认识中找到了营养和支持——而正是精神分析使这种自我认识成为可能。

这一对于自我认识的重要性的信仰暗含于启蒙运动带来的社会巨变中。后启蒙时代相信“进步”的有力驱动，这驱动是由自由、自我决定、自我主宰的人类产生的；而自我认识正是这一信仰的根本组成部分。通过自我认识和理性，人类可以揭示、克服和改变基本的野蛮本能。

精神分析的灵魂伙伴是19世纪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企业资本主义，还有20世纪的行为主义和存在主义。像它们一样，对于古老的两难困境和神秘，精神分析提供了新的解答。这个回答就是人本主义。

就心理学而言，人本主义（这个构图要比人本主义心理学更宽广；后者将在第十五章进行讨论）就是相信理性；理性运用于科学的语境中，将导致真正的自我认识。我的论点是，精神分析是西方思想最伟大的驱动力之一，也是数以千计的人可选择的“治疗”方式，因为它所推进的人本主义直接地对“安静的绝望的生活”说话，而过着这样的生活的人是那么多。

在第十一章我将回到这个主题，在那儿将引入本书的第二部分。在那一部分，我将论证，新世界的历史需要对人的奋斗作一个不同的解读，因此那个路径是和精神分析不同的。无论如何，对于20世纪早期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来说，精神分析正是那个个人拯救的人本主义教条。这一观点被总结为以下这个优雅的七字句：本我在哪里，就让自我也在哪里（Where id was，there let ego be.）。这样弗洛伊德就表达了精神分析实践的核心使命。让理性重新安置本能。让文明重新安置混沌。让心灵控制和约束激情。让我们都来发现爱的救赎力量，并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