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思维：森田疗法和内观疗法

正确的思维：森田疗法和内观疗法

有两种独特的日本心理治疗方法，它们的操作所基于的理论模型是和上述概念相一致的。从他们的基础上说，两种治疗都奠基于来自亚洲哲学的那些理念，这些我们在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已经探索过了——那就是，得自道、孔子伦理和禅宗实践的原则。在我的思想背景中我把森田疗法和内观疗法都视为是一种“武士道心理学”，很显然他们对于胆小的人都不适用。本章余下的部分将对它们作些深入的考察，并且我将试图显示出，它们如何能够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心理社会的和情感上的症状和抱怨。

我必须承认这两种疗法的操作我都没有实际见过，所以我完全依赖于听来的和书上看来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信赖地接受我的报道，尤其因为这两种疗法都是广博地依赖于常识的——当然你得在日本的语境下理解这个术语的意义。455

“恐同”泛滥？

1980年第一次去日本时，我的初始兴趣之一就是要看看日本的心理治疗和我所习惯的北美的究竟是如何地不同。我知道有些日本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躁狂和抑郁。我也了解他们对于酗酒报道得相对较少，那是相应于他们对于这个术语的定义而言；我还知道他们的大部分成瘾性嗜好都包含了各种形式的正当的和不正当的苯丙胺（amphetamine）。

我听说，一般而言日本人对于他人性生活的侵入比我们美国人要少得多，而且我曾读到，日本的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当遭遇到非典型性取向的病人时也不会焦虑得绞起双手。所以我丝毫不准备谈我在日本发现的那一大堆关于“恐同”问题的文献。图书馆里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目就有许多页了。我知道恐同是美国的一个困扰，但在日本，它看起来被视为是精神疾病的一个主要形式。事实上，我从几条渠道了解到在日本所有的精神健康治疗中，有四分之三是为了去除对同性恋者的恐惧反应。让我觉得惊讶的与其说是诊断的普及性，还不如说是这个观念：成千上万日本中层阶级的人们竟然为了反社会的偏见而都去求助于精神健康权威。想象一下，如果每个对属于其他团体的成员怀有恶意的美国人一下子出现在治疗中！

唉，这是一个翻译和转换的问题。我知道“恐同”（homophobia）这个术语在日本和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都明显地意指对于人类同胞的或对于与他们进行交往的展望的过分或非理性的焦虑、恐惧和不舒服的感觉。我们美国的恐同大致就是这种比较一般的不适——除了那些被定为真正的同性恋恐惧症的；现有的美国病人对于同性恋倾向的人和刺激所经历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偏见，还有类似于惊恐和焦虑的东西。

在日本，人们不怎么喜欢为了使自己舒服一点而去求助于任何从业者。他们来到一个内科医生的办公室或精神健康机构，是为了使他们的“疾病”不至于影响他们开展工作和同他人流畅、和睦地交往的能力。在美国，我常常希望我在教学和作咨询的时候能够戴上一个外科口罩。整整一个学期，患有严重传染病的学生或病人对着我摇唇鼓舌，喘息着、喷嚏着、喷吐着气息。我几乎整个冬天都得在养病中度过，那些感冒和流感都是我那可爱的学生和可贵的病人传染给我的。在日本，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总是带着外科口罩，以保护那些他们密切接触的人。他们对他们的老师、工作伙伴和家庭成员的福利负有责任。

所以，日本人是为什么因恐同而求助的呢？我了解到，恐同问题并不是它使病人不舒服或尴尬。那是因为一旦他们的恐同产生出了强烈的焦虑反应，他们就会变得易激动和神经质——他们表现出神经质（shinkeishitsu）或者说“神经过敏”的征兆——这使他们和别人无法专注于重要的责任了。那后果是とらわれ，他们被他们的症状抢先占据了，从而被他们自身抢先占据了。我的“恐同”——比如说，我对于我自己的攻击性言辞的恐惧——使得我自己忧虑不安和神经质，在我试图执行自己的日常责任的时候。我没能撑起我这一片天，我任凭我的家庭和我的工作团体还有我的大学沉沦下去，因为我被自私地抢先占据了——我怕我在和同事、学生或教务长谈话的时候说了错话，用了错误的语调，我被这些琐碎的担心困扰住了。456

神经质的人是退化的，他们变得娇惯、任性、自我放纵、孤立、自我中心、不团结，从而成了社会的其余部分的负担。至少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可以自由地接受好意而不用接受责任。他们对他们的自分背过身去，这样他们自认为可以避免或摆脱恩。

我可以肯定，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个问题没什么新鲜的，不过这个观念，即这样的人必须得到“治疗”，可能是一个激进的命题。在一篇发表于1958年的论文中，佐藤幸治（K.Sato）教授向他的同行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念：这样的人需要一些基本的“禅宗治疗”。

森田疗法：治愈自我的抢先占据

佐藤提出，那些被抢先占据的、神经质的人们是在拒绝拥有他们那“消融于世界中的自我”。这样的人坚守着神经质状况所代表的错误的个人主义，于是拒绝在“永恒的当下”之流中生活。佐藤断言，这样的人所需要的，就是“对真实自我（Real Self）的唤醒”——就是说，以“整体的创造性动力”来确认他们的真正本质。换句话说，神经质的人想通过渴求分离来逃避他们的痛苦；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恢复他们的性情，规范自己以便回到现实中。

佐藤先生推荐了正座（seiza）（静坐疗法）——这在第二十一章已经描述过了——作为第一步。不过如果正座没能够使人恢复完满的知觉，如果他们仍旧陷于他们那抢先占据了的幻象和阴影中，那就需要更严格的行动了。病人肯定已经被他们对于同情的渴求弄得失去了勇气，那是自我的抢先占据导致自我挫败的循环，它只会带来更深的神经质症状。必须做些更多的什么，以便“让病人确认现实的处境，并且和它融为一体”。

佐藤先生和他同事高良武久（T.Kora）先生立即以《森田疗法》（Kora＆Sato，1958）的形式提供了这么一条可取之路。这种治疗的目的在于让病人知道，他们的症状完全就是他们内心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就在于为了避免心理及生理上的反应所作的徒劳的挣扎，而这些反应原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我们都经历着这些反应，但是被抢先占据了的人们却把它们视为是令人尴尬的、举足轻重的。

患有同性恋恐惧症的病人，当他们面对他人时，他们会感到异常不安和害羞。他们抓住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并把它们转变为“一个强迫性的观念 和一个你越是想要摆脱就越是增长的痛苦”（Kora＆Sato，1958，p.221）。这种观念迅速地成为一个精神习惯，于是病人就开始生活在对于这些不舒服的感觉的恐怖的预期之中了。这种预期迟早会发展成治疗者在诊所中看到的高度综合的病状。457

给予病人的提示　 高良和佐藤开出了一个单子，里面是十条“给予病人的提示”，作为对于森田疗法的过程的介绍，它们很起作用。我把这些提示从高良和佐藤的原始单子（1958，p.223）中意译了出来：

●让治疗者解释你在此处境上的心理机能本质。确保你理解了你为什么会如此感受着你的感受。

●彻底地让你的症状如其所是地存在。你必须接受，你的症状——感到困窘，所以结结巴巴，脸红，像火在烧，或别的任何症状——已经完全地和你本人合为一体了。

●把你自己绝对地、毫无保留地投入工作。在你被抢先占据的时间里，你必须工作得有效率，还要弥补好自己的失败，以便完成你分内的活。

●绝对不要抱怨任何东西。永远不要提起你的症状，也不要把注意力转向它们。

●期望征服那种“逃进病症中”的诱惑，并为征服做好准备。在一开始你的症状也许会有些许加重，但你得把这种发展看成是无意义的而予以忽视。

●开始检查你自身，为了找出你那些反常行为的源头。你是在何时第一次学会以这种无益处的、自私的方式来思考的？你这些无礼举动的榜样是什么？

●立即停止你对于没有把握的事物的放弃尝试。

●正如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见第十四章）那样，你必须明白人类很少（倘若不是没有的话）经历精神的彻底安宁。“带着苦恼生活吧！”必须成为你的日常座右铭。你必须把不安当作你待的地方。

●调整你的外在形象，以便你不以一个神经质的病人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带着个好的“表情”；严肃认真果断地投入你面前的任务。在短时间内，你的内在自我就能与外在自我配合起来了。

●承认并信赖你的内平衡。你的恢复将是自然的，如果你恢复了你自然地行为和思考的能力。

高良和佐藤理解，许多北美人会拒绝森田疗法，因为那是“日本式”的——但这个，他们总结道，仅仅是因为美国人不理解带着强健的性情去生活这样一个概念。他们宣称，森田疗法是“性情教育”，而性情的本质就是学着去像这个世界本身所是的那样接受这个世界——不是像你自己喜欢、希求、盼望和强迫它成为的那样。458

因此，森田疗法就是要在人的行为中采取一种武士道的规范。它对禅宗的强调和这样一个核心观念有关：把错误聚焦的心灵 从自我的抢先占据转移开，重新聚焦 到对于需要做的事情的完成上。正如狄维士（DeVos，1980）说的，日本的心理治疗病人面前的任务就是重新获得更新的能力，去完成他们生活中的职责，使之完全地符合他们对自身的最高期望。

森田疗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它被设计出来对付那样一些人的问题，这些人早已拥有“想要恢复的强烈意志和渴望”，而且他们已经被“来自机体的抱怨和同他人有关的问题抢先占据了。［这些］问题往往围绕对于他人的过分敏感、害羞、自卑感，以及其他的社会性张力”（Reynolds，1980，p.6）。

森田疗法的“治疗”的核心就在于“あるがまま”（一个了不起的词，满可以在鸡尾酒会上抖出来），它的意思是“就像它们所是的那样接受你自己，你的症状，以及现实；说得文雅一点，就是‘如其所是’”（Reynolds，1980，p.22）。通过去忍受那迄今为止无法忍受的，你就会对它有免疫力，这样它就不再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事实了。一个森田疗法的治疗者会说你对它变得更“明智”了（Reynolds，1980）并且忽略了它，它并没有离去，而是成了属于你的广漠无涯的风景的一部分。

森田疗法的一个西方应用　 面对来到我的诊所，患有严重PMS（经前综合征）的病人们，我曾把以上的观念用于实践。要知道，很少有女性把走进精神健康诊所看成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她们通常已经找过了各种医学专家，最终才走到心理治疗的门槛上，仅仅把它当作最后的手段。显然，医学和药理学对她们毫无办法。所以，我能做些什么“真正的”科学家所不能做的呢？

通常我是这样开始的：给病人读一大堆文献。它们大部分都主张，PMS这种失调是“虚构”的。作为例子，这里是卡萝·黛芙莉丝（Carol Tavris）的书中的选段，转引自一本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教科书：

生物医学的探索者们把那些对于女性来说很正常的经期的身体变化包装成“经前综合征”，然后再把它作为一种失调兜售给女人们，说那是一个问题，需要治疗和注意……如果你把同样的那么一串症状（活力的减弱或增长，易怒或别的负面心境，背痛，失眠，头疼，神志迷乱，等等）给男人，那么男人也就和女人有一样多的“经前综合征”了——当然这时这些症状不能被叫作PMS。如果把这同样的清单命名为“经期忧郁问卷”，那么奇迹般地，男人们都不再头痛、饥饿、失眠了……也许，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有些女性月经前变得易怒，而在于为什么她们在那个月的别的时候不发怒，并且为什么她们（还有别人）把易怒仅仅归结为PMS的症状。（1992，转引自McCammon，Knox，＆Schacht，1993，p.173）

接着我给我的病人们看这样一些文献，它们把PMS同压抑性角色训练、社会中对女性的负面态度和对女性地位的负面观点，还有对于性的敌意和否定的态度联系在了一起（Brooks-Gunn＆Ruble，1986；Ruble，1977）。459

从一个准森田疗法的视角，我问她们是否能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她们的“痛苦”只是那重男轻女的医学机构用以贬低女性的另一种方式。“不用抵抗你们的症状！让它们去！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紧张，那么也许这是个好日子，人们不至于在你面前把他们的职责搞得一团糟。习惯于你那每个月的情绪波动吧。期待并且欢迎它们。对它们怀有一种友善的感觉。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PMS人！让这个世界看看，你的脾气可以比月球望远镜更准确地刻画出每一天是这个月的哪个日子。”

你得到了这个要点：PMS病人们错误地把她们的心灵聚焦于症状上，而不是聚焦于她们的整个存在。她需要变得更有能力去确认，她所经验到的就是她那独特的自我的一部分，也是当时处境的一部分。我鼓励她“如其所是地接受生活”，“无须理论地去生活”。为什么？并非为了服务于某些斯多葛派理念，并非因为这是我或别的什么人所命令的，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外来的奖赏，而是因为，她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对于我来说，奇怪的是，没有一个病人因为我这么说而抱怨我。当然，只有当她们在六个月后发现，由于这些看待事物的新的方式，她们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只有这样，这种技术才能算是种“治疗”。

森田疗法的倡导者们承认他们的取向并不能带来很多明显的行为变化。结巴的人依旧结巴，头疼的人照旧头疼，害羞的人和陌生人说话时看上去还是害羞的。但是，这些森田疗法治疗者们争辩说，病人的内在世界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他们不再同这些状况抗争；他们不再逃避他们的责任了。现在他们有能力去履行那迄今为止曾让他们感到如此沉重的责任了。他们不再逃避恩，从而也就不再逃避义理了。于是他们就又一次能够经验到人情——归根结底，这才是使得生活值得一过的东西。

内观疗法：为了那些错误放置心灵的人

森田疗法常常被描述为治疗神经质的、内向型的人的理想疗法，这些人苦恼很多，倾向于把他们的焦虑转化为身体症状。它也许对于我的病人马丁会是个有效的治疗——马丁的躯体化障碍我在第十三章描述过了。不仅对于那些身体症状是源自情感的、歇斯底里症失调的人们，对于身体上失去某些能力的人们它也不失为一个可选择的疗法。对于那些强迫性地困扰于自己的思想和自我意识极强的人们，它确实是一条富有魅力的出路。

内观疗法（naikan therapy）恰恰相反，通常被描述为适用于治疗外向型的人。这些人失去了同他们内在世界的接触，他们深深地陷于日常生活的一成不变中。日本人说，内观疗法旨在重新安置错误放置的心灵　 。内观疗法的精髓在于唤醒过去，尤460

其是当一个人沉溺于那弥漫于家庭安全感之中的甘え时所遇见的那个过去。

雷诺兹（1980）把内观疗法描述为内省治疗的一种形式。在内观的过程中，病人们被教导着去回忆他们面对他人时自己曾经是如何行为的。一个典型的疗程是这样开始的：治疗者问病人，他所想着的、所沉思着的是谁。于是这个治疗性的交谈聚焦于下面三个问题（改写自Reynolds，1980，p.47）：

●关于那个人过去为她或他所做的事，病人回忆起了什么？他从那个人那里接受了怎样的善意的行动，怎样的礼物，怎样的服务？从本质上说，这个病人得自此关系的“恩档案”中有什么？

●那么这个病人做了什么作为回报，以履行应尽的责任呢？他对那个人做了什么好事？他有没有试图深化和丰富这种关系，还是试图通过一个大的礼物来消解一切的责任，就像美国人爱做的那样？或者，也许这个病人只有在这个关系中才做了甘える？

●这次面谈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去探索在此关系中那些必须由病人负责的“麻烦、不便、欺骗、吝啬”及类似的东西。

雷诺兹描述了他在以典型的内观疗法的方式进行沉思默想（尽管那时是在森田疗法的过程中）时所经历到的：

在第五天（是在一个安静孤独的气氛中进行深入的自我反思）我开始明白，我是我生活中的他人的关心和善意的产物。生命、食物、住所，以及类似的东西，这都是我父母给的；知识是由我的家庭、同伴、老师传递给我的。任何的技能，任何的财产，任何的观念，这些我以为是“我的”，其实都是由他人或“无”创造出的，培养发展的，给予我的……在沉思中感恩的泪水从我的两颊滚落！我得把他者所给予我的传递下去，以此来报偿我所得到的，这是多么重要啊！（1980，p.9）

于是雷诺兹继续经历这越发地以忏悔为目的的内观疗法，他所体验到的显得更加深入了：

在第三天的下午我的自我分析达到了最深。我为我浪费精力，也为我无视他人而充满了自责。我看到，为了我周围的他人，我需要更新了的努力。我要把自己奉献给这样的目标。（p.59）

被期待之物的自发实现

森田疗法和内观疗法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个体完全是自我修正的。他们假定，“错误聚焦”的可以重新聚焦，被“错误放置”的也可以被恢复。两种疗法给予个人的就是一个机会、一个有利环境，使他能够从世界中撤回（在森田疗法中，人的撤回起初是很激烈的，避开任何多于最低限度的感知刺激的东西），投入一个仔细构建起来的自我检查的过程。治疗者所扮演的角色从根本上说是精神性的。在森田疗法中，治疗者阅读病人的流水账，然后书面回复他们，通过对一个渐进的过程实施监控而把病人“推进”日常生活中去。这个过程就是，逐渐地揭示出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正常”的周围环境（从一个单独的房间，到医院边上的侧厅，到医院的餐厅，这样继续下去）。在内观疗法中，治疗者就像个犀利的忏悔神父，为病人的静默冥想提供“教规”。461

这两种治疗都假定神经质的病人荒废了他或她的责任，“逃”进了疾病中，这疾病就是病人失去了与“自然的心灵”的接触引起的后果。在狄维士（1980）的术语中，日本的静默疗法是被设计来专门对付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个体的意志薄弱，他们缺乏这样的意志，以动员起他们的精力去履行那些别人以及他们自己所期望于他们的。他们求助于治疗，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症状诸如害羞，或对人的恐惧……而是因为这样的症状使得他们没有能力去履行日常的职责……对于［这种］不适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履行一个人特有的宿命来抹去那监视着的自我的干扰。就是……减小怀疑和自我意识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种影响会妨碍被期待之物的自发实现 。（pp.123-124；内容强调后加）

然而作为一个西方的心理学家，我的面前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病人不知道那“被期待之物”是什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对他发生什么呢？如果病人发现他面前并不是一条路，而是一堆互相排斥的选择，那会发生什么？这个两难困境并不仅仅关乎传统的日本社会；在我们的文化中，在那不断变得国际化的日本文化中，选择，作为意志中的并行路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责任。

文化沙文主义

对于西方的心理治疗者来说，在治疗西方病人的时候若要忽视甚至否认恩、义理和人情这样的概念那是太容易了，那仅仅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于人际关系，并不存在如同我们在日本文化中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广泛地进行了专门分类的词汇表。因为日本人对于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细微差别十分敏感，而且比起我们，他们显著地与人类情感的源头、人类苦难的根源更协调、更合拍，故而他们更有能力描述出一个全人类共有的社会和情感世界。462

当我初次遭遇常见的日本人论的断言，即只有日本人才能经验到义理，我就蔑视埋藏在日本人世界观中的沙文主义。今天我仍旧认为，日本人对于他们的道德、灵魂、情感的独特性的假设是错误的，但我也看到了他们如何能够断定世界上其余的人不能像日本人那样怀着敏感甚至敬意来体验人际关系。

诚然，正如你从本书中读到的，在欧洲和美国的心理治疗中，你不能发现很多对于这些事情的敏感性。他们确实倾向于把每个病人都看成一个孤立的皮囊，而且当他们把一个人有什么毛病、让这个人恢复完整的机能需要哪些转变这些事情予以概念化的时候，他们很少考虑人类联系、责任和感受的复杂性。

弗洛姆的陈述是个显著的例外。同它一起，西方的心理治疗已经把受蒙蔽的眼睛转向了人类分离和孤立的问题。对团体的求索当然不是日本人独有的，然而日本的静默疗法是仅有的能够积极地鼓励神经质个体在复杂、交互的人际关系情境中来估定自己的个人处境的治疗法。所以我要同我那些试图理解北美人的生活的日本朋友和同事们争论，因为他们只是通过西方心理治疗的透镜来看西方人。我会提醒他们，对于非日本的心灵的本性，他们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他们用来考察的工具是错误的。

也许，如果西方治疗者就他们的病人所提出的问题与森田和内观治疗者们提出的相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从根子上来讲，所有的谈话疗法都关注人类的感受，而人际关系实质上是所有这些感受的根源。也许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期待着21世纪关乎谈话疗法的西方思维。

[1]可能作者记错了，应该是第十九章，第二十章无此内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