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皮尔斯：格式塔治疗

弗里茨·皮尔斯：格式塔治疗

里奇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担任分析师的短暂职业生涯对后来的谈话疗法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早期学习精神分析的年轻一代欧洲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人为了躲避纳粹的追捕，在欧洲各地流亡，同时把他们从里奇那里学到的精神分析传遍了世界各地。弗里茨·皮尔斯就是其中的一位。皮尔斯于1893年在柏林出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当过军医，战后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1927年时接受过里奇的训练和分析治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皮尔斯从事精神病学工作开始时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人。随着反犹太人的高潮在德国掀起，他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带到了荷兰。但荷兰后来遭到了德国的侵略。他只得再次搬家，移居到南非。他和他的妻子都在那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成了那里唯一得到官方承认的精神分析师。

未完成情境理论

1936年，皮尔斯把他的私人快艇从南非一直开到了4000英里以外的德国，以一位成功精神病治疗师的身份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精神分析大会上，并递交了论文。他还与弗洛伊德单独见了面——亲自与这位伟人一起讨论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正是皮尔斯所热切期盼的。

有报道称：皮尔斯先和弗洛伊德过去的弟子里奇见过面。那时的里奇已经背叛了那场运动。皮尔斯说：“里奇坐得离我们很远，几乎认不出我。［他］长时间地坐在那儿，凝视着什么，好像在沉思”（Perls，1969b）。皮尔斯感到很失望，便离开了这场面谈，直接拜见弗洛伊德去了。317

皮尔斯打算在与这位老师开始谈话前先说一段自己从约翰内斯堡到这里来的一路航行中发生的故事，想以此制造轻松的气氛。皮尔斯说道：“我从南非来到这里，为的是递交论文，还有就是来见您。”弗洛伊德站在房间门口，听了几秒钟，然后闭上眼睛说道：“嗯。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呢？”皮尔斯对这种侮辱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他发誓说：“我会让你看到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Perls，1969b）——这一举动很像奥尔波特在二十年前在类似情况下作出的反应（参见第十五章）。

三十三年之后当皮尔斯回忆这次事件时，他有了全新的想法。“与弗洛伊德面对面并向他指出一个错误，这是我人生中四个主要未完成情境中的一个［另外三个分别是：唱歌唱得不好，不会跳伞，不会轻装潜水］”（Perls，1969b）。弗洛伊德竟能够对人们产生这样的影响。

这一次经历把皮尔斯变成了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他回到南非后处处指责他的“老”妻，还宣布从此以后“我必须对自己的存在承担起一切责任”——这句话听起来和威廉·詹姆斯在半个世纪前说的话非常相似。皮尔斯在这个新建的信条中说道：

我反感一切身外之物：家庭、房子、仆人等，反感我赚的钱超出自己的需要……我只想把自己从怨气和叛逆中解脱出来……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抗拒和内心的疑虑铺张开来，将我吞没。我成了一个怀疑论者，近乎一个虚无主义者——否定一切……确实，我因此接受了禅宗，［但］我是以一种冷漠、理性的方式接受它的。（Perls，1969b）

1946年，皮尔斯从南非移民到美国，并于1952年在纽约建立了格式塔疗法协会（Institute for Gestalt Therapy）。在1960年代，他从纽约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大瑟尔并加入了艾莎伦协会（Esalen Institute）。最后，他去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并在那里建立了格式塔公社，于1970年在当地逝世。

格式塔疗法的起源

格式塔理论的第一次提出是在19世纪的德国。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是对当时迂腐的元素主义（elementalism）作出反应。一经提出，它便在生理科学领域非常流行。格式塔理论的本质是：一组元素的整体不仅仅是其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不能把一个完整的物件分解成分子和原子来理解其意义和现实性。按照皮尔斯的理论，“格式塔是一种不可分解的现象。那是一种既存的本质。一旦把整体分解成其构成因素，这种本质就会消失”（1969a）。

皮尔斯的格式塔理论与格式塔心理学并没有很紧密的联系。格式塔心理学是实验心理学的一个专业分支，其要旨在于研究综合刺激的运作方式。格式塔心理学起源于19世纪后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基本消失了。318

对于皮尔斯来说，格式塔疗法是他自己的创造，标志着自己与自己过去在思想上的诀别。（本书以下所称格式塔均指格式塔疗法。）他申明道：“弗洛伊德的垃圾理论到此为止”（1969b，p.1）。然而，格式塔疗法中仍然存在大量的精神分析理论。其中的许多理论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概念和术语（参见Frager ＆Fadiman，1984，pp.220_221n）。

不过，格式塔疗法强调的是“现下”，也就是此时此地（the here and now）。而且这种“现下中心论”（present-centeredness）关系到治疗的每一个时刻。也许，过去也是我们现下生活的形成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用意志和勇气来粉碎过去对现在造成的影响，我们能够克服生命中的“过去”带来的有毒残余。不过，要做到这些，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战我们的人类本性。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想到格式塔疗法的时候记住：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格式塔疗法追寻着我们疏远、分离真实自我的原因。如果我们从构成元素的角度来思考自身的存在，那么我们是无法理解真实自我的。我们必须努力把握这一要点：格式塔就是生命本身。因此，格式塔疗法当中的理论也必须作为连贯的、动态的整体来把握——无论我的这种说法看起来有多么零碎。

未完成情境与愤慨　 人类总被过去——特别是童年时经受的精神伤害所折磨，这些经历阻挠了他们对满足感的基本需求。其中每一次的伤害都制造了一个“未完成情境”。这些未完成情境的总和便成为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备忘录（psychicagenda）。精神备忘录迫使许多人回头看。他们总是努力把过去放置在眼下的事件和人际关系的背景下，试图以此解决问题。

主宰人类事物的主要原理是：每一个生命体都具有追求整体性和完备性的倾向。但是，我们同样有把不完备性投射到未来的倾向，它会使我们产生不安全感、焦虑感。于是，我们生命中的未完成情境便成了生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长期机能障碍的根源。

弗洛伊德所谓的“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实际上是未完成情境迫使人们产生意识并在“此时此地”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些未完成情境被大脑编入了“重要层级”，它们是人为的（或者说是“外部的”）生活制约的来源。由于这些基本的神经制约与真正的自我约束是相反的，我们体验它们的时候就会带有矛盾和愤慨。

防御机制　 如果遵照四种一般的“神经类型”（neurotic style）行为，我们就能够暂时摆脱愤慨：

●投射（Projection）。我把觉察、理解到的自己的冲动当作其他人的责任和过失。我想说的是我，却说是你或者它。这是一种“谴责游戏”（blame game）。我对自己是谁、怎么样都不负责任。我用各种借口说明自己受到控制，比如我母亲教育我的方式、老板对我的期望，或是别人对我的伤害。我认为自己并不具有自主的人格属性。319

●内摄（Introjection）。为了按照我所接受的教育的方式来感受和思考，我从来不注意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真实需求。我所体验到的“我”是他人人格属性中的垃圾。他人的动力、愿望和愤慨成了我的。我全盘接受了别人告诉我的事情，甚至不经“拥有”和“消化”就让它们来主宰自己。我时常对这个世界中“应当”“必须”等武断的字眼感到愤怒，因为这些想法和要求并不是从我的内心发出的。我不太清楚自己到底相信什么，因为我没有真正的自我调节的能力。

●回射（Retroflection）。我生活在充满悔恨和愤慨的过去。我总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生活：“如果……就好了。”我似乎处于病态，意识不到这是新的一天，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创造这个世界负有参与的责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任人调遣的对象，而不是一个作出决定的自我。

●解离混淆（Deflection/confluence）。这两个神经类型相互作用。我要么让事实真相隐藏起来、让它自己显现（解离），要么就“随大流”、完全与周围的环境保持一致（混淆），以此拒绝接受自己的责任。通过顺从（conforming）和逃避的方式，我从来不用和此时此地的现实打交道。

“此时此地”疗法

在这些神经类型中，可取的治疗方法就是接受眼前的现实。格式塔疗法的目标在于帮助来访者承认自己的动力就是意识。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拥有完全的意识、对自己负责的成年人。皮尔斯认为这种过程就是让未完成情境进入“觉知地带”（zone of awareness），这只有在“忘我”的状态下才能实现。

自我觉知可能会引起暂时性的不适甚至痛苦，但是一个人只有在完全觉知到自己的时候才能够觉知到自我调节的内在力量。这种机能性的自我调节是真实性（authenticity）的本质。有了它，人们就能在生活中保持清醒，时刻发掘潜力，让后悔、内疚、害羞的感觉从生活中消失。这就是“此时此地”理论的精要。

罗杰斯和皮尔斯　 这一主题我在介绍罗杰斯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参见第十五章），但一直拖到现在我才把这个话题展开。罗杰斯和皮尔斯都坚信这样一种理论——认为人类完全有能力几近完美地做到自我引导和自我调节。这种思想很古老、很具有美国特色，它把社会和文明看作本质上腐败的东西。当人类的生活状态处于自然状态时（清教徒在此基础上还加上了一条：优雅状态），人类理所当然是完美的，但是，在我们与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我们会开始堕落，会忘却自己内在的天性。320

对于罗杰斯来说，这种“污秽”（这个词并不来源于罗杰斯，而是出自禅宗。这是一个很好的词语，贴切地表达出我们想说的所有问题）是他人强加于我们的价值的条件（conditions of worth）带来的；这些条件被嵌入了斯金纳的“强化偶联”，在这种条件中，我们完全是受支配的。罗杰斯提出：儿童没有能力认出这些陌生的标准，是因为它们关系到儿童唯一依赖的爱心和社会尊重。比如，在罗杰斯的家庭环境中，孩子们接受了父母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名义教给他们的压抑、强制的控制方法。罗杰斯家的孩子都产生了心理疾病。因为他们内在的、机能的自我调节机制的导向与父母要求的爱心和社会尊重的行为相互冲突。罗杰斯甚至在步入不惑之年之后，还说道：每当自己打开一瓶汽水的时候，他都会产生刺痛和神经焦虑——即便是如此单纯的愉悦，他的父母还是把这看作罪过。这种内摄作用对罗杰斯的影响非常大。

罗杰斯相信，一个无条件的积极关注的治疗环境可以缩短这种处理琐事的状态。如果治疗师或治疗小组保持绝对的、无条件的积极状态——把我的想法、感受、言辞、举止都放到一边，那么他们就会使我找出一些可取的行为规范方式。当然，罗杰斯相信，最可取的调节方式就是自我调节。

里奇和皮尔斯　 里奇也许不会与罗杰斯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但他可能会提出：罗杰斯对这种疗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里奇相信，外在的约束是通过精心安排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来完成的。他在《法西斯群众心理学》（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1970）一书中写道：“每一种社会秩序在它的成员群众中制造出其为完成目标而建立的结构。”（p.23）

里奇认为性欲是获取自由的关键，但这同时也是我们受到约束的关键。如果家庭、教育体系、教堂和政府能够有效地阻止我们完全地体验力比多，我们的生命能量，我们也许会永远地成为“问题人物”。

里奇也许不会对罗杰斯主义的治疗会谈产生多大的兴趣，除非它能够使人们产生真诚、有力的情感。让我们看看实验小组中有多少人表现出这些情感。有一位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来访者曾对我说起过参加实验小组的体验：“训练小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去那里躺躺。”

皮尔斯曾公开地表示，他的导师里奇后来经营起了生命能生意这件事令他感到很遗憾。他认为“这项发明是里奇痴人说梦，完全是误入歧途”，这使得里奇“荒废自己的天才，把自己糟蹋成了一个‘科学狂人’”（1969a）。皮尔斯对里奇关于自我调节的理念十分欣赏，但他不同意自我调节的缺失是由外在的恶意强制力引起的。他说里奇的理论是“温和的偏执”，并坚持认为精神自身完全有可能造成干涉，使人受到外在力量的约束。皮尔斯甚至从弗洛伊德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治疗过程中释放出的能量可以被自我重新结合、形成动力。里奇则坚持认为：如果能量对自我来说是外在的，就不可能有这种过程。321

格式塔信徒　 我们还剩下一个问题：格式塔心理治疗怎样才能帮助个体重新做好自我调节？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的：皮尔斯向我们展示了谈话疗法的真正要旨。皮尔斯认为：无意识中表现出的矛盾必须去除过去，去除空想、梦、回忆等“非武装地带”，从而进入“此时此地”。治疗会谈必须变成一个不存在梦与冲动的精神生活剧场。虽然这常常是象征性的，但它总是突然地、完全地出现。当某个人的觉知在意识中突现的时候，那个人必须把自身体验中的事物当作现实。比如来访者旁边那张空椅子变成了一个失去爱心的母亲，来访者手中的泡沫球棒变成了一把剑，用它可以把寡情父亲的心脏“刺穿”。这时，梦的象征意义显露了出来，它的力量将把我们从未完成情境中（它阻碍了我们“此时此地”的体验）解放出来。

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掀开错觉的面纱，治疗的方法通常是突破被皮尔斯叫作人格“发作层”（explosive layer）的东西。里奇会把这叫作“高潮层”（orgasmic layer）。伟大的觉知会是一种发泄的体验，这种体验会帮助来访者把握控制自己的人生。

格式塔疗法并不是把理性驯化成本能，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或发展意志也没有多大关系。它甚至与追求快乐无关。“快乐？那是迪斯尼乐园的追求，”皮尔斯说。这种疗法既不想把大众从经济剥削中解放出来，也不是教人在屈辱和失望中生活。格式塔疗法希望人们彻底地活着，完全关注自己的感觉，学会表达、接纳、承担责任。喜悦与愤怒，胜利与失败，合群与遁世，格式塔疗法希望人们能够同时接纳它们，而不是顾此失彼。这种疗法关系到对于生命的觉知，关系到帮助格式塔信徒生活下去：

我干我的，你干你的。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迎合你的期盼；

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期盼。

你是你，我是我，

如果我们有幸彼此寻到对方，那确实美好。

如果不能，那是无奈。（Perls，1969b，p.4）

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和里奇一样，皮尔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怎么对322待格式塔疗法呢？这是一个全新的疗法还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精神分析呢？在我们的社会出现里根当政时期的相对过剩之前，我非常喜欢皮尔斯，而且与他直率的个人主义思想很有共鸣。但是我越想就越觉得自己并不理解格式塔信徒。有一天，我突然确定了自己不安的原因——我看到费城的一家激进书店里在销售一种T恤衫，信徒图案的下面印了一张肖像，酷似阿道夫·希特勒。让人们“做自己的事情”真的就足够了吗？万一“他们的事情”是反社会的或者不人道的呢？

有一个关于皮尔斯的传闻，其真实性虽甚为可疑，却影射着一些事实。皮尔斯喜欢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侃侃而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而且他认为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人应该具备这种重要气质。皮尔斯会从反感自己的人身边走开，并对他说：“我从来就没想认识你。”（Shepard，1975，p.9）他会对他的病人埋怨说：“真搞不懂你们为什么一次次地来我这里抱怨自己和其他人之间存在的问题。”一天，一个妇女在接受皮尔斯治疗的时候痛苦地埋怨自己的丈夫——比如丈夫如何残忍地对待自己，她因此每天受到多少虐待。皮尔斯回答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回家和你的丈夫一起解决你的问题呢？你不可以先回家为自己找一些疗法，然后再回来接受治疗吗？”于是，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位妇女站起身，回到家里，用猎枪把她丈夫的脑袋打了个稀巴烂，然后回到皮尔斯那里完成了治疗会谈。

这个故事和费城T恤衫的故事一样，都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无论是哪一种疗法，如果把个体从其他人中孤立出来，那么这很可能产生一种误导——让人们完全不考虑他人。我知道皮尔斯生活在一个公社里，他反对物质主义，他也许认为在机能上自我调节的人与他人都会有温暖和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但是，从我现在的立场出发，我不知道个体自身和其中元素的真实性是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也不知道“觉知本质”（awareness per se）是否是治疗工作的要点。

但不管怎么说，皮尔斯至少提供了一种谈论人类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极其异端，但发人深省。对于我们中间一些墨守成规、只会从抽象行为的基本变化来看待心理治疗的人来说，他的理论使我们为之一振。

格式塔练习　 我想用一个强音来结束这个章节。下面，我来介绍一些格式塔技巧，这些技巧我常在大四的班上使用，有时候也用于那些受规范控制、过度社会化、情绪压抑的病人。如果你觉得自己属于以上的某一类人群，我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练习。

首先，找一张纸，把它撕成窄条。（如果你在这一步上花费的时间超过五分钟，请回头看看第十四章，重新阅读关于完美主义和理性情绪疗法的部分。）现在，在每一片纸条上写上你主要的愤慨之事或者你“必须”遵循的规范，这些是你像摩西一样强加给自己的工作、配偶和学生等身份。但是，写在纸片上的内容必须是同一种类型的。323

把你写下的东西读给自己听。（在一个小组中互相读纸条上的内容可以增加趣味性。）你的面前应该有四到六个主要的生活干涉。如果你写的不是令人血压升高的愤慨之事，也不是真正的独裁主义的法规，那么请重写。

现在，把纸条放进一个塑料垃圾袋，扎紧袋口。确定所有的纸条都在袋子里。

好。现在你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定制的、缝制过的“消失式抗议包”。不必恐慌！无论什么时候你想折磨自己，都可以让这个包重现。但是首先请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生活的时候不要去玩那个皮尔斯所说的“自我折磨游戏”。

花一点点时间来回顾一下你刚才做的事情。问一问自己：一旦你决定远离包里那些象征干涉，你的生活会变得有多与众不同吧（不一定变得更好——这可不是伟大的性，也不一定变得更快乐——这也不是迪斯尼乐园）。谁会不再和你谈话？谁会鼓励你？哪些事情会变得轻松一些？哪些会难一些？最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如何改变你对人生已有的觉知的呢？

逍遥自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叛变　 我估计，在做过这项练习的人中，大约有一半人一无所获。但是剩下的有些人从这一练习中受益。这项练习似乎给了他们一次机会，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具有自我觉知，增强了自我负责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他们对自己目前的情况也更为清楚了一些。

你还记得我的朋友莎拉吗——那个在第十四章中提到的“无能的叛逆者”？这一项练习帮助她思考，还帮助她确定了自己的重要性。于是，她的许多朋友也把一些折叠的塑料袋压在笔记本里，我经过校园的时候经常会瞥见他们这么做。这些学生组成了一个秘密的社团，他们把各种文化宝藏放在了非法的、未授权的“抗议包”里。有一个小伙子甚至把他的包带到了我们系的综合测试的口试考场上——这很危险，像叛变似的。要知道，逍遥自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叛变是会掉脑袋的！老天保佑系主任不会发现，不然我会因为这小小的练习而被立即开除。

现在我把那个包放哪儿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