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弗洛伊德
安娜·弗洛伊德
发展谈话疗法，对同本能相对的自我的发展和机能作出明确的强调，这些成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安娜（1895—1982）一生的工作。根据大部分的说法，她在其中长大成人的那个家庭是不怎么快乐的（见Roazen，1971，那是关于安娜·弗洛伊德的一生的最完整的传记）。
在安娜刚刚成年的时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显然已经对他妻子失去一切智力上的兴趣，情感上的兴趣也所剩无几了。人们怀疑，历史上也没有哪个配偶可以和弗洛伊德聚集在身边的那一大群极端忠诚的追随者们竞争；当时是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运动在欧洲精神病学界的重要地位正变得渐渐稳固。
然而弗洛伊德从不真正允许自己把统御的权力让渡给外来者，无论这个追随者有多么忠诚、真挚和热切。弗洛伊德用以统治他的门徒的根本支配方式就是每个新成员的“分析训练”。从19世纪末弗洛伊德分析他自身的时候起，他就开始了这个传统。直接地接受导师的精神分析，那是精神分析的完美性的关键，那也使弗洛伊德失去了某些最有抱负的追随者；你也许回忆起了第九章中所说的，当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和合作发生破裂时，这事成了激烈争论的一个题目。
因此，从弗洛伊德那方面来说，让他女儿安娜进入分析可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决定，当时那女孩才刚刚十多岁。从那些日子起直到她生命结束，安娜的生命中只有一个男人的位置，那个男人就是她的父亲。
渐渐地，老弗洛伊德用他所能用的两种最有力的方式加固了这个纽带：不让安娜离开家去接受“自立”教育，让她把最深的情感和智力生命都投入彻底的精神分析。安娜·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是这样说的：184
弗洛伊德的动机也许是非常好的，但无论从医学上还是人道上来说，情况都很古怪。作为她的分析者，他不可避免地会调动起她的过高估价感，同时还侵犯了她灵魂的隐私；他在他们的关系中加入了新的移情，却没有真正消解它们的可能性。一个天才人物，他在他女儿的生命中当然也是个巨大的形象；作为她的分析者，他把她永久地和自己联系在了一起。（Roazen，1971，p.440）
蒙特（Monte，1991）对这种奇怪而有力的父亲/女儿同盟对于精神分析未来方向的影响作了沉思：
安娜·弗洛伊德没接受过正式的学院训练，也没有医学或心理学的资格；但她无论如何还是致力于精神分析了，靠的是这个最有力的保证：她和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她自己的父亲——他不得不担任两个极端对立的角色：职业上的伙伴，及作为父亲的知己——一起投入了智力上和情感上的自我探索。（p.171）
继承者的戏剧
1920年，弗洛伊德把一枚有着传奇色彩的指环（在第十六章你会看到威廉·里奇接受了一个类似的指环）授予了安娜，向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他最信赖的精神分析追随者的内部圈子——显示了他给予女儿的地位。现在安娜就能够向那个内部圈子致辞、发表临床判断了，还有更重要的：她可以向信徒们解释父亲的话。
这段时间也是弗洛伊德私人生活的转折点。1923年，他的癌症被确诊了，于是在患病期间，安娜成了这位患病的领导人最亲密的伴侣、护士和密友。在无数的摧残人的手术中，还有去医院作放射疗法的过程中，安娜总是陪伴着他。他过于病弱以致无法在大会上作报告，就由她来宣读他的论文，于是她就成了他的官方声音。弗洛伊德把安娜称为他“忠实的安提戈涅”（Monte，1991）——就是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安提戈涅》中那个垂死、失明的俄狄浦斯的女儿。
渐渐地，安娜接管了她父亲的运动的日常事务，而且看起来，她自身的身份被越来越多地卷入其中，以在一切方面忠实地代表她父亲。正如《纽约时报》在1982年10月10日的讣告中指出的，安娜“拥有她父亲的整合他人的能力，尽管是在较低的程度上；甚至，当她需要门徒的时候，她就能产生出门徒”。在1938年纳粹占领维也纳的时候，弗洛伊德的家庭和图书馆遭到了侵袭，当时不得不同盖世太保周旋的就是安娜·弗洛伊德；并且是安娜把她垂死的父亲和年老的母亲重新安置在了安全的伦敦，1939年，弗洛伊德就在那里去世了。
安娜·弗洛伊德的大部分独立思考都致力于儿童的精神分析研究。有人会怀疑，对于她引入正统精神分析的那些改变的重要性，她自己是不是有完整的认识。不过，弗洛伊德曾公然鼓励那些更理论化的分析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他们中首要的）公开反驳安娜的工作，从这个事实我们也许就能猜测，这位虚弱的然而仍旧坚决的父亲因为她女儿的偏离而在心中体验着冲突的折磨。这点我们也可以确信：安娜·弗洛伊德认识到她在“逾越精神分析的技术和形势的严格界限，并且在创造一个直接观察的［新］领域，以它自身的方式”（A.Freud，1971，p.139）。185
对于儿童的精神分析研究
通过对儿童的研究，安娜·弗洛伊德认识到，自我的发展是儿童的主要任务；和儿童成熟后的性冲动和攻击冲动的优势比起来，自我的发展并不是次一级的。她还认识到自我的这种努力：保护它自身，使自身免受它与之对抗的强有力的力量的伤害。她从不质疑本我的力量，也不质疑她父亲的这个断言，即自我将本我的需求转化成社会能够接受的行为，如此来为它的“主人”服务。不过她认为，自我是心灵的一个半自主的成分，它有它独特的动机，去获得自立、持续的成长和发展，以及牢靠地建构出对于社会现实的见解。
最重要的也许是，较之她父亲所宣称的针对人类本性的悲观的斗争，安娜·弗洛伊德所提供的对于人类行为的解读要更自由得多。在她晚年，她曾就“男人对抗自身的斗争”这个问题进行过写作，不过在她看来，斗争是发生在一个发展性的语境中的。儿童生活的根本任务不是同社会或本能作斗争，而是去获得力量和勇气，有了这些才能让自己得到全面的发展。健康的孩子从他们最初的依赖状态开始努力奋斗，以达到他们情感上的自立：从消极地接受照料，到积极而自主地自我照料；从沉溺于自我刺激的游戏，到从事有意义的劳作；从自私到真正的友谊；从基于惩罚威胁的道德控制，到自主调节的自我与超我规划。
安娜·弗洛伊德针对被收容的和住院的儿童所进行的治疗工作标志着开始把谈话疗法延伸至儿童。先前的那些路径把孩子当作“小型的成人”来处理，尤其是从认知上（Glen，1978）。然而安娜·弗洛伊德懂得，对付儿童的思维，需要在治疗者这方面有更富创造力的分析手段，倘若想要找出他们真正的动机和恐惧的话。她让孩子们在一个精心建立起来的“治疗同盟”的语境中谈论他们的幻想和梦境（见Langs，1976）。在这些过程中，信赖所扮演的角色与移情在成人治疗中所扮演的角色基本相同。
安娜·弗洛伊德观察到，表面上看来，孩子们不太能够通过文字上的复述来交流他们的精神产物。事实上，她不相信儿童有能力把他们的无意识情感生活纳入任何符合理性的完整而直接的表达。她相信，通达儿童无意识的唯一道路就是在他游戏的时候观察他。一个儿童的一切无意识的恐惧和动机都投射到了游戏中。由于弗洛伊德在20世纪30年代的先驱性工作，即对儿童游戏行为中的动力学进行解读，心理动力学游戏疗法成了一个主要手段，用于研究儿童的心灵发展；它也成了大部分针对少年儿童的心理动力学治疗工作的核心焦点。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