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我觉得，在我和莎拉的合作过程中，虽然我没有使用任何备案计划；虽然行为矫正确实是一系列非常私人的自我陈述；虽然我最同情的是“无能的叛逆者”而不是未来的律师、工商管理硕士（MBA）和直肠病学家，但是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行为疗法治疗师。271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一些认知疗法，有些治疗性变化并不明显与行为有关。一些行为疗法的“卫道士”坚持认为这些方法与系统的行为改变几乎没有关系，因此判定这不是真正的行为疗法。他们会认为，这些以个人态度为基础的谈话疗法与其说是行为疗法，不如说是一种运用逻辑方法说服来访者的心理治疗。
如果追溯这些认知疗法的历史，那么它们的哲学渊源就是斯多葛学派（Stoic）的著作——特别是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著作。爱比克泰德生于公元55年，他认为“困扰人们的并不是事情，而是人们对事情的看法”。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912）的话来说（参见第八章）：“我们作出决定的依据在于我们对自己的经历所赋予的意义。Ominia ex opinione suspense sunt（万事由观点而定）。”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基本原则
从这一观点演化出来的方法中，最为著名的是由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在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理性情绪疗法（RET）。1993年，他又将RET 改为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简称REBT）。
REBT有八个基本命题（Ellis，1989，pp.197_200）：
●理性与非理性同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潜质。人们认真地考虑自己的想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是人们也会重蹈覆辙，变得迷信、浮夸、吹毛求疵。
●人们所处的文化和家庭环境常常会加深某些倾向——非理性的思考、自损的习惯化，还有愿望思维和不宽容。
●人们的感知、思考、表现和行为倾向于同时进行，这就意味着改变自己的行为通常需要运用感性认知、情绪唤起和行为主义再教育的方法。
●心理治疗应该是高度认知的、灵活的、定向的。还应当布置家庭作业，同时还要相对简短。
● REBT的治疗变化机制不是建立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上的；而是常常故意使用“冷静的方式，说服来访者多采用自我约束法”。
● REBT的治疗师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清晰明了，使用了角色游戏、自信训练、脱敏作用、幽默、操作条件作用、暗示和支持等“诀窍”。通常，REBT的目标不仅仅是去除来访者的现有症状，还要帮助他们摆脱其他的症状，也就是矫正引起症状的潜在倾向，这才是最重要的。
● REBT认为，严重的情绪问题直接来源于那些无法用经验证实的异想天开。如果受到逻辑和实证主义思想的反驳，这些引起障碍的观念就会被消除、减少，最终再也不会重现。272
●情志不遂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而是他们对令人不快的事件作出的脱离现实的释义，这是由他们对这个世界脱离现实的信念造成的。如果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就不得不改变“钻牛角尖思维”。要顺利地完成这种变化，只能重复地反思那些非理性的信念，重复地采取矫正行动来消除它们。
理性元素 你也许会发现，REBT不光是一种患者与专业人士之间的治疗谈话，它是针对“钻牛角尖思维”的全面攻击。阅读艾利斯的著作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每一次治疗经历都是抵御谬论的圣战——那些大多数人在孩提时代从成人那里得到的谬论。这种观点对卡伦·霍妮（在第十章中提到过）所说的“应该的专横”（tyranny of shoulds）是一种攻击，艾利斯将所谓的“应该的专横”更形象地称为“强迫执行狂”（musterbation）。
艾利斯指出：“人们思考、说话时就像摩西”[2]——为大家布置必须遵守的戒律，而一旦违反这些戒律，情感灾难就会降临。从某种程度来看，艾利斯是在单枪匹马地反驳乡村音乐中草率、自怜、多愁善感、爱情傻瓜式的歌词——“于是你离开了我，去寻我最好的朋友，还偷走了我的狗”——比如看到这样的歌词，艾利斯就会说：“噢，当然了，如果我能要回我的狗，那是再好不过。对于我来说，生活必然会因你的离去而变得不方便、不舒适，但这并不是什么灾难，没有这么糟糕。而且，实际上我可以给自己重新弄条狗，身边新找的情人估计没原来的那样糟。”
情绪元素 REBT在这一方面也许不是特别明显，甚至连那些阅读过艾利斯大量作品的读者也不能一眼看出REBT中的“情绪”元素（艾利斯是在世治疗师中最多产的，其作品也最畅销）。我认为，要成功地运用REBT，关键就是运用情绪元素。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莎拉的案例——我用它解释过认知行为方法，我们就能发现一些刚好能用来充分释义REBT的元素。由于莎拉的表现和贝丝不在一个档次，也因为学习对莎拉来说比贝丝要困难，她就觉得生活对她不公平。“生活必须一直是公平的”——这是艾利斯最喜欢的世界观之一（另外我最喜欢的一种说法是：“我决定去爱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爱我，否则这就是一个无法容忍的灾难。”）。
莎拉还是个“世界级”的拖拖拉拉的人。和每个身处这种情境的人一样，她坚持认为：如果一件工作不是十全十美的，她就无法完成。从理论上说，我们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不完美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莎拉从不打算按时完成任何事情。她完成的每一件事都是她强迫自己完成的，那么也就难怪她个人无法控制完成的质量了。
这些论点全都是绝佳的REBT反面素材。但REBT治疗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莎拉的非理性的信仰体系中，情绪核心是什么？莎拉是一个相对不易动感情的人，与一群同样不易动感情的人为伍，她是那种把有意义的精神活动定义为熬夜沉思宇宙之谜的B型人。我对她情绪核心的了解最多也就是问问她祖母是否认为莎拉对自己的负面看法都是真的，而回答当然是祖母绝不如此认为。273
情绪元素是莎拉在学校时面对问题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谈论并解决这些问题吗？我觉得没有，因此我无法真正使用REBT。我觉得如果莎拉面对的是艾利斯，她的情绪议程会在他的质问下显露无遗。但是就像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认为的那样，我不太愿意在和病人谈话时讨论关于性的问题，我觉得这种类型的质问“不符合我的品位”。幸运的是，事实证明我的那种不太激烈、倾向于认知主义的策略已经足够了，它有效地将莎拉和她祖母就毕业问题的看法达成了共识。
案例研究：弗洛的极度悲痛
REBT的成功关键在于发掘非理性的强烈观念及其情绪根源，然后将二者结合起来。多少次你说，或听见朋友说“我知道这很疯狂，但我相信……”？当REBT奏效的时候，情绪和理性之间一般总会有直接的冲突，“情绪发泄”（弗洛伊德也许会这样叫）使得理性替代无理性，自我替代本我。
弗洛是一个47岁的美国黑人，为她看病的神经学家拿她的虚衰头疼毫无办法，于是那位神经学家就向我求助。现在弗洛的毛病是严重的头疼病经常发作，她无法控制这种疼痛，而且她在心理和生理上对强力止痛药依赖性越来越强。
弗洛考虑到一个（相对）年轻的白种男性心理学家、一个真正的大学教授那里去看病，而决不再理会那些用数不清的证据证明自己有能力、有同情心的神经学家了。事实上，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美国黑人对谈话疗法持怀疑态度，对他们来说，要完成这种源于忏悔模式的心理治疗几乎是不可能的（Ridley，1984）。
所以，当我直接把会谈的话题集中在控制痛苦、药物疗法和缓解头疼上的时候，弗洛也许感到挺放松的。我教给她一些缓解疼痛常用的基本练习，告诉她伊克赛锭（Excedrin）和类似大路药品的神奇作用，制定了一项“在家十步头痛预测和控制法”。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她的头疼程度达到九成，到结束的时候降低到了三成半。我认为她应当把疼痛的减少看作重要的收获，然后伊克赛锭会把剩下的三成半的疼痛减少到忽略不计的程度。274
接下来的两次会面都非常顺利，而且弗洛渐渐开始认为自己对痛苦和疼痛的控制能力都远远超乎想象。她甚至在三个星期内都不曾向医生或急诊室求助过一次。
但是再后来的会谈糟糕透了。弗洛再也不愿意用“行为矫正”的方法“欺哄自己”。她全盘否定了我们过去实施的“真正”的疗法。我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想法。于是她给我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她去参加一个教堂的集会时，在《圣经》研究班上讲述了自己的治疗情况，结果牧师和修女当场就抨击了心理学、“行为矫正”，甚至心理健康保健本身。
当我深入地研究了“钻牛角尖思维”“强迫执行狂”和“深度自责”以后，我在其中发现了REBT的宝藏。弗洛听信了某种说法，认为头疼是对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犯下罪孽的惩罚；她罪有应得，因为她是一个不称职的女儿、一个玩世不恭的女孩、一个“堕落”的基督徒；我为她制定的疗法是一场“骗局”，因为这使她重拾过去的耻辱、与那些行为不端者成一丘之貉。她进一步解释说，她从来就是家里的“害群之马”——青春期的时候不愿意去教堂；十几岁的时候怀孕；嫁给了一个“错误的”男人；现在又管不住她那些处于青春期的子女。（弗洛同时兼职三份工作，一个儿子就读于当地大学，但这些相对于她先前造下的罪孽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
我认为，在弗洛的这个案例中，非理性的观念与痛苦的头疼病之间被强有力的情绪议程（agenda）联系到了一起。这种联系作用非常强烈，以至于她抛弃了一种对严重精神生理障碍非常有效的疗法。
弗洛和我订下了一个契约——将疗法集中于所有这些哲学和情绪的问题，这样她才能够重新接受头疼治疗，而不再自我惩罚。几次会谈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没办法有效地解决弗洛所遇到的所有问题，于是便将她引见给了我们诊所的一个家庭咨询师。那位咨询师觉得自己比我更了解弗洛的背景。我力劝弗洛继续接受“行为矫正”来治疗头疼。弗洛在临走时告诉我，她换了一个教堂唱诗班。这大概算是一件“告别礼”吧。不过这一“好消息”似乎不久便化为了泡影，因为这个教堂是她丈夫家族去的教堂，而她丈夫一家对弗洛都不好。
现今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REBT近期的两项发展不得不提。第一项发展在前文中已有所提及，即1993年艾利斯决定将自己研究的疗法改名为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他从那时开始就明确地强调我们的信念和行为之间所存在的直接联系。用艾利斯的话来说，“RET或REBT的理论认为：除非人类常常违反自己深信不疑的信仰，否则他们很少改变这些不利于自己的信仰，也很少坚持自己对这些信仰的怀疑”（1993，p.258）。275
实际上，RET或REBT一直是认知行为疗法中最倾向于行为主义的。它不但结合了［约瑟夫·沃尔佩的］系统脱敏，教会来访者用想象法直面产生恐惧与焦虑的情境，而且赞成活体脱敏作用，还经常鼓励人们有意地进入令人反感的情境——比如一次不幸的婚姻或一项糟糕的工作——直到他们改变自己失常的想法和感觉，然后决定自己是否最好逃离这些情境。（1993，p.258）
REBT的另一项新发展是将应用领域扩展到了成瘾和物质滥用的治疗。艾利斯分析：对于那些持续滥用酒精、尼古丁和镇静剂等物质的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治疗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为了逃避不好的感觉而使用这些物质作为替代品。艾利斯声称，要改变这一治疗学问题，关键不在于来访者在滥用物质后感觉充实还是空虚，而是这些来访者实在太孩子气了。无论什么时候开始有不好的感觉，他们就会对自己说“我实在无法忍受”，于是滥用物质。
“你当然能够忍受，”REBT治疗师提出不同看法，“你就这么脆弱、这么娇贵、这么特别么？所有的人不是都要忍受痛苦、迷茫、失望和烦闷么？大家和你是一样的。美国不欢迎孩子气（无条件的自我宽容）！”
当我用这种方法对滥用成瘾物质的来访者进行训练后，一批本科生来找我看病，于是我获得了在他们身上试验这种疗法的机会。初步获得的数据资料非常鼓舞人心，连艾利斯也没有机会从接受严格REBT治疗的来访者那里获得后期的数据资料，而我却预感到自己能够证明：运用REBT原理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以下就是在我治疗一个学生、帮助他克服一次恋爱失败带来的持续情绪影响的过程。
案例研究：查理心碎
查理每次觉得“受煎熬”的时候，情绪上就会产生强烈波动——想要把他的前女友抢回来。我对此的分析是：他的孩子气行为是他的信念造成的——只要一想到那个“十全十美的她”从来不曾爱过自己，甚至永远都不会真正爱自己，他就受不了。失去她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灾难。
自从一年多以前他们分手，查理糟践自己的行为几乎成了一种慢性强迫症。他煎熬自己、疏远所有的朋友、令家人沮丧、咒骂那个“十全十美的她”、让治疗干涉显得毫无价值。除此之外，查理表现得像一个孩子气的“老顽童”——他开始逃课、不写论文、把考试搞得一团糟。276
所幸的是，在不到三周的REBT强化疗程里，他的症状就得到了彻底的缓解。第一次治疗突破是我观察到我反唇相讥时查理的反应。我说：“呀，查理，这也太失败了！你现在才20岁，但看你的样子这辈子都不打算做爱了！”查理听了我的话以后看上去很平静，但我察觉到他正“卡在一块岩石和一处坚硬的地方之间”。他会敷衍我那些有意的荒唐可鄙的臆断，他会因为现实中浅尝辄止的尝试而绝望，单单因为被人甩掉就想一辈子打光棍，这太不值得了。
随着REBT疗法的深入，治疗的重点放到了琢磨查理内心的想法：他觉得自己感觉不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本体论的事实：他完全可以“忍受这种感觉”。此外我还指出，如果他还是这么孩子气，很难说他周围的人是否能够继续容忍他。
我说查理的病情几乎“彻底得到缓解”是因为治疗完成一个月后，那个“十全十美的她”决定和查理重归于好。但故事的最后，查理还是和她分手了，他觉得处理爱人的依赖需求太麻烦。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劝说的本质
REBT对人生的尴尬情境作出了一种非常基本、直接的分析。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成功地说服过别人改变自己持有的非理性信念，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成功地让别人质问过自己臆断的人生信念——那些给他们带来不小打击的古怪或者功能失常的臆断。我承认，当我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类似非理性的信念时，我倾向于用格式塔方法来处理（参见第十六章）。但是就我所读到的理论而言，艾利斯的理性生活协会（Institute for Rational Living）是对性和性态度的问题最敏感、最重视的。
正如第十三章中提到的那样，史蒂文·海斯（Steven Hayes）和他的同事在研究相同的问题时建立了接纳与承诺疗法；而艾利斯则将此定义为REBT。海斯还在他的病人和滥用成瘾物质的来访者身上发现了被艾利斯称为“孩子气综合征”的症状；人们就是无法忍受不好的感觉。
然而，海斯对艾利斯正面对抗、攻击非理性信仰的方式不以为然。实际上，海斯告诉我，他不怎么相信通过治疗能改变人们坚守的信念；他和他的同事更愿意对来访者最重要的价值观做出集中、彻底、深刻的解释。海斯相信，如果人们能够把行为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它们的行为很可能会为了支持这些价值观而相应改变。277
比如说，有一个来访者失业、离婚，对多种药物有依赖性。有人问他，世界上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他回答说——“我和我儿子的关系最重要”。这一“价值”成了ACT治疗的核心焦点。如果他想和他的孩子建立融洽的关系，那么来访者改变物质滥用的行为是十分必要的。在我看来，这一疗法的关键在于，如果来访者说——“但是我是个孩子气的人，我不能忍受不喝酒或不打镇静剂的生活，我需要用它们来驱赶痛苦和寂寞”，这时候治疗师应该直接告诉他——“你是想放任豪饮、自甘堕落地做一个‘老顽童’呢？还是努力看病，挽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呢？”治疗师有必要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