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希望之党”
行为主义：“希望之党”
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当环境的作用取代内心生活的外在表现、获得其应有地位的时候，这些事情将被迅速地完成。正如狄德罗在200年前所说——“不幸的是，请教自己要比请教自然更容易、更肤浅……”
于是我回到为我设计好的角色——当一个20世纪的加尔文，号召众人不再追求安逸生活的个人主义、自我实现、自我崇拜、利己主义，重新拾起人间天堂的构筑。我相信这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实现。我渴望证明：一旦习惯，这条道路根本不是陡峭险峻、荆棘丛生的。（Skinner，1975，p.49）
我为这一章节选择了这样的副标题——“人间天堂的构筑”，为的是解释清楚一个要点：从1920年代起，美国的心理学就认为自己比“仅仅”发展一门行为主义的自然科学要伟大得多，试图创立并完善威廉·詹姆斯的“有用的心理学”，把它作为完美人类状况的方法。
早在1893年，心理学的实际效益就已经显示了出来。当时，年轻而叛逆的雨果·蒙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威廉·詹姆斯在哈佛大学时的助手，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工业心理学展览：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参观者可以测试自己在模拟有轨电车装置中作为“驾车者”的反应时（reaction times）。到1930年代，心理学在美国普遍被看作企业管理、教育、移民入境、广告、智力低下测试和癫狂治疗的基本要素。虽然心理治疗仍是一项舶来的、未被证实的事业，但建立教育咨询、儿童指导所和大学咨询中心的想法已经相当成熟，心理学家为公众提供着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科学”建议。
詹姆斯在世纪之交时就已经宣布过实用主义者是“希望之党”。在1920年代，这一称呼被进步的青年心理学家获得——其中有许多是女性，他们为了寻求最棘手的社会问题的答案而求助于行为主义心理学（Benjamin，1993）。
与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同时代的官能心理学家断言：心理学将揭示如何“唤醒、提升和控制想象力；将记忆收集的财富巧妙地编织起来，并激发和引导天赋的力量”。心理学家在华生的劝说下向人们许诺，愿意帮助他们培养孩子、管理公司、选择朋友、最大限度地优化他们的个人习惯。有一位报纸专栏作家曾向读者建议道：“如果没有心理学家提供关于自身心理、性格的知识，你是无法充分地获得［幸福和效力］的。”（Wiggam，1928，摘自Benjamin，1993，p.165）241
到1930年代，心理学家已经变得相当有影响力，《纽约时报》的社论将经济大萧条归罪于心理学领域，虽然心理学家在富足的1920年代就已经成了为大家排忧解难的方案之源，但是他们对眼前全国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和民心问题”似乎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Benjamin，1993，p.165）。到了1940年，一度受到广泛赞誉的科学的学院派心理学开始丧失过去的地位，逐渐被精神分析所取代。当时北美在职精神病学家的数量和美国心理学协会心理学家一样多。精神病学家经营着一种纯粹生理和医学的心理疾病模型，也就是接受了心理疾病于精神与身体疾病于身体的表面相似性。
精神分析登陆美国
从华生的时代开始，转化心理学实验室的科学发现并将其应用于人类问题已经相对较少。大多数的心理学研究用实验来研究动物（特别是猫）的诱导神经。在美国，仅存的对谈话疗法的一点兴趣几乎全在欧洲培养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圈子里。
到1936年，临床和应用心理学家越来越担心他们的职业收入。大萧条给美国各大高等院校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这些心理学家提出的另两个难题更是雪上加霜。第一个问题很明显，就是精神分析在美国急剧增加：由于更多欧洲培养的学者和精神分析师为逃避纳粹迫害而来到了美国，人们总体上对实验心理学丧失了兴趣，尤其是北美的行为主义。
面对这样的情况，精神分析运动决定投靠医学，试试运气。结果美国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博士竟然因为不是医生而被禁止操持精神分析治疗。而实际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己都在《非专业治疗师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1926/1959a）一书中毫不含糊地表过态：“医学文凭并不是操持精神分析治疗所必需的。”然而，随着经济大萧条愈演愈烈，这一趋势也在逐步加剧。242
谈话疗法在美国“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倾向引起了弗洛伊德的警觉。他用清楚的措辞说道，他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建立在科研基础上的原理，它是心理科学的一部分。他提醒他的追随者们：精神分析师的必备条件是专业训练，和包括内科医生在内的所有候选人都需要掌握的个体精神分析。
在美国，不仅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无视他的直言教诲，而且在他于1939年逝世后，多数不是医生的精神分析师在这场运动中被免去领导层的职务，甚至连弗洛伊德亲自培养的也不例外（Vandenbos，Cummings，＆Deleon，1992，p.74）。因此到了20世纪中叶，“心理治疗”在美国就几乎完全地“医学化”了。这一情况巨大地改变了精神分析和相关精神病学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社会力量，使其沦为美国医学上层的小众分支，而且从那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如此。
移民心理学家挑战行为主义
美国心理学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源于1930年代大批欧洲知识分子移民美国。在欧洲的中部和东部，法西斯主义造成他们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祖国工作。这些新移民当中有不少心理学家受过心理学学派（比如格式塔心理学）的训练并仍然活跃其中。这些学派不仅不排斥心灵论，而且信奉对心理、现象学和动机的见解。
在这些刚入国籍的人士当中，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933年从柏林来到美国，后成为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hler）和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成了纽约新社会研究学派的“流亡大学”的组成部分，开辟了正面挑战美国行为主义还原论、并以实验为基础的心理学。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戈尔德斯坦（Kurt Goldstein）专攻“整体论”的研究，将格式塔学说引入当代神经学的主流。
迫于美国心理学主流保守势力施加的压力，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史无前例地搁下了对于谁来领导下一届学术界的讨论，认真考虑起了眼前的这一系列问题。于是，1935年产生了这样一项纪录：大约2000个APA会员上书请愿，支持成立一个新的、进步的、活跃于社会的组织——社会问题心理研究社（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Issues）。这一组织的目标是——
鼓励研究心理学问题中与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最紧密相关的部分，帮助公众和议员在制定社会政策的过程中理解和使用人类行为的科研成果。（Krech＆Cartwright，1956，p.471）243
六分之一以上的APA成员积极响应，加入了这一新组织。（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为这个新的、“左倾”阴谋性的组织设立了一个新的秘密档案。）于是，美国的主流心理学有了第二次为建立“人间天堂”作出贡献的机会。
道拉德和米勒测试精神分析科学
在美国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圈内，将弗洛伊德的原理转化为行为主义的科学语言成了学院派心理学的新方向，这给精神分析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40年代在耶鲁大学主持的一项主要研究成果中，约翰·道拉德（John Dollard）和尼尔·米勒（Neal Miller）试图通过“刺激”“反应”和“强化”这些词汇，用可试验的假说来重申弗洛伊德“定律”。他们希望对实验心理学的严格测试能够改进并明确这一分析性的学说，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行为科学。
但是，道拉德和米勒（1950）很快就发现：就连弗洛伊德最基础的概念都难以转换成实验心理学的确切语言。这就好像他们在尝试给电脑编程，让它写出浪漫主义诗歌的诗句；结果呢，不但糟蹋了诗歌，而且白白耗费了电脑程序员的精力和技术。在行为疗法可圈可点的历史中，威尔逊（Terrence Wilson）评述道：“将精神动力学疗法转化成……学习理论，对于临床革新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因为［道拉德和米勒］仅仅是在对心理治疗本身进行重新解释，并没有提出不同的概念和治疗方法”（1989，p.247）。
请记住，道拉德和米勒曾试图说明行为主义取向在方法上是成熟的，它有足够的能力把握精神动力学的概念构架，从而证明行为主义是有价值的。他们并没有真的打算把精神动力学的概念构架归入严格的行为研究。事实上，这种心理学的形式在1940年代太不受欢迎了，甚至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建议。
费斯曼和弗兰克斯（Fishman＆Franks，1992）这样形容精神分析在1940年代至高无上的地位——
唯一可行、可接受的心理治疗形式建立在由医生主持实现的精神分析的前提基础上。心理药学家相对来说贡献很小，唯一非医学的正面影响来自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心理学家没有提供什么实际价值，于是他们开始质问自己，本科三四年的时间价值何在？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都在强调行为主义科学家们的方法论，到头来却发现临床心理学的毕业培训和最后的求职申请完全依靠医生的慈悲心肠和医生在精神动力学方面的辅导。244
一旦摆出这些情况，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是个盛行一时的精神疾病病理模型了。人们认为行为障碍必须由“病原学”来找出原因，并给出某种“治法”。自此，重点集中到了“诊断”“病人”“疗法”和“治疗”上。对精神紊乱的治疗仍是尚待解决的医学难题，非医学（出身）的心理学家却顶多在疗程中当个助工。（p.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