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性的解剖

依赖性的解剖

一位日本的精神病学家土居健朗（Takeo Doi）写了一本书叫《依赖性的解剖》（『「甘え」の構造』），试图解释理解人类心灵的日本取向和西方取向之间何以有如此深的结构差异。449

“甘え”和“自分”

土居的根本的焦点就在于“甘え”（amae），就是对于被动的爱的需要。至少从一种意义上来说，甘え是种普遍现象。所有初生的婴儿都有甘え，就是说所有的婴儿需要得到宽容放任的、保护性的、养育的爱和照料。婴儿无法甘える（amaeru，动词形式）就被说成是有依恋问题。这样的婴儿的生活大都多灾多难。我看到过这样的观点：没能成功地建立起依恋关系的孩子可能显示了儿童自闭症或脑部损伤的第一个征兆，后者是由于母亲滥用药物带来的胎儿应激反应引起的。我们也知道，如果小宝宝的甘え没能得到满足——即使别的任何需要都得到满足了——他也不可能茁壮成长，不久就会夭折。正因为这种对于人类的爱和接受的深沉的需要，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医院的婴儿室里，你会看到护士们和助手们触摸着、按摩着那些初生的孩子，还和他们说话。类似甘え的人际联系对于生存来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必要条件。

在他的著作中，土居把甘え这个概念在日本人中扩展到了童年期、青年期甚至成年期。他坚决主张，这种人际互动关系的特殊形式就是使日本人从情感上和心理上成为日本人的东西。通过观察日本的精神病人，土居建立起这样一个假说：大部分情感失调都是由“对于甘える的受挫的渴求”引起的（1971，p.19）；情感动荡的人们无意识地希望成为他人的爱和养育的“被动对象”，但是在这上面受到了挫折。

土居说，这样的人从根本上缺乏“自分”（jibun），或者说，对于自己或自我的有意识的觉知。自分就是用来“检验”甘え的：

［在1961年］我曾［对］日本精神病学和神经学协会宣读过一篇论文，里面强调了：这种对于自分的觉知假定了存在一种内在的渴求想要去甘える，并且使后者作为那种渴求的对立面被感觉到了。简而言之，有自分的人就有能力检验甘え，而一个处于甘え的怜悯中的人没有自分。这对于所谓的普通人来说是真实的。（Doi，1971，p.19）

我们都拥有甘い（amai，形容词形式）的朋友，就是说，这些朋友“寄托于两人之间存在的某些特殊关系而放纵自己”（Doi，1971，p.29）。也许我们也有那么些关系，在其中我们是甘い。在西方，在我看来，这说的与其说是朋友关系，不如说是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罗曼蒂克关系，不过我觉得你已经懂得这个意思了。

我知道那么些治疗者，他们在治疗的关系中默默承受着难以置信的大量的甘え。他们总是这样来让这种承受正当化：“那是允许病人来测试这种关系的限度”；在罗杰斯心理疗法中，这种承受甚至是病人跟治疗者关系的一个特性。（正如我们在第十八章看到的，治疗者需要去甘える，这看来成了那些爱骚扰的病人的根本口实。）对于我在本书中叙述过的许多事例，甘え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组成部分。举例来说，卢克（见第七章）在家中从来没有得到过情感需求的满足，他对于去甘える的渴求曾受过严重的挫折，于是在他情感绝望最严重的时候，他在表达甘え和压抑甘え之间激烈地摇摆着。450

在阿德勒心理疗法的词汇中（见第八章），溺爱、忽视和虐待深刻地影响着孩子的一般心理成长。被溺爱的孩子不可能发展出一个可靠的自分。受忽视的孩子永远不知道别的孩子通过作为他们父母的亲子之爱的被动对象所领会到的安全感和联系。受虐待的孩子，他们所遭受的比渴求去甘える受挫更多；他们还知道要信赖那样一些人，后者的最重要的需求使他们不得不面对残忍野蛮的虐待。

日本社会的心理学基础

现在我试图把本章谈到的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断片整合为一个前后一贯的整体。请试试一口吞下它吧。如果你肢解它，那是西方风格，较之把它接受为一个整体，肢解它你能得到的就少得多了。这个问题很根本：前面我被迫把一些概念予以简单化，省略掉了一些重要概念，比如日本人对内部和外部的决定性区分，被约翰逊（Johnson，1993）认为是日本的自我性的纽带。你的工作也被这一事实弄得困难了：这些观念中的许多都互相联系，被一个叫作“日本人论”（Nihonjinron）的核心概念整合在一起。它就是日本人的独特性的认识。它被许多的西方社会科学家认为是一种“关于日本人生活的包含价值观的观点，它对文化中的被预设为是日本社会独有的、杰出的部分采取了膨胀的、自我褒扬的肯定”（Johnson，1993，p.11）。日本人论是对于那种文化认识系统的速写，它断定日本人从遗传学上说是独特的，而在他们自身中间是同一的。然而只要你开始仔细地考察它，这个观念大部分就会轰然倒塌。那么，这里将是对于日本社会的心理学基础的一个简短的心理人类学解读。

对于孩子来说，与母亲甘える，作为婴儿展现天然的依赖性（Johnson，1993），这是很自然的。对于母亲，欢迎和支持这种依赖性也是自然的。孩子生来是未开化的、没有建立任何联系的存在。他们的生物的和情感的需求是他们与文明的唯一联系。倘若母亲的行为是自私的、自我放纵的，那么她们的孩子的整个未来就危险了。作为好的母亲，真正完美的母亲，她们必须成为孩子的一切所需的源泉。

在生命的最初几年，离开母亲陪伴的生活对于孩子是不可想象的。母亲为孩子的每一个需求作好的准备，满足他们的每一个要求，并且无视他们的任何反社会的行为。正如你可以想象的，在日本，乘坐拥挤的汽车或火车时若有带着小孩的母亲在身边，那将是最不愉快的经历之一。

当孩子渐渐长大，他们的自分就开始自然地出现。他们冒险出去和他们的朋友玩耍，学习他们最初的日本性情，并且在老人和权威人物面前初次显露出礼貌的迹象。在家里他们仍旧是被放纵的，而他们所有的希望和需求都受到照料。在母亲眼中，他们在家里的那种幼儿期的依赖性是正常的、“健康”的，同时他们对于外部世界所期望于他们的东西逐渐有了感知。451

四五岁的日本小孩在西方人眼中是个谜，因为他们在家里、在父母身边的行为在我们看来是不可容忍的；而在社会团体中，他们的行为却异常成熟，而且对任务全神贯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极端的分裂。学龄前的孩子，如果他妈妈没把他的小饭碗装满，他就会冲妈妈哇哇叫；可是给玩伴提供日常点心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变了个模样，而且受到尊重。这些孩子在家的时候，如果完成什么任务时遇到了挫折，他们会在野蛮的怒火中把那东西扔向母亲；而当他们在游戏团体中受到了挫折，一句和蔼的“我慢する”（“请坚持”）就能立即让他们回到任务中。

这些孩子永远不会把一个使他感到挫折的玩具扔向老师。为什么？因为她是“外部的”。对于已确认的外部，他人（tanin，几乎所有的“公众场合的”人们，比如政府官员、老师、镇上的或邻居中的老人，不熟悉的工作伙伴），人必须带着“远虑”（enryō）或自我约束来行动。孩子在老师面前的行动就是后者对孩子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母亲所能知道的一切了。在公共场合捣乱会给孩子、给母亲、给他们的整个家庭带来羞耻。在家里孩子不知道什么羞耻。“在身内（miuichi）中间无须远虑”，这是日本人孩提时代的黄金律令；和自己的内部圈子成员在一起是无须自我约束的。但是，老师位于某些中间地位，她很清楚地是得到了家庭的认可的，然而她是外部的人。这样的状况就引出了一套精巧的形式化的交往体系，我们就把这种体系看成是日本人的礼节。

然而在火车上或饭店里或商店里发生着什么呢？这儿的日本孩子在西方人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小怪物。这里没有传说中的远虑礼节的任何迹象。土居解释道：

在亲戚关系中……远虑的缺乏和甘え有关，而如果对“陌生人”缺乏远虑就不能同样这么说了。在前面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踌躇不前的，因为甘え的关系意味着不存在障碍；而在后面这种情况中［火车上、饭店或商店里］障碍是存在的，但这里没有拘束是因为障碍没有被有意识地感受到。这一点很重要：无论是高度的甘え还是它的完全缺乏，两者都会引起彻底地考虑不到他人。的确，［在临床实践中］往往可以发现，对陌生人显得最冷淡最冷漠的人，往往就是那个在家庭中最自我放纵地显示着甘え的人……简而言之，一个人如果是习惯于甘え了，那么当他来到一个地方，发现自己无法甘える时，他就会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地行动。（p.41）

日本的婴儿、孩子、男人在家里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的放纵感把他们同他们的母亲、妻子有力地结合在了一起。新婚的日本女人可能害怕的事比不能与她的婆婆好好相处多要多。而一个新婚的男人，如果让他在与母亲的长达一生的甘え关系和与一个同他差不多年纪的女人之间的崭新的关系这两者当中作出选择的话，他就处于一个很难对付的境地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相信，位于这个三角中的新婚妻子注定要失败。其实，我在日本最要好的朋友，她遭到她同龄女子的很深的嫉妒，因为她丈夫的父母在他结婚之前就都去世了。452

正如我所希望的，你们看到了，对于日本人来说甘える就是去接受这样一种责任：每个礼拜要表现上千次小小的好意，而在整个一生中要有百万次。因为我们拥有自分，即使在家，我们也几乎不可能逃脱那种有意识的承认，即我们对母亲（当然在略低些的程度上对于父亲和哥哥姐姐）所负有的职责义务。于是甘える就产生了恩，即直觉地经验到的责任。

当孩子长到十来岁，恩就开始联结成为义理。他们“属于”他们的家庭并不仅仅因为在那儿他们能够甘える，还因为家庭是他们的责任网络不可替代的中心，而这网络实际上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结构。还有，倘若你还记得那僧人所说的，还记得麦琪的主人家庭——对了，义理不断地渴求着人情。

由责任建立起来的情感纽带

学生们，想想你的父母为了让你上大学所作出的“牺牲”吧。想想看他们为你矫正牙齿所花的钱能够帮助他们自己生活得更舒服。想想看他们为了带你买东西、看你朗诵、为你缝制童子军徽章、忍耐你作为未成年人所表露的情感风暴所花去的一个个小时吧。在你的家庭关系中，对于这些甘え的基本事例的记忆就是鲜活的材料，它们在你的心灵中培养出了爱、感恩、联系、倾慕这些感觉。当你思考这些事例时，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了某些情感（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感受得到的），那么你就是在经历着人情——即使狂热地信仰日本人论的日本社会科学家说美国人是不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

父母们啊，用那破旧的露着针脚的手帕擦干眼里的泪水吧。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们回报什么呢？好吧，你们所要求的就是……我想在这个国家中每个高于12岁的人都能完成这句句子。在我们整个文化中，它是那些真正的最为有操作性的（而且也许是不真实的）叙述中的一个。有些母亲用以完成这个句子的语言会让她们的后代蜷起脚趾，咬着牙发誓说他们宁可没有生下来。你们一定熟知这样的话：“我不为我自己要任何东西；我只希望你们快乐并且……”实际上她说的是：“带着愧疚活下去吧孩子，我永远也不会把系着你的情感的钩子放开。也许你能活到90岁，但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仍旧是‘孩子’，而且你永远也不能完全解除你对我的责任。我是如此彻底地无私，以至于我永远也不会把你从这责任中解放出来——因为我永远不会承认它在那里。”

每当日本的心理学家对我说北美人不可能懂得恩、义理和人情时，我只是笑笑。然而我们确实并没有围绕着这些概念建立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不崇拜它们。此外，我们住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美国黑人孩子，还有20%到30%的别的孩子，都成长于单亲家庭。在我的故乡，当我去市场时，用手推车推着婴儿或初学走路的孩子的人中，大部分都是比我的大学学生还年轻的女子。我们美国人从机体、情感和性上对孩子施虐的比率从任何可能性上来讲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当日本人把我们看成是有感情的机器人，总在试图活出万宝路男人的奇幻生活时，我希望他们是错的，但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从哪儿得到这种印象的。453

对于日本人，甘え是精确的文化实践，它把他们的社会黏合在了一起。普通的日本人永远无须面对“分离的幻象”，就像埃里克·弗洛姆会说的那样。每个日本人都拥有需要几辈子的时间才够去履行的义务、职责和责任，这样才能完满地表达他们对爱他们的人的感恩之情。对于他们すまない（那还没结束）是一个承诺的标记，是他们作为人类存在的完满性的证据。

甘え的世界在日本人中间建立起了一种特定的消极性（Bester，1971）。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干涉了存在于他们自己的直接领域之外的现实，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干涉别人领域中的事物。这样也许就破坏了他人的和谐处境，或者说就再也不能在那个人的生命中产生出更多的恩了，于是自己的生命亦然。对于别人生活的干涉是破坏性的，它起初破坏的是他们自身的平衡，但潜在地也是在破坏整体的和谐，就是“和”。

在麦琪的事例中，那个家庭永远、永远、永远也不能直接地干涉麦琪私人的恩。他们不能教她如何来行动，除非是在最最表层的“正确的行为”那个方面。不过他们能够察觉、解读、感受到麦琪的不快乐。可怜的人！她没人可以去甘える。她无法体验到联系的快乐。她需要伙伴，许许多多的伙伴。如果她不能同母亲甘える，那么也许她可以同祖母。如果那也没有用，那么也许曾祖母知道那么些神奇的魔法可以使用。他们不是在干涉；他们只是在试图对本性作个小小的推进。

谁能忍受没有人情的生活呢？美国想必是一个非常悲伤和孤独的地方。怪不得那儿有这么多的罪恶、暴力和儿童虐待。对于美国人，整个世界必然是可恶的、冷冰冰的，差不多整个就是个商业场所。“这是真的吗，”在日本我曾数十次地被问及，“美国的父母们从来不给他们的孩子制定一个‘计划’，以便让他们知道该如何生活？”“完全是真的，尽管难以置信，”我回答道。“那么美国人是如何从行动中得到满足的呢？当他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们取悦的是谁呢？他们的生活难道完全是随机的、无目的的吗？”

尊敬的读者：仔细看看你周围。什么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最诚实的回答呢？454

如果你来自那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普遍接受的是像一句古老的日本谚语所说的那样“你只要待了一夜，你就蒙受了恩”，那么你马上就会被纠缠于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了，而这些关系未必是互相一致的。由于我希望成为一个好的儿子、丈夫、父亲、雇员、老师、治疗者、同事和邻居，我将使很多人失望，将无法满足许多人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

恩意味着一个人由于接受了一个恩惠而领受了一种心理上的负担，而义理意味着恩带来了互相依赖的关系。如今，通常被视为是义理和人情的冲突的，往往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对我都有恩惠，而他们之间是互相对立的；于是满足了对于其中的一个人的义理就意味着忽视了对于别人的。对于那样一个人来说，当然，理想的是对所有有关的人都保有好的愿望，但导致冲突的是实践上的困难和不可能。这冲突的本质，换句话说，并不仅仅是他不得不留下一个而拒绝另些个，而是他被迫要违背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再换言之，在这内在冲突背后的动机力量就是那样一种渴望，渴望维持这好的意愿：当然，那就意味着他的甘え。在这联系中有个有趣的事实：すまない这个词所表达的情感最经常地就是在义理关系中被体验到的 ……すまない这个词被用来作为固守他人的好的意愿的一种方式。（Doi，1971，p.35）

我仅仅能够想象，如果我早几年就对这些有足够的了解，以便能告诉麦琪，当那个家庭拼命地努力为了使她能够甘える时，她应当发自内心地回答说：“すまない！”——如果这样，事情会是多么好，至少是多么的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