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的理论：完整的、有意义的人生

阿德勒的理论：完整的、有意义的人生

对阿德勒心理疗法的因素作回顾以前，你先得理解一些作为这理论结构的基础的东西。阿德勒的庄严伟大的、综合性的理论是他自己的创造。它的基础是个结合体，里面有他从他那些医疗病人那儿学来的东西，关于战胜不幸；还有那些来自他个人成长经历的东西。

阿德勒的理论很少有——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得自弗洛伊德主义的建构和原则的东西。阿德勒把性动机和人类性情结构中的无意识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都最小化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对于本能生命的研究，而阿德勒研究的是社会生命。仅有的一个两者都同意的基本事实，就是儿童的早期经验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那是成人人格强有力的决定因素。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他的理论在它的科学逻辑上是“美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阿德勒的理论并不美丽。它是个实践性的、合情合理的，甚至显而易见的陈述，关于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复杂而艰难的世界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基础是对如下事实的分析：我们每个人如何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

四个原则

四个原则支撑着阿德勒理论的结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往往倾向于把这些原则看成“纯粹是常识”而打发掉。不过，在试图理解人类存在时，人们可能会依赖比“纯粹”的常识更坏的东西。138

追求意义和价值　 阿德勒理论的第一个原则的基础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原则，还有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关于进化论“进步”的哲学。

严格地讲，达尔文主义者并不信仰“进步”。他们认识到的是，由于世界的状况的变化，对于生物体的各种变异存在着“自然选择”，选择出最适应于特定状况的变异体。在这样一个进化过程中是没有“方向”的。生命在不断地进化，但一个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并不认为生命是朝着某些终极的完满状态来完善它自身的。

另一方面，斯宾塞更是个属于启蒙时代的人物。他相信人类本性和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向着更好的状况进化：

知觉的存在从低级样式发展成高级样式，在这之上是这样的法则：优越者会因其优越性得益，而低劣者会因其低劣性受苦。与这个法则保持一致，这曾经是必需的，现在也仍旧如此——不仅为了生命的延续，而且还为了快乐的增长。（Spencer，1907，p.170）

阿德勒完全地把斯宾塞的社会进步观念整合进了他的心理学思想。他相信进化是被引向一个终极的完满——就是说，人不仅仅是存在着，而是在向一个更完善、更公正的人类共同体进化。亚里士多德和圣托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认同这样的目的论（teleological）观点——生命拥有存在的目的——并且阿德勒相信，人们为改善他们自己、改善他们的孩子们的未来生活所做的一切都暗含着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阿德勒不是一个特别宗教性的人。他是作为一个犹太教徒成长起来的，妻子也是犹太教徒，但他年轻时就转向了新教，甚至他们的孩子们也接受了洗礼。不过我不认为他的目的论本质上是个宗教理念。我认为，他相信人类确实有能力向着越来越高的生命形式进化，无论是智力上还是情感上。阿德勒对于完满性的信念肯定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品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一个新的人类将彻底消灭不公、剥削，还有以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行为。

阿德勒相信，人类存在的目的就是在他们的生命中寻求意义和价值。他不相信性驱力是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压倒一切的动机。在阿德勒的理论中，性在生物学层面上仅具生殖功能，在社会层面上具有权力功能。作为一个动机，性不能用来解释一般的男人和女人的巨大的希望。

阿德勒相信，人类注定要去寻求他们的终极的、真正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表现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中。在一个较早的进化阶段，他们也许是被侵略驱力引导着，这种驱力确保他们能在竞争求生之地的生死法则下存活下来。但是，阿德勒主张，由于我们已经从那一阶段进化出来了，我们就发展出了一个社会利益的动机，那是对于伙伴感的内在的能力，是生物学的驱力，可以在人类种群中最高度进化了的成员身上找到其特征。139

在我们离开这个观点（我想你们会觉得这颇为抽象，初读之下难以把握）之前，我必须再说几句：阿德勒觉得获得伙伴感的能力是人类进化的首要驱动力。因此，在大部分人身上，这与其说是现实，还不如说是潜能。故而他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即教育、政府、医学，还有宗教，都得同心协力去工作，以在种群身上唤醒这种潜在的动机，尤其是在孩子们身上。

阿德勒主张父母身份是人类存在的最高呼唤，因为就唤醒孩子身上的社会利益动机而言，父母的机会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父母都既有这个机会、又有这个义务去改善全人类，通过在社会中增加“觉醒”的人数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些“觉醒”者将会愉快地为公共的善而一起工作。

你是否有过那样的父母、老师或教练，他们曾告诉你你还没有发挥出“完全的潜能”？他这样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阿德勒的意思是这样的：作为种群的成员我们大部分人都辜负了我们的潜能，这种潜能就是说我们内在地都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和他人建立起最完满的人际联系。此外，我们总会感受到一种存在论上的空虚——存在的虚无——直到我们的这种特殊的人类能力被全面地开发出来。对于阿德勒来说，我们的拯救最终就在于学会互相去爱。自私是个孤立的进化的逆流，是条死路，在那儿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成就、价值、意义或自我实现。

自卑情结　 阿德勒理论的第二个基本成分是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生命的根本法则是克服缺陷”（Adler，1933，p.48）。阿德勒断言，作为一个人，就得不断地觉知到自己的无价值和内在的弱点。为克服这种内在的自卑感而作的无尽的努力就是人的努力的根本动力；“自我的价值感是不能被贬抑的”（Adler，1968，p.100）。

阿德勒认识到，我们都是怀着不足、虚弱、无助的感觉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感觉的基础可以是机体的现实或心理的现实，但在任何一条道路上它们都是不可避免的。机体上的自卑感可以由任何“器官弱点”引起，比如视力不好、身材不高、儿童疾病，或身体协调的缺乏。心理上的自卑感来自兄弟姐妹的竞争，在父亲周围感到虚弱和无权力，还有在那俄狄浦斯形势下认识到自己的卑下地位。此外，阿德勒还认识到对于性别角色期望的社会不公正如何地把自卑感灌输给了孩子——这里，他显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140

孩子们从事着一个长达一生的斗争以发展他们的人格，希望能最佳地抵偿他们机体上和心理上的自卑。正如马戏团的人们通过展示他们异乎寻常的身体力量和非凡的机体技巧来补偿他们器官上的弱点，我们也都在发展着我们人格的外在方面，以补偿我们自己认识到的弱点和自卑。

常常地，病人的机体健康史有助于我们对他或她的自卑情结的关键方面有所洞察。阿德勒相信，机体健康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候崩溃，当环境所要求于人们的正是他们最大的缺陷。于是胃弱的孩子，长大就会生溃疡。不过，通过学着去强化他们的胃，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也能成为外科医生或护士——有能力完成那些我们也许会因为没有一个“足够强健的胃”而无法去完成的任务。

我4岁的时候患上了令人沮丧的结巴。对于我选择成为一位职业的谈话者，作为治疗者和教师，来补偿这个发育中的“弱点”，阿德勒应该不会感到吃惊。我相信，到时候我的病人和学生会希望我生来就有类似的听力弱点。

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由自卑情结产生出的努力从根本上说是个消极的努力。和社会利益动机不同，自卑情结并不引向自我实现和成长。它引向的是补偿，为优越性而努力，以建立起我们自身的安全感。因此自卑的动机常常把人引向那样一些和他们的最伟大进化论价值恰恰相反的方向。我的人的本性常常和我的人类目的论目标相矛盾；做那些我希望会使我变得无懈可击的事情，实际上却会令我变成不完整的人。总体而言，这一冲突位于一切心灵障碍的根源，尤其是神经症。

精神生活的结构　 阿德勒的第三个重要观点，说的是定义了人类人格的“情结”的中心地位。就我们克服缺陷的努力而言，这些情结成了创造性的但神经症的虚构（neurotic fiction）。自卑情结是一切其他情结的核心。不过在我们大部分人身上，这些自卑的感觉被我们以掩盖它们或补偿它们的方式罩上了面具。

在这里，内在性这个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阿德勒和弗洛伊德共有的：一个人的人格表面上所显示的东西，实际上也许透露出无意识层面上和它恰恰相反的反映。因此对于阿德勒来说，一个被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病态地拒绝吃东西）的年轻女子也许正表达着真正强烈的饥饿（渴望食物，同样渴望爱），但是，由于直接表达她的需要会在别人面前暴露出她的弱点，于是她就发展出了神经症的虚构：她没有食欲。

男性的抗议是这种神经症虚构的原型。那些觉得女性特质使她们虚弱、易受伤害的女孩子会采用一种“男性情结”来补偿这种恐惧。类似地，男孩子如果觉得他们的男子气不够强，就会成为校园里的暴徒，以此隐藏他们所恐惧的弱点。我那位熟人，就是不断地揭发秘密同性恋者的那个人，他仿佛是在对世界说，世界上谁也不能混淆他的性取向，也不能怀疑他对女性的吸引力。141

对于这些发展出夸张的神经症虚构的人们来说，特征在于，在某些基本的层面他们因为失去勇气而痛苦着。他们不相信正常的补偿系统的充分性。他们不是仅仅通过装扮来隐藏污痕；他们成了美丽的女王和时尚的独裁者。仅仅做好测试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得为失去的每一分挑战教授。

当然，问题在于，这些“深深地丧失勇气”的人们，他们夸张地寻求凌驾他人的社会权力的“虚构的胜利”，以此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价值（第一个动机）。社会权力——他们无意识地认为——将成功地隐藏他们真正的不安全感（第二个动机）。从阿德勒的视角看，这些人在试图避免行使真正的社会利益，因为那一层次的伙伴感让他们感到自己脆弱、低于他人。

结果就是大量的自我欺骗。美丽的女王开始觉得自己比任何别人都好，却仍旧感到可怕的孤独和受轻视。激烈、麻木的运动员感到自己无法向任何人敞开心扉。还有那些阴柔的同性恋男人，他让自己成了社会边缘的人，和任何别的男人都没有非性欲的然而亲密的友谊。

情结的种类有很多很多。较为明显的一些是这样的：

●自卑情结。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被期待去解决问题或承担责任。

●厄勒克拉/俄狄浦斯情结（Electra/Oedipus complex）。她找不到任何像她父亲一样好一样美妙的男人了。他无法解开那根把他和关爱他的母亲联系在一起的裙带。

●救赎情结。她知道唯一的正道。倘若你没有被转变、拯救和救赎，她就睡不着觉。而一旦你如她所愿了，她就会离开你，去拯救下一个罪人。

●证据情结。他们不相信或无法相信任何东西，直到每一段证据都呈现了六次。（和这号人谈恋爱可不是什么开心事；他的不安全感永远是你的过失。）

●领袖情结。这样的人总是认为那是她的舞会，或她的晚会，或她的主意。倘若你不让她当明星、注意力的焦点或者主席，她不会参与。

● “不”情结。什么都是错的。无论你要他做什么，他都会反其道而行之。

原型作为自我的基础　 一个人儿时的原型（prototype）是出现在成人人格中的特定情结的基础。阿德勒的第四个观点的精髓在于，个体的“生活的风格”（style of life，有些阿德勒主义的作者写成生活风格［life style］）是她或他的哲人石。汉斯·韦兴格（Hans Vaihinger）的哲学对阿德勒影响很大。韦兴格在1911年发表了《“仿佛”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As If”）。他写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我们栖居于其中的世界，借助我们对世界所作的假定。这些创造性的虚构既是意识经验的产物也是无意识经验的产物，它部分地是我们的天生气质的反映。142

倘若你同意维尔·罗杰斯（Will Rogers）所说，即你从不结识你不喜欢的人，那么你就将这样过你的生活，“仿佛”每个你新认识的人都将是你的朋友。倘若你认为学院是那不爱你的父母加到你身上的酷刑惩罚，你也许就会这样来经历学院生活，仿佛那只是痛苦地又没有成果地浪费时间。倘若你相信生命拥有神秘的创造性力量，阿德勒相信，你将这样度过你的生命，把完满的表达给予“那力量，它在渴望中表达着自身，那渴望针对发展、奋斗、收获——甚至针对：通过在某一个方向努力奋斗争取成功，来补偿另一个方向上的失败挫折”（Adler，1929，p.1）。

然而，神经症病人的生命开端往往是个消极的“仿佛”，它引导他或她采用那样一种生活风格，或原型，和消极的成见相一致。关于这一点阿德勒给出了如下例子：

也许，通过一段关于三个小孩的佚事我就能说明这一点。这三个孩子第一次被带进动物园。他们站到一个狮子的笼子前，其中一个缩在母亲的裙子背后说：“我要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非常苍白并且颤抖着说：“我一点也不怕。”第三个孩子，瞪着那个狮子，凶猛地问妈妈：“我能对它吐唾沫吗？”这三个孩子都确实感到自卑，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各自的感觉，和他的生活风格相一致。（1931，p.50）

个人气质和社会学习的相互作用引导孩子成为他或她自身人格的“创造性的艺术家”。作为一个孩子，我面对世界时是有点害羞、谨慎的风格，而我妻子的原型是多话的并且——没有好一点的词了——跋扈的。在刚被介绍进幼儿园班级时，我低头走向阅读角，希望没人注意我。而我妻子刚进幼儿园的时候是吸引人的，她监视着，试图改善班级的规则。在小学里，我把许多时间花在读名人传记上；她则把邻近的孩子们组织进虚构的教室。我们都成了教师，但我们借以到达那里的原型恰恰相反。

伙伴感的胜利

现在剩下的任务就是把原型或生活风格概念同模型的其余部分整合起来。请记得，我们的工作怀着两个动机。第一个动机——社会利益的意义驱动——需要在我们大部分人当中被唤醒，因为作为种群的成员，我们并没有充分地进化。第二个动机，我们根本上的无助感和自卑感，它是根据某个仪式化的方案得到解决的——那就是我们各具特征的应对世界的方式。这一解决是通过我们那带着原型或生活风格的个人经验得以完成的。

当这一方案取得了成果——就是说，当原型增长了我们的伙伴感，从而解决了我们的自卑问题时——我们就位于正确的轨道上，并且能够现实地期望过上快活而多产的人生。但是如果那方案没能使我们亲近社会，我就没能发展出那来自觉醒的社会感的内在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自卑感就加强了，这使得我们防御性地加强我们原型的防护盾；这样就夸张了我们的行为，到时候就产生出了神经症情结，它更进一步地阻碍了我们发展出真正的人际关系——同我们的家庭，还有伙伴。143

神经症的系统是这样的系统，在其中，生活风格变得如此僵硬、如此自我保护，以至于通过真正的人的兴趣来丰富生活的可能性彻底地被抑制了。我们的“胜利”变得越来越虚幻了。对权力的关注、受不安全感驱动，成了我们生命中运作着的唯一的动机；这样我们的神经症就加深了。我们变得越来越孤独，而我们的世界的“仿佛”图景变得更险恶，少了滋养、多了淤塞。

这一状况的坏处在于，我们的社会利益动机也许再也无法被完全地唤醒了，于是也许就再也经历不到任何真正的伙伴感了。那结果，要么是自杀，要么是疯狂，这两个主题都是阿德勒深感兴趣的。

但真正的问题，与其说在于我们所经历的自卑感，倒不如说在于生活风格的选择（请看看马戏团的人们，还有阿德勒自己，作为例证）。请记得，对于孩子来说，最大的害处就是失去勇气；还请记得，阿德勒从他那不幸的父亲那儿得来的最大的礼物就是鼓励。鼓励是产生富于成果的生活风格选择的关键。我的鼓励得自那样的人们，他们重视阅读和思想；而我妻子的鼓励得自那些重视礼仪和规范的人们。倘若孩子们都被按照正确的模型予以了鼓励，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遍及西方欧洲和北美，阿德勒主义者们建立了无数的儿童指导诊所。

三个大错误：虐待、忽视和溺爱

坏的家长模型——例如，喝醉的父亲或抑郁的母亲——就没有能力激励他们的孩子走向真正的富于成果的原型。成人行为的坏的模型带来的丧失勇气，在严重失调的孩子的案例史中常常可以找到。不过，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也会播撒下神经症的种子，通过父母的这两种最常见的错误：溺爱和忽视。

在阿德勒的著作中，他对溺爱的致病效果很感兴趣。在有个观点中，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中有许多都是“被溺爱的暴君”作出的神经症的结论，这“暴君”耿耿于怀的就是别人得满足他的任何需求。被溺爱的孩子从不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从不满足于为自己“做”事。被溺爱的孩子作选择只是为了取悦自己，根本无视这些选择会如何影响他人。这样的孩子从来就不能克服那最深的自卑感和无助感（想象一下，被溺爱的新生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失去了家庭和朋友的直接的支持，那该是多么的可怕），而且也从来都经历不到为别人做好事带来的真正的喜悦。144

溺爱的反面——忽视，对于正在发展的儿童原型的形成过程来说，其破坏性至少不亚于溺爱。被忽视的孩子生活在永久的恐惧中，他们害怕被抛弃；因此为了生存，他们得尽其所能压抑一切的爱和用心的付出。被忽视的孩子会非常难于认识到他们获得伙伴感的内在能力。因为他们常常被迫独处，带着强烈的愤怒、痛苦和无助的感觉，他们甚至难以理解和经历到即便是暂时的积极感觉。这样的孩子——我觉得我们在非常老套的“有阳刚之气”的男人中间已经看得太多了——长成成人以后，往往在情感和肉欲上都是过度克制的。

出生次序的重要性

对于生活风格，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孩子在家庭中的出生位置。阿德勒相信，这个因素对于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尤其显著，当第二个孩子出生时，这第一个就得同在家庭中的心理降级作斗争了：“他们是过去世界的倾慕者，对未来世界却表示悲观”（Adler，1931，p.147）。

第二个出生的孩子在两个世界中都拥有最好的，他前面有年长的兄弟姐妹，后面有比他小的——除非，这个第一个出生的是女孩、而第二个出生的是男孩，这样一来，家庭群体就会在这两个孩子身上触发某种形式的男性的抗议。

不过阿德勒发现，家里的最小的孩子是最危险的：

原因通常在于，一切家庭都是那样地宠爱他们。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永远不能独立。他失去了勇气，无法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最小的孩子往往野心勃勃；但最具野心的孩子是懒孩子。懒，是野心掺和了失去勇气的标志；野心是如此的高，以至于个体觉得没有希望实现它。（Adler，1931，p.151）

独生子，与此相反，“往往是快乐而亲切的，在此后的生活中，他们会发展出迷人风度以取悦他人，因为他们会以这种方式训练自己，无论是在早年生活中还是在后来的生活中”（Adler，1929，pp.111_112）。如果你是这些“快乐而亲切”的独子中的一个，不要太骄傲了。阿德勒继续说，独子正因为这表面的魅力，常会有很坏的结果。他的观点是，最好的结果通常是那些在大家庭中被抚养长大的孩子们获得的。

以帮助他人为基础的治疗

阿德勒心理疗法是直接地从我这里概述的理论得出的。神经症病人被认为就是深深地失去了勇气的受害者，通常是儿童时期——也就是原型正在建立的时候——遭到溺爱或忽视的结果。治疗的难点在于发现创造性的办法，以便让病人的生活风格变得可以改变，这样他或她的社会利益动机就容易被唤醒了。以这种方式那个人会更直接地发现为他人服务的生活所带来的奖赏。145

经过详细检查，可以发现神经症病人是被置于测试情境中的一个个体，他试图解决他的个人野心中的利益问题，而不是公共福利的利益问题。（Adler，1932，p.91）

通常，阿德勒要求他的病人这样开始治疗：把他与他童年最难忘的故事、事件或梦境联系起来。他主张，对于原型、对于病人自卑感的独特源泉，关键往往可以在这些早期的记忆中找到。随着治疗的展开，通常是通过分析梦境中隐藏的无意识的矫正性暗示，阿德勒将会引导病人去探索那些“目标、概念和观念”，正是它们指引塑造了她或他的生命，给生活染上了色彩。

就像现代的认知治疗者（见第十四章）一样，阿德勒让他的病人们从事精神练习，以便向他们显示出，通过构造和重构每个经验的“仿佛”世界，他们能够创造出任何想要的感觉。

有一个阿德勒的技术我曾经在治疗中运用过多次，那就是，让病人写一个“未来的自传”，从今天开始。（满可以假定我已经听过关于过去的详细叙述了。）接着我和病人仔细查看那个故事，试图看出，她希望延续至未来的感知和动机的样式是怎样的，哪些是她想要抛弃的，还有哪些是她的想象力新引入的。于是这个未来自传就和梦的工作颇为相似，只是方向是朝前的。梦解决过去的问题；未来自传“解决”未来的问题。

无论治疗如何进行，目标都在于教病人懂得潜在的情感和心理奖赏；只要唤醒了社会利益动机，它们就会来到。病人渐渐地就需要抛弃某个神经症固着，它是个自我保护策略的情结，从早期的儿时起就存在了。这个任务需要病人对于治疗者、对于世界都拥有极大的信任。

移情关系——病人和治疗者之间的强有力的情感联系——帮助病人找到勇气和鼓励，去改变、去正面地面对自卑感。移情一旦发生，病人和治疗者就可以一起面对阿德勒所说的生命中的三个大问题。病人得找到勇气，把她或他疾病中显现的自私放在一边，以便在职业、爱和婚姻、社会这三个方面去拥抱人类的责任。

阿德勒对此有着完满的认识，而且经常教导这一点：“合作需要勇气。”他还对病人作了如下承诺：“你在14天内就可以被治好，只要你遵从这个命令：每天都试着想想你如何能够使别人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