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角色

“先生”的角色

在我们转向禅的“实践”或运用的层面以前，禅对于现代心理治疗的另一个贡献也必须提及：“先生”（sensei）或大师同他的学生或门徒之间的特殊的关系。禅的这个方面是容易被忽视的，因为禅的教师并不试图让自己成为教导的中心或学生注意力的中心。禅宗里面没有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样高高在上的、有支配地位的、指导性的、权威的人物，没有像卡尔·罗杰斯那样的对可靠的救赎性的理解，没有阿尔伯特·艾利斯那样的强制性的主张，也没有弗里茨·皮尔斯那样的粗鲁不羁的古怪举动。禅宗的大师不像约翰·华生或斯金纳那样建立起一个环境，然后设定对于人类命运的创造性的控制。较之咨询室里那种文雅的安慰，禅宗大师提供的是更严酷的训练环境。425

在禅宗训练中，先生同学生是完全打成一片的。学生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对大师显示了学生的进展程度。在这种教导中存在着一种同情慈爱的品质，它没有被年龄、地位差异污染，也没有被智力入侵，或被自我的无明之火炙烤。

我的遭遇

我与“先生”这个概念的一次最生动的遭遇也许听来显得琐碎，但我相信它很能说明问题。多年以前我参加了一个日本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禅在机体和精神健康方面的应用。我们去了好几个大学，在那儿我们作演讲、听演讲，内容是禅的实践的各种应用（我将在第二十三章报道其中的一些演讲）。一次晨会结束后，我们中的一些人到一个附近的禅寺里去作些冥想练习。那是一幢美丽的18世纪木结构建筑，仍被作为禅宗活动的中心积极地使用着。

寺院的方丈对我们表示欢迎，给了我们些简单的教诲使我们能不冒昧地加入他的冥想团体。那时是七月末，室外温度在摄氏35度上下，而里面也没凉爽多少。

我们每人被分配了一个小小的高起的木台，要在那上面平静地冥思默想一个来小时。当我在我自己的冥想中越陷越深，我开始感到越来越轻松，而且显著地，感到越来越凉快了。几乎是在我知道时间快到了以前，那位训练先生拉响了他的铃，表示一个小时已经到了。我转来转去看那房间的中央，感觉美妙异常，生气蓬勃（即使我已经失去了对那“莲花坐”的双腿姿势的一切感觉）。而且我看到了什么啊：那位慈祥的老方丈正拿着大折扇站在我的身后——扇着我，脸上带着美妙的微笑。显然在这美好的一小时中他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给这位明显热坏了的美国教授扇扇。这就是我的所谓“无我性”——我竟然以为我的冥想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我已经超越了七月的东京那令人不舒服的气候；实际上是一个安静的善意举动而不是我自己的开悟使得这一小时如此有意义。

对这一事实的领会给我的自然的心灵的影响也许比那个星期任何别的事件都要大。那位方丈对我的关怀成了我那天的冥想得来的启示；它用简单而又异常亲密的方式把我和他联系在了一起。这位老僧人的无言的善意行为让我的身心充满了“定”（samadhi）——这是个梵语词，意为平静和安宁。

关于禅对于人类和心理治疗过程所具有的转变功能，弗洛姆是这样说的：426

禅的技艺同精神分析不同，它能让聚焦力变得敏锐，能给洞察力的本性投上新的光明，让我们更善于感知到什么是该看的，什么是有创造力的，什么是克服情感污染和错误的知性化运作——这些是主客二分的经验带来的必然后果。

这种针对知性化、针对权威、针对自我的幻象的激进主义强调它的目标在于完善的生活。禅宗认为，它能够加深和拓宽精神分析的视野，帮助后者获得更激进、更根本的概念，以便把握真实——它是完满的有意识的觉知的终极目标。（1960，p.140）

无！

较之安静地替学生扇扇，铃木大拙笔下的大师更倾向于抓住任性的初学者的咽喉，或者用棍子狠狠地击打学生（在正式的禅宗训练中，当学生开始走神或者打瞌睡时，棍子就被用来击打学生，唤回他们的注意力）。不过铃木也曾清楚地说过，对于学生的受教和觉醒，先生与学生间的关系是很根本的：

在此我不得不再多说一两句。一种人际关系有时是被联系到公案练习来叙述的。在公案中，大师提问，而学生在与大师的会见中着手回答。尤其是，当大师严酷地、不留余地地堵住学生的知性取向时，学生面对当前形势不知所措，感到似乎完全依赖于大师的帮助，等待大师伸出援助之手。在禅宗里，这种师生关系是遭到否定的，它被认为不能导致学生那方面的开悟体验。对此，公案“无！”（Mu）象征了终极的真实自身，学生的无意识中应当升起的是这个，而不是什么大师的形象。是公案“无！”迫使大师把学生击倒，而后者醒来时，又会去打大师的脸。在这种类似扭打的遭遇中，在它那被限定的有限的局面中，不存在什么“自我”（Self）。最重要的是，在禅的学习中不要错误地理解这些东西。（1960，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