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疗法的认知（行为）取向
谈话疗法的认知（行为）取向
要学习认知疗法，最好从1960年代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建立的社会学习理论研究成果学起。班杜拉认为观察学习是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第十三章中提到过），他将“中介变量”或内在观察学习者的概念重新引入到科学心理学中。
班杜拉确信，观察学习的机制或形式是口头的。他还反复强调，即便是小孩子，也不单单通过观察复杂的行为来学习，他们还会观察控制行为的规律。班杜拉还观察到，孩子有能力对这些行为规律作出复杂的调整，从而在自己与社会集体交往过程中，实现行为最优化。换而言之，儿童非常清楚自己观察、改变、展现社会行为和工具性行为的方式。另外，一些孩子在观察学习方面比其他孩子更机灵，这也是很好理解的。262
自我调节
机灵的孩子会在他们的环境中成为出色的操纵者。他们会快速地学会使自己的行为适应变化情况，在自我调节和自主行为变化方面也游刃有余。这些孩子在与人相处、集中注意力和完成复杂任务等方面与那些不机灵的同伴——尤其是那些被诊断患有注意缺乏和多动障碍的孩子相比，显得鹤立鸡群。
从行为主义的角度看，认知行为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是持续进行的；而不依赖特定刺激发出有机会强化的信号或从先前的经历引发条件反射。一些心理学家——如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米歇尔（参照Mischel，1973）——甚至认为我们通常所指的“人格”就是我们每个人关注、解释、剖析、归类和管制我们与环境相互作用方式所形成的独特模式。这是一种持续的适应与发现的过程。我们要让自己适应这种持续变化的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是社会学习的根本，也是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主题所在。
从社会学习理论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把心理治疗看成一种专业的、有教育意义的、有客观标准的社会学习。与精神动力理论框架完全不同，在传统的关系聚焦的精神动力疗法中，病人的无意识涉及人格面具（或者说是分析师的潜存意象）。在移情关系的作用下，情绪的矫正学习体验应运而生。来访者在治疗过程建立的关系中测试自己过去的想法，从而了解真实的自己，对自己有更新、更有建设性的认识。
而在行为疗法中，来访者自我意识的建立显然不仅与治疗师有关，而且涉及职业、家庭、爱情和社会的状况。在行为分析中，了解和处理这些状况是来访者与治疗师或治疗小组之间共同的主题。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来访者将自己对所处世界的应变性的设想清楚地表达出来，然后以各种方式改变行为，看结果是否变得更完美或有所改善，用这种方法可以测试自己的设想是否正确。大致上，自我显示中那些产生积极影响的结果会被“强化”和巩固——它们在将来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而过去的思维、认知、统筹、行为和关联的方式则逐渐淡化，被更多的有益行为取代。263
自我效能
班杜拉解释道：这一过程是所有人际交互所共有的。人们当下的交互建立起类化预期，这样就可以预计各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运用自己的能力控制这些结果。这种对个人效能的类化预期被班杜拉（1977）称为自我效能，它是外界刺激与生物体继发反应之间的媒介和联结。
宋某的羞怯问题 想象一下，有一个姓宋的人很害羞。她觉得与陌生人交流相当痛苦，在迫不得已与自己不认识的人交流的时候，她对自我效能的期待值很低。换句话说，她觉得自己不能够（或者不知道如何能够）在这种社会情境下正确行为，并尽可能地避免负面结果。在对宋某的羞怯感的环境决定因素做出分析后，我们确定，她这种低自我效能的感觉是非常普遍的。
如果我在接受宋某咨询时问她和兄弟姐妹在一起时是否害羞，她也许会像看一个外星生物一样地看看我，然后告诉我，与兄弟姐妹交流是完全不同的。简而言之，她与家庭成员交流的时候对自我效能的期待值并不低——就跟我们这些处于相同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宋某只在有陌生人出现的场合下“羞怯”，或感到缺乏自我效能——也就是当她知道自己被要求与不熟悉的人交谈时，她才会这样。
如果宋某配合的话，她也许还会告诉我她的羞怯感在某一种刺激下会更强烈，比如和一群不认识的处于大学年龄的男男女女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在和不认识的老师或工作单位的陌生人讲话时，她的羞怯感就不会这么强烈了。
作为一个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师，我可能会要求宋某解释她为什么在与单位的陌生人交谈时相对感到安全和自信。她在工作单位的安全感是源于那里的物件或人吗？还是因为当她为不领情的老板卖命工作的时候她就成了“另一个人”？无论她怎样回答，我都会对她在那种环境下对成功的期望和对自我效能的感受重新作出解释。我会告诉她，她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微笑、眼神交流、提问或回答、主动帮助别人等社会行为完全可以在参加心理学专业学生的校园野炊时使用。264
那么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宋某会告诉我，我不理解她面临的问题，她的处境很不一般，她从来就不会处理社会情境，而她的工作环境并不是一种社会情境。我会问她，工作环境有什么不同？陌生人就是陌生人，难道不是吗？在不同的地方，宋某不还是宋某吗？难道她人格分裂，而我却毫无察觉？
于是宋某终究会掉入我的治疗“陷阱”，她会告诉我，当她处于工作情境时，她感到非常安全、自信。我会暂时忽略宋某在其他社会情境下感到彻底无望这一事实，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她总是在那些情况下感到彻底无能为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点上，“负面”信息与帮助她解决问题的有效干预手段无关。
问题在于为什么她在工作中感到安全、舒适、高效。宋某起初一定会说她也不知道，搞清这类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我的工作。但是我会继续迫使宋某回答她是怎么知道自己在工作时是安全的、有能力的、高效率的。宋某最后会回答：身处工作情境时，她相信、并期望自己能够控制环境，并给她的顾客、同事、上级以及她自己带来理想的结果。
用班杜拉的术语来说，宋某之所以能够在工作环境中消除焦虑感并有效地工作，是因为她在那种环境中体验到了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的机制被认为是所有认知行为疗法中最为有效的自我展示和自我管理的基础。用更为专业的术语来说：“自我效能被看作是一种调节所有心理变化进程效果的机制，即这些进程被假定为有效，是因为它们调动并巩固了来访者对个人效能的期望。”（Fishman＆Franks，1992，p.170）
再看罗布 让我们回头来看那个害怕电梯的学生——罗布的案例。普通的行为疗法会这样解释：罗布与其母亲在一架拥挤的电梯里离别的创伤经历造成了他的恐惧反应条件，在几年的时间里恐惧对象泛化为所有的电梯；此外，电梯和焦虑之间巴甫洛夫反射式联结在一步步进行的放松与渐强的电梯刺激的配对练习中被系统化的去条件作用逐渐减轻。
要是罗布是一个“好的”（被动的、顺从的）来访者，以上这种解释能够令人满意。但罗布是个“坏的”来访者。他没有按照要求去做；他开始时还遵医嘱，但几天后他就跑到芝加哥自我治疗去了。罗布用专业的方法让自己经受一系列“冲击”的试验，通过“冲击”自己的神经系统来消灭恐惧条件反应。认知主义对此的解释为：罗布在做放松练习的过程中，在自己与电梯相关的唤醒水平上培养了一种微弱的、可高度概括的自我效能感。通过十几次左右的放松练习训练，罗布（像其他大多数的来访者一样，但可惜不是所有来访者）发现自己可以任意地放松自己。然后，他站在图书馆里的送货电梯前对自己说：“我能够坦然地看着这个小电梯上上下下了；事实上，我甚至能够一边看它一边放松自己”，当罗布明确地向自己传递了这条自我效能信息后，他又给了自己一条新的信息，像这样：“我可以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到处转转，寻找大些的电梯，然后放松自己，直到我能够像这个国家里其余2.6亿人一样，安然自得地乘坐电梯而不至于尿裤子。或者，我可以直接找一个200英里之内最大的电梯，然后征服它。”265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更像一个行为疗法治疗师还是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师，你可以问问自己：“你觉得罗布是成功地消除了对电梯的条件反射，还是站在图书馆里看着书籍上上下下的时候意识到了自己能够克服童年时因电梯产生的恐惧？”我更倾向于自我效能的解释，但我也认为我们谈到的系统脱敏、放松和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可能对罗布恢复都是有益的，这些都帮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消除了乘电梯时莫名的焦虑和不适感。我怀疑，许多人在生活中多年体验着无精打采、笨拙、无助和失败的感觉，他们都能从中挖掘出自我效能的纯粹的意志力量。
认知疗法的六条假说
介绍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拓宽这一话题的讨论内容。肯德尔和班密斯（Kendall＆Bemis，1983）认为，认知行为疗法有六条较为突出的假说：
●人类对现实的认知释义所作出的反应，要胜过他们对现实的客观特征作出的反应。
●人类的大部分学习都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
●思想、感觉和行为互为因果，主要为循环因果。
●态度、期望、归因、范畴及其他认知活动构成了的行为基础——包括正常的、病理的、治疗的。
●认知过程可以被转化为可试验的行为科学表现，研究现实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
●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师的任务是扮演诊断医师、教育者、技术顾问、估税员、令人厌恶者、教练和导师的角色，他们通过这种方法帮助来访者设计学习经验，从而改善功能失调的认知和相应的行为、情绪方式。
以下的一段“概括”是亚伦·贝克（Aaron Beck）所写，他是认知主义的主要拥护者之一，在这段话中，他用叙述的方式解释了这些假说。但要注意的是：贝克把原因的构成归于认知，而肯德尔和班密斯（Kendall＆Bemis，1983）以及我却认为思想、感受和行为都是彼此之间相互创造、相互强化的：266
认知疗法建立在人格理论上，它认为人们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感受和行为。这种疗法要求治疗师与患者合作，过程包括实证调查、现实测试和问题解决。患者适应不良的释义和结论被当作可测试的假设。行为实验和口头操纵被用来检验各种可能的释义产生的结果，证明某些释义会产生不良后果，支持能够得到较好结果的观念，从而实现治疗上的改变。（Beck＆Weishaar，1989，p.285）